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虞山之风治虞山之学

    《虞山派与明末清初的学风》为河北大学文学院周小艳教授博士后出站报告。身为同门师姐，捧读这本厚重之作，大有“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之感。周小艳有着超脱于当代浮躁学风之外的潜心学术之心，真正谨遵詹福瑞师之谆谆教诲，深为我辈慨叹。

    本书的立意在于从虞山派的视角探讨明末清初之学风的转变。虞山派的领袖钱谦益向来为争议颇大的人物，其人格一直为人所不齿，而自古文人皆有以人存文之倾向，因此对钱氏学术之功的评判多有偏颇之处。小艳以此为研究对象显然具有一定的风险和挑战性。从研究基础来看，前人虽有名为《明末清初的学风》（谢国桢）之专著，亦有专论虞山派诗学的专论（胡幼峰，《清初虞山派诗论》），以及罗时进先生关于虞山派的系列论文，但将虞山派与学风相关联，进行如此体系完备、阐论周全的论述，为周小艳的创新。然而材料的梳理只是一方面，本书亦有非常强烈的问题意识。众所周知，明代学风偏于蹈空，清代学风偏于核实，一般人仅仅止于这一大略的认识。实际上，两种学风路径的转变绝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周小艳关注到学术史往往将此功归于顾炎武、黄宗羲等人，而早在此前，已有杨慎等人零星对宋明理学空疏提出质疑，及至虞山派领袖钱谦益，“沉潜载籍、博通经史，于诸多学术领域均提出了具有先导作用的理论主张和学术实践，影响四海，以常熟一地的学风带动了明末清初学风的转变”，终成磅礴之势。这使得人们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更进了一步，其结论是颇具说服力的。

    全书四章分别从虞山派经学、史学、诗学与藏书几个角度，以考论结合的方式，论述了虞山派与明末清初学风之关系，框架结构严谨，逻辑清晰。虽分章论述，其各章之间又有着互相参照的关系，其中第二章“虞山派史学与明末清初的学风”所述六经皆史、经经纬史、史诗互证实为全书的枢纽，其中绝不仅仅是史学观的研究，而已经牵涉到经学、诗学。正如作者在结论中指出的，虞山派“打通了学术门类之间的壁垒，使各个学术门类相互融通，相互借鉴，而且将所有学科统一于传道解经的大的历史范畴之中，赋予其经世致用的历史功效。经可入史、诗可入史，史亦可以入诗、文亦入诗，经学和诗学、文章学既可为史学提供文献，亦可为其提供学术方法；同理，史学之方法亦可用于经学、诗学和文章学中。”这一观点使得全书学理清晰，厘清了过去比较模糊的认识，弥补了学术史对这一时期学风转变细节的梳理和阐释。虽然作者以派别的统一性立论，但论述过程中却也不乏对虞山派不同文人之间观点的细微分歧做出辨析，显示出同中之异。

    总体而言，作者认为：“明末清初恰处于两种学风转变的当口，既因袭了宋明理学重义理的特点，又表现出对宋明空疏学风的批判。于承继的层面上来说，明末清初之学风处于宋元理学与清代考据学的转折点上，其既不似宋明理学之纯讲义理，又不似清代考据学之为考据而考，而是在继承义理的基础上融入考证的元素，使义理与考据相结合。于批判的层面上说，明末清初之学风乃‘对于宋明学一大反动’。”这一论述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颇为精到。

    本书研究涉及经学、史学、诗学、文献学等诸多领域，已超出了小艳所长的文学批评史研究、明清文学研究的范围，为其本人学术研究的突破，亦非普通的青年学者所能驾驭。全书给人的总体印象是于文献考据颇为用功，无征不实，除了从钱谦益、冯班等虞山派文人的别集中征引了大量的资料外，还做了不少图表统计，如第一章第三节为论述冯复京的广征博引、分类精细、详于考证，做了《六家诗名物疏》征引树木分类统计图、《六家诗名物疏》与其他著作分类比较图、《六家诗名物疏》各条卷目考辨条目图，可谓扎实。因而本书的研究本身也有虞山派之风，义理与考据结合之法与研究对象本身相得益彰。

    阅读本书也有一遗憾。笔者颇为好奇的是，虞山派对明末清初学风推动贡献巨大，而与前人所述顾炎武、黄宗羲等人的功绩之间是何关系，若有后续的修改，补充说明恐能锦上添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