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并不专门研究所谓网络文学,但我很关注一般网络文学的问题和现象,甚至,我在电脑键盘操作还未基本熟练的时候,在电脑知识基本无知的时候,就已经几乎是直觉般地意识到了网络技术和网络时代的革命性,并开始了对于网络文学现象的关注和探讨。
第一次较为正式写作网络文学问题的文章,应该是在世纪之交的1999-2000年,后来文章发表在《钟山》。文章写到大约六千字时,因为忘记了按下保存健,文稿全部遗失。懊恼之心几乎到了生无可恋的程度。但我告诉自己,深呼吸,别懊丧,不是大事,趁记忆尚在,马上开始重写。于是,我几乎立即开始了回忆重写。进展非常顺利,终于很快完稿。从此,我在心理上适应并开始了网络写作生涯。作为一个害怕机械的文科专业写作者,也就是一个通常说的菜鸟,这是一个战胜心魔的过程。我闯过了这道坎。特别是,我把一稿而就的纸媒写作习惯搬到了网上,还附带增加了方便修改的好处。
更重要的是我的一种认知和观念。虽然我最初并未充分认识到互联网新媒体的新文化-新文明意义,主要还是技术性地看这个工具价值,但有一点已经很清晰了,即传统经典的核心价值地位将不可避免地趋向消亡,以传统经典为核心价值标准的文学史将发生终结性的改变。这是作为工具文明的互联网新媒体的技术革命后果——技术的革命产生了超越技术范畴的普遍性的文化和文明结果。不管是从积极面看,还是从消极面看,有一个事实都很无情又很无奈地同时出现了:如果传统经典不能主要通过网络传播和再生产意义价值的话,经典核心构成的传统必将无所支撑而衰微。丧失了网络新媒体支撑的有效阅读和传播人口的文化,如同丧失了内容生产的机制和扩大再生产的资源与市场,在网络时代只能被边缘化,最好的命运是靠学院教育的刚性制度维护,或博物馆形式的文化遗产保护,真正社会层面的价值实现就将受到前所未有的限制。这是我的担忧和自怜,我出身于经典传统。但眼看着我的价值标准就要在眼前坍塌了。未来真的开始离我远去,把我留在了历史的遗骸中。
所以,即便受制于具体的技术水平,理论认识上我因受刺激而完成了一个重大转型。网络新媒体开启的是一个新文明时代,而非仅是一种工具或文化的新生。网络技术标志着人类生产力水平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这显然是一种文明水平的划时代提升,而非仅用工具水平所能衡量的技术性变迁。这种认识主导了我对网络时代、网络文学或者说网络语境中一切文化创造的考察、研究和评估的态度。尤其是我对网络文学的形态和生态有了一种基本的宏观面认识与把控的认识论框架和价值论眼光。在一个长时段历史中,网络技术会是一切问题的引领性主因。利益和价值博弈将围绕或由技术因素来决定。换言之,权利归属和意识形态消长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强了,甚至不可预测。
因此,我的第二个认识转型就是,网络改变的是人际政治关系,也就是权利支配的地位关系。我有过一个形象的比喻,纸媒时代的政治和权利关系,犹如“纸牌屋”里的传统密室政治,既容易被少数人所操控,也方便了强权政治和独裁者的诞生。这种“纸媒阴谋”在网络条件下很可能遭遇滑铁卢的“阳光”。纸媒的集权性部分地会被网络所瓦解,网络是来“分权”的。从权利的占有性来讲,网络是纸媒的天然敌人。但是,网络代表了新文明的诞生,纸媒不得不出让自身的权益,否则结局也是一样的。网络开启了一个权利分众化的政治文明时代。我觉得甚至还不能用传统政治的“民主”概念来界定或衡量这种权利分众的政治生态。必须引入一个概念来描述和认识这样一种因媒介变化而产生权利政治变化的状态。我以为就是博弈的概念。我不讨论政治,仅就文学而言,网络时代、网络语境中的文学生态,最主要的就是纸媒文学与网络文学的权利博弈。从此以后,文学的形态和生态,主要就区分为纸媒和网络两大块。未来的文学经验、审美趣味、生产机制、价值观念等,取决于这两者的博弈结果。只是因为技术面上的问题尚未见有效解决,目前情况是技术水平仍在可预见的发展,这种博弈的结果自然也就无从预测。
有了这些宏观认知后,联系我对世纪之交中国社会转型的判断(比如我提出过一个“千年之变”的看法),联系我对新中国文学国家制度刚性特征的探讨(我认为新中国文学就是一种制度性的国家文学),联系我对新时期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学生产机制的研究(如有关“80后”文学代际的文学史标志意义等),我试图将网络文学的研究置于传统文学史的流变、新文明文学史的新创这样一种特定“叠加”的文学生态视野之中,注重的是各种“关系”的时空向度探讨,而不是单向度、线性的描述和判断,更避免冲动的价值定论或立场选边。就网络文学迄今的形态和生态的创造而言,我并不排除专业技术分析的有益性甚至必要性,但认为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更新思考尤在首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首当其冲的是建立一种宏大思考的眼光。既回顾历史来路,更须看清未来去程,以现实经验的理性指引、展开脚踏实地的当下研究。以我的专业个案探讨举例,我对中国当代文学史料的一系列看法,或许就是上述理论认知的一种自我学术践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