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年全集》的当代价值试析

    张海鹏主编的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刘大年全集》共16卷，收录刘大年文章、著作、日记、书信、笔记、随笔、回忆录、访谈录、诗集等类已刊和未刊文字，编入年谱、论著目录、图录等，附录时人评论与研究，约680万字。该书秉承实事求是原则，信息量大，且图文并茂，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收藏价值等。

    《刘大年全集》对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姜涛曾经指出，刘大年治学的主要特色在于他是由中国传统文化直接转向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新史学五大家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五老”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前后曾赴欧美日留学或游学不同，刘大年在奔赴延安之前并没有出国经历，其主要的教育经历是私塾、国学，受新式教育或者西学影响有限。但他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就保持了一种开放的学习态度，国外有关马克思主义的译著，包括日本的，成为他学习的重要参考资料。他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期间，养成了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良好学风，毕业即奔赴抗日前线，成为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战士和宣传干部。抗日根据地的宣传工作，一方面使他有很好的机会阅读敌我双方的资料，培养了全面准确分析把握国际形势的能力；另一方面，为更好地向晋察冀地区各阶层宣传抗日，也锻炼了他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能力。抗日战争胜利后，他逐渐转向史学研究工作。新中国成立前，刘大年在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革命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新中国成立后，他一直坚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相结合，在史学研究中弘扬中国传统治史方法，坚持唯物史观，着重阐述近代中国历史演进规律，对社会主义具有坚定的信念。现在看来，要做到这样，其实并不容易。首先，新中国开启了近代以来中国最大规模的现代化进程，在现代化进程中，特别是在前17年，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本色有相当的难度，尤其是不易为当时的年轻一代所理解，刘大年曾多次因为保护“旧派学人”而受到批判。其次，苏东剧变后，坚守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也不容易，其中涉及到复杂的历史与现实问题等，如，现实中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低潮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层次转型是否影响到对近代中国革命历史的研判等。此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国内外学界都有着不同的看法，且不同时代侧重点也不尽相同。刘大年的看法也有发展变化，但始终坚持照唯物论思考，且特别关注其中的辩证联系，从未将三者割裂对立起来看。

    该著有助于推进以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中国近代历史。刘大年的史学研究主要集中于中国近代史领域。他的处女作和成名作是《美国侵华简史》，绝笔是《评近代经学》。前者是研究中外关系，近现代中外关系始终是刘大年关注的重点。后者有针对外国学者的一面，国外学者的观点和看法常常引发他进行学术思考。他的那些影响深远的学术论著，大多具有复杂的现实国际背景，这与他主张将历史与现实都视为一个内外联动的整体运动有关。一方面，就具体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而言，他特别关注外部势力对近代中国发展的影响，也特别关注近代中国内部工业化、近代化的动力和样态，并将二者结合起来进行理论思考，以探讨世界由分散走向整体后的中国历史发展动态，揭示中国内生发展动力与外部力量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另一方面，就中国近代史研究方法论而言，他特别关注国外的研究动态，既能够汲取境外研究成果中的合理内涵，也能够对境外研究成果进行批判性思考和辩证思考，其中，1963年他在《历史研究》上发表的《中国近代史诸问题》和1985年在《历史研究》上发表的《论历史研究的对象》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两篇文章中都列举和评论了众多国外学者的学术观点。总之，《刘大年全集》所辑录的内容，具有丰富的将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结合起来进行理论思考的思想，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一个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宽阔的研究视域。这种研究视域，既与他是近代中国历史，特别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历史的亲历者有关，更与他常常站在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高度来看待历史与现实问题的走向有关。从学科交叉的角度看，他立足于中国历史学科，同时又兼顾世界历史学科，把近代中国历史研究置于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长河中进行考量。如，《论康熙》讲的是中国古代史问题，但他通过共时性研究，比较了同时代几个国家的情况；而该文的立论，实际上是针对20世纪以来中外不同史家的观点，又与近现代历史结合起来了。正是因为学术视域开阔，选题有现实针对性，他的论著往往能够在国内外产生较好的学术影响和社会影响，从其处女作到绝笔多次被苏俄、日本史学界所译介即可见一斑。

    《刘大年全集》对于深化中国史学史与史学理论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刘大年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史学理论家、诗人和社会活动家。新中国成立后，他长期在中国科学院从事学术组织工作，参加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共中央高层规划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特别是历史学的许多重大活动，多次出国访问，并在国内接待国外科学家，是改革开放前历史学国内和国际学术交流的重要参与者。改革开放后，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多次以历史学家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身份出国讲学和参观访问。他以近代史研究所为家，重建中国史学会、筹建中国孙中山研究会和抗日战争史学会等学术平台，创办《近代史研究》和《抗日战争研究》等专业刊物，主办国际学术会议，继续引领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引领中国历史学走向世界。《刘大年全集》增加了许多未刊资料，提供了刘大年学术活动的基本线索，考证了不少史实，这对于全面准确地审视新中国史学史和史学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首先，刘大年的史学研究成果体现了较好的传承与创新，结合全集中的相关未刊资料考察刘大年的论著，有助于深化对刘大年史学思想的认识，进而从阶段性与连续性相统一的角度把握新中国史学史和史学理论的发展轨迹。其次，刘大年是在史学领域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重要代表，其学术活动涉及新中国史学发展的诸多纵深方面，是了解新中国史学思潮、流派、现象与新中国史学、史学理论一体多样形态发展演进的重要资料。再次，刘大年是新中国史学国际学术交流的重要代表，他的出访日记等未刊资料记录了很多交流互鉴的细节，有助于深入了解国外史学思想对中国史学研究的影响以及中国史学对国外史学的影响。总之，在20世纪下半叶中国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构中，刘大年以其丰富的研究成果和学术关联，在近代史研究领域起着非常重要的引领作用，其中的一些作用以往受资料局限等尚未充分认识到，《刘大年全集》的出版正好可以从资料性、学术性等方面起到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