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静的顿河静静地流——肖洛霍夫素描

    在顿河畔出生的肖洛霍夫，17岁时到莫斯科闯荡，1926年莫斯科一家出版社出他的短篇小说集《顿河故事》《浅蓝草原》。不难发现，在纷繁复杂的斗争里，被聚焦的人物身份是变动的，但其基本面貌却清晰可辨：受到压迫的年轻人，一心往新的社会，为此而不惜流血流汗，甚至牺牲生命。

    肖洛霍夫的早期作品包含了大量值得挖掘的社会性的、精神性的信息。在《野小鬼》中神父的儿子维吉卡骂红军战士的儿子米什卡是“野小鬼”。这里孩童米什卡乃是作家肖洛霍夫塑造的自传性形象。肖洛霍夫的母亲娜斯塔西娅被曾霸占她的地主少爷嫁给了村长库兹涅佐，她不堪忍受后者打骂凌辱，跑回父母身边。在顿河地区打工的亚历山大·肖洛霍夫与她由相识到相爱，1905年5月23日，他们的儿子、未来的作家米哈伊尔出生了，但当时他却只能跟娜斯塔西娅合法的丈夫姓，即姓库兹涅佐夫。直到2012年库兹涅佐死了后，米哈伊尔才认祖归宗，获得了“肖洛霍夫”这个姓氏。作品中的小主人公叫米沙，这正好是作家自己名字米哈伊尔的爱称。通过米什卡被辱骂的经历，作家吐露了自己童年所受的欺凌。这就布下了他一生创作的精神红线：对被侮辱被欺凌的人感同身受，济弱扶倾成为了他的作家使命。

    在这些早期短篇小说中可以明显地发现，肖洛霍夫在尝试多副笔墨并用，多种风格交错，以对残酷的描写为例，就呈现出“有情之笔”和“无情之笔”的对比和反差。在《胎记》中，大自然一方面与人世相悖逆。这篇小说有若干处对自然景物的抒情性描写，最后则是父亲阿塔曼认出了被自己杀死的儿子，大自然的清净明丽妖娆多姿，令人间的黯黑污龊躁动癫狂益发显得荒谬。在《阿廖沙的心》中，叙述者以不带任何情感的笔触直陈阿廖沙目睹姐姐波尔卡死于邻居玛尔卡奇哈之手，冷峻的笔触不能不令人叹息世道之颠倒、人寰之酷烈。这就是饱含大悲的“无情之笔”。

    1928年23岁的肖洛霍夫发表了《静静的顿河》第一二部，1940年其余两部问世。在我看来，《静静的顿河》中隐含了两套既对立又统一的话语。首先是关于真理的话语。肖洛霍夫自己曾经这样谈论这部小说：“多数人则靠近了苏维埃政权。”哥萨克经过痛苦的历程走向社会主义确实是小说的主题之一。其次是关于人的魅力的话语。作家说，“我在葛利高里身上就想表现出这种人的魅力。”在这套话语中，叙述者服从审美的律令，叙述的聚焦点是人性的存毁，或关注体现人性魅力的人物，或着墨于人性的泯灭的痛苦过程。

    《静静的顿河》包含两组人物：第一组：科舍沃伊、施托克曼、加兰扎、本丘克、伊凡·阿列克塞耶维奇、波乔尔科夫，这是红色的人物；第二组：葛利高里·麦列霍夫、彼得罗·麦列霍夫、利斯特尼茨基、福明，这是白卫军或叛匪。如果仅仅遵从真理话语的历史伦理标准，《静静的顿河》应该表现第一组人物奋起战胜第二组人物。但是在《静静的顿河》中，居于作品中心的是第二组中的葛利高里，而第一组中的人物，除了科舍沃伊而外，在作品中时隐时现，稍纵即逝。

    在葛利高里和科舍沃伊同时出现的场面中，叙述者情感距前者近，而离后者远。在别的一些场景（比如葛利高里目击的波得捷尔柯夫砍杀柴尔涅曹夫等场面）里，代表历史进步趋势的人物被叙述者冷落，而葛利高里却成了叙述的聚焦对象，获得了叙述者的同情。这是因为在这里历史伦理标准被悬置，代之以审美标准。对审美价值的张扬，自然凸现了人的价值，也就导致了对残酷行为的绝不宽容。肖洛霍夫对战争中的残酷行为大加挞伐，不管行动者处于什么阵营。作家揭露葛利高里在其兄被杀后命令叛军滥杀俘虏的罪行，也不回避红军红色哥萨克中的马尔金、波得乔尔科夫们的暴行。彭楚克在顿河革命军事委员会革命法庭当执法队队长，每天半夜到城外去处决犯人，其中有很多是无辜的哥萨克劳动者。当时他形容枯槁，神情恍惚，甚至丧失了性功能。可推掉这差事后，他又能与恋人共享春宵了。济弱扶倾就成了贯串这部小说的一条红线。

    《顿河故事》和《浅蓝草原》与那个时期流行的小说一样，红军、贫穷农民都是正面形象；白军和富裕哥萨克或凶悍狠毒，或贪婪无耻。在《静静的顿河》中肖洛霍夫转了180度，叙述者拒绝这种“成人童话”式的“红必善”“白必恶”的固化公式，他采取了更为复杂、辩证的态度：既肯定哥萨克走向苏维埃的历史趋势，又关注人物身上的“人的魅力”。惟其如此，《静静的顿河》才克服庸俗社会学的藩篱，成为了文学经典。

    《被开垦的处女地》（1932—1960）也包含两种话语，其一是哥萨克走向集体农庄的话语，其二是人的情感的话语。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这部小说颇受俄罗斯文学界质疑。这是因为研究家们并未留意肖洛霍夫的第二种话语。

    20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可以分为两个大的板块：首先是红色文学，这是中心文学；其次是由“回归文学”与“俄侨文学”构成的边缘文学。肖洛霍夫的主要作品既有属于中心文学的内容，如《静静的顿河》中哥萨克走向苏维埃政权的历史轨迹，又有属于边缘文学的内容，如书中对红军中某些人的扰民行为的暗示，对葛利高里的正面塑造。《被开垦的处女地》也是这样，前一话语与中心文学是顺应的，第二种话语与边缘文学是相似的。

    80年代中期因《被开垦的处女地》有人质疑肖洛霍夫的人格，其实有一事件足以为他“正名”。肖洛霍夫本人在这次大饥荒中多次给国家领导人写信呼吁，为两个区的乡亲要来了救命的口粮。作为真正的共产党人，肖洛霍夫希望革命和建设中尽量避免“过火行为”，他的作品和他本人都以济弱扶倾为己任。

    肖洛霍夫的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1956—1967）蕴藏着宏深之旨。不妨假设《一个人的遭遇》是交响叙事曲的总谱，叙述者让主人公陈述了自己在和平生活和战争中的经历，这是叙事，这构成了小说叙述的旋律；作品又利用了“人”和“遭遇”的多义性，利用对主人公的命名，来构和声，这就是隐喻。

    首先，《一个人的遭遇》的内在戏剧性在于，作为旋律，安德列·索科洛夫的自述由和平乐章和战争乐章构成，在这两个乐章中索科洛夫判若两人。在和平乐章里索科洛夫不过是普通人，他有着人所共有的欲望和需求。挣钱盖房子，娶妻生子构成了战前他生活的主要内容。战后，他对亡妻和孩子的思念和眼泪成了生活的主要内容。在战争乐章里，索科洛夫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小说主人公的姓和名都是隐喻性的。他的姓索科洛夫（Соколов）的词根是“сокол”。“сокол”的意思是鹰隼，即猛禽。Сокол在俄罗斯的民间诗歌中指“勇敢英俊的男子”。主人公的名字安德列也饶有寓意。安德列（Андрей）是基督的十二门徒之一。在俄罗斯最早的历史文化著作中《往年纪事》（12世纪初期）安德列则是到黑海边传教的门徒，他祝福了未来的基辅。彼得一世确定安德列旗为海军军旗，他所颁发的安德列勋章成为了俄罗斯最早的勋章。安德列在战争和俘虏营中的作为无愧于安德列勋章。

    其次，在《一个人的遭遇》中，肖洛霍夫有意识地营造了沃·伊瑟尔所说的文本的“召唤结构”，就是让熟知20世纪前半叶苏联历史的掌握读者来完成作品。作家诱导读者调动自己的知识、激发自己的想象去完成作品的和声部分，即隐喻结构。小说的题目是隐喻性的。可以把将Судьбачеловека译为《人的命运》，“человек”一词既可以指单个的人，又可以指更为抽象的人，甚至指称人类。索科洛夫生于1900年，于是他就成了20世纪的“同龄人”。

    作品在展示“人”的“命运”的时候，索科洛夫的道路，则是以一个人的生平来“模拟”一个民族在半个多世纪中的命运：他和它的“生命曲线”是平行的，都是倒U型的道路。在一些细节上《一个人的遭遇》与历史都具有平行关系：索科洛夫生活中的幸福时期，恰好是苏联工业化快速发展的时期。

    “索科洛夫”是飞翔的精灵，他在大地上不停地迁徙。他的迁徙实际上构成了小说的漫游模式。17世纪由于反抗尼康主教的宗教改革，出现了分裂教徒，他们的漫游是他们成了真理寻找者的精神鼻祖。19世纪的《谁在俄罗斯能生活幸福》、20世纪的《切文古尔》等作品的主人公都在寻找关于生存、关于幸福的真理。迁徙中的索科洛夫那句“生活你究竟为什么要那样折磨我”，是在替自己的民族发出的追问。于是小说不小，《一个人的遭遇》就成了20世纪俄罗斯民族的默示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