不负诗酒不负青春

    在昆明，要找一条写满了青春故事的街市，一定是圆西路。圆西路得名于圆通山，是著名的小吃街。这条街像一根扁担挑着两个箩筐，西头是云南大学校园的教学区，东头是学生宿舍区。从早到晚，圆西路上的大学生鱼贯而进，鱼贯而出，青春鲜艳的色调，欣喜且忧伤的脸朵，鬓云涌动。我偶尔想起《西洲曲》里的句子：“单衫杏子红，双鬓鸦雏色。”

    我最早在圆西路露脸，是1984年9月。时我初进省城，就开始在这条街上晃悠。尽管这小街没有霓虹灯，但心里还是闪亮了。1980年代的大学生，被称为天之骄子。考上大学，似乎将来就是个“劳心者”，不但衣食无忧，还可以“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1980年代的青年，有人确实怀揣着理想主义。也不仅是青年，垂垂老矣的“归来者”，也会催发枯木逢春的激情，而且当真了。

    我们这些理想主义青年，是看不起庸碌青年和“精明”青年的。理想和激情需要语言表现，需要行为配合，于是我们写作，组建文学社，办油印刊物，学鲁迅呐喊，学金斯堡嚎叫，崇拜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像嬉皮士留长发，穿大皮鞋，喝酒，弹吉他，郊游，唱《我的中国心》，可怜庸碌青年们的阿Q人格，鄙视精明青年们计算而后算计的人生观。

    校园里有条著名的银杏道。我们的文学社成立于1983年，取名银杏文学社。首任主编是诗人于坚。文学青年们传颂着于坚的一则箴言：“像上帝一样思考，像市民一样生活。”文学社的领导班子换届频繁，几乎一年一任。轮到我干，已经是第四任社长。文学青年们也传颂着我的一则箴言：“活着，做一个人，然后写点什么。”当文学社的主要领导不易，不仅要自己掏钱请文青们喝酒吃肉，还要自己掏钱办活动、搞接待——登文坛难，自己认为已登上坛去了，稳了，但那坛上的光鲜，也还是需要“维护”的。

    有一回，一位“后朦胧”女诗人访问昆明诗坛。诗坛把这一重要的接待任务交给了我。那时我上大三，正值暑假，天天在宿舍里啃休谟的《人性论》，想把诗歌写得“深刻”，据说诗文是一定要载道的。教师天天告诫我们，写作一定要往“深”里“挖掘”。刚好，女诗人来，可以跟她请教如何写得深，写得阔。晚上喝酒，谈起“挖掘”的话题，想不到女诗人说，“要写得浅”。我以为酒不够，再上土酒，整了个半醉，可她还是说，“要写得浅”。这回倒是把我整懵了也。我还没有“深”下去，怎么又流行“浅”了。翻读她的诗作，的确是直接、明白、平涂化的口语，把词语洗得很干净。我想模仿着写两首，可一下笔，语词总是带着句子往“深处”去。忽然觉得，要把一个词从某个深渊中拖回来，如在原野拖一头牯子然。

    我校文青的喝酒吃肉活动，一般都安排在圆西路进行。这里的伙食不但便宜，且可以依窗鉴赏过往美人。圆西路东头有个餐馆叫园西饭店，曾经是这条街最大的一家。我们经常通宵达旦地在这家餐馆里喝酒，唱歌，谈保罗·塞尚、凡·高、T·S·艾略特、巴勃罗·聂鲁达、路易斯·博尔赫斯、西尔维娅·普拉斯等等，也朗诵自己的新作。饭店老板人很好，一直陪着我们到深夜，有时还会跟我们喝两盅。我们喝高兴了，时不时会砸他的钢化玻璃杯，他也无所谓，只是笑笑，又笑笑，笑容有点僵硬地停在脸上。我们喝狂躁了的时候，老板偶尔会来抚摸一下我们的脊背，有时点头说“嗯，有骨”，有时笑着说“悠着点，不急”。无论我们谈理想，谈美梦，或吹酒仙李白、醉侯刘伶诸喝酒先贤，或臧否诗坛人物，饭店老板从来不插嘴，照样憨憨地笑笑，又笑笑，笑容收起，接着数抽屉里的票子。

    我们组织了一个银杏吉他队，边喝酒边弹唱流行歌，也唱自己创作的歌。“酒干倘卖无”“啊朋友再见”“在希望的田野上”是一定要唱的，胡德夫、罗大佑、齐秦、崔健肯定会唱，自己创作的银杏文学社社歌，是压轴的吉他曲目。歌词大意：“走，到西部走一走；看，到西部看一看；敲，敲岩石的门；吹，吹高原的风。那里有我们的梦幻，那里有我们的追求，那里有我们的天空……”吉他轰鸣声，歌声，酒杯碰撞声，灌满了月光下的餐馆。好几次喝完酒，才发现兜里的钱不够，于是，我便把身上取得下来的唯一一样贵重物件压给老板，那是父亲通过熟人给我买的一块日本产夜光双狮表。老板把表锁在抽屉里，等我打零工弄点钱来，再把双狮表赎回。我打过几份零工，其中一份是到翠湖东路的卢汉公馆做花工，每天伍元钱，去就有。挖地，栽花，除草，浇水，施肥，农活于我都不在话下。

    昆明文青的小酒局主要喝三种酒：啤酒，散装粮食酒（包括泡酒），本地瓶装白酒。泡酒有木瓜泡酒、青梅泡酒、枸杞大枣泡酒、毒蛇泡酒等。在云之南，似乎什么都可以泡酒喝。昆明有一种瓶装白酒是彩色的，有翠绿、粉红等颜色，是一家农场酿的“肥酒”，其实也是配了中药材的泡酒。至于酒的颜色，比如绿色，那是用青竹叶、绿茴香等煮水调配的。而“肥”的含义，据说，是将肥肉浸泡到酒里去窖藏而得。饲料猪时代的青年，很难理解饿肚子时代的人们是多么喜欢肥肉，渴求油水。我们喜欢喝散酒，劲不大，可能是掺了水的。而肥酒劲大且贵，不是随时喝得起的。

    不管喝什么酒，一个文青酒局里，常常会喝倒几个。喝倒之后的麻烦是，爬不上宿舍区的铁门，只好寄宿于别人的屋檐下等待天明。有时候喝醉了，几个文青会去足球场上谈心。年轻的心尚且没有生出老茧，还可以谈谈，还可以憧憬人生之路。这种集体醉酒等待天明的青春之夜，肯定会谈文学。记得有人说：“不是说喝了酒进入迷狂状态之后，灵感就会来么，我迷狂，反复迷狂了，灵感怎么不来？”我说：“可能是柏拉图搞错了，历代教师跟着一错再错。”刚入文学社的小文青又问社长：“灵感不来，可以写诗么？”社长答：“可以。”文青：“那我就放心了。”

    我们的文学活动也跟郊游一起干。我们喜欢登上长虫山去喝酒。长虫山又叫蛇山，是昆明的龙脉和最高峰。白酒是拎着上去的，啤酒是一箱箱扛着上去的。好像去造访诗神，得带上她喜欢的礼物。每次登顶，都要照集体照；都要大喊几声，排泄青春力比多。我干社长期间，有一张登长虫山的照片，依着一块巨石，我站在中间，群众文青站在周围。我举手挺胸，指着远方。文青同学们说：“这就是文学的方向。”

    喝酒复喝酒，我们都有过青春之约。都说过青春永驻，不准反悔。从一张文青的嫩脸，晃悠到老脸，尽管没有弄出什么理想主义的名堂来，但“活着”，是已经“活着”了。多年后，我在大街上偶遇那位不修边幅的文青。问：“还在写诗么？”他说：“还在写。”笑问：“登上文坛了么？”他说：“还没有。”云下的两张脸，都有些苍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