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介书生黄孝阳

    那天晚上，我刚在电脑前坐下，突然收到山西葛水平、北京朱小平、天津肖克凡的微信，传来黄孝阳的噩耗。只有几个字，像一声惊呼。隔着千里，我能感到他们的扼腕叹息。

    与孝阳的结识很意外。

    十年前，我接到一个陌生声音的约稿电话，约一部长篇小说。来电的是黄孝阳，江苏文艺出版社的编辑。长期以来，我写个短篇都磕磕绊绊，从来没人约写长篇，很迟疑。我多少听说过市场化后出版业经营方式的转变，担心他因为我的力所不逮而影响他本人的业绩和出版社的利益，问他对我的写作窘况是不是有所了解，千万别冒失了，免得到时候双方都尴尬。他很平静地说：我看过你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上世纪60年代初，零星有一些高初中应届毕业生因为各种原因未能升学，作为城市闲散人口被动员下乡，我自己也是其中一个。我那个长篇试图写的是这些人的命运。也许是因为这个群体的相对微小不成规模，无法归类，当然最重要的是写作者社会角色的卑微和表达的幼稚生硬，小说出来之日便是死亡之时。在后来风起云涌的“知青小说”潮流中，被完全淹没。我曾经相信历史是公正的，不会忽略任何记忆。后来我发现这是绝对的天真。历史太傲慢了，即便是许多在常识看来无可回避的重大事实，也常常得不到正视，留下巨大的空白。至于那些无足轻重的碎屑，自然是忽略不计了。但孝阳的视野却涉及到了一个完全被遗忘的角落，这首先让我惊奇他阅读面的广阔，同时虚荣心得到一种意外的满足。这满足成为一种动力。这之后，我在他的督促和鼓励下，先后给了他两部书稿。他征求我的意见：书出来，要不要做一点研讨会或组织评论文章之类的宣传？我说：千万别，我会恐惧。他立刻说：行，尊重你的意见。出版的认真，首先表现在装帧上，仅是封面设计就让我十分喜欢。

    好几年过去，我们一直没有机会见面，也没有书信往来、电话音问。直到两年前，我才在深圳的一个文学活动上见到他：人到中年，短发，戴近视眼镜，衣着朴素，健康，平和，旧式文人范。闲谈中他又一次提到我的第一部长篇——人物，细节，悲欢离合。我很感动。他是真的看过那部远不成熟的作品，并不是职业性的敷衍。行程匆忙，我们没有太多的单独接触，我除了知道他是一个认真的编辑，其他不甚了了。那次我们互相加了微信，我在朋友圈看到别人转发的他的小说和论文，才知道原来他写了那么多，写得那么好，读过那么多的书，对社会、对生活、对文学有着那么深刻精到的认知，深为汗颜。

    2020年年中，应深圳市民中心邀请，孝阳去他们每周一次的读书会演讲。多年来，去那个读书会演讲过的几乎囊括了我听说过的所有海内外文化名人，我很希望一睹孝阳讲演的风采。

    读书会的主持人、作家相南翔给我发来了同步视频。

    孝阳的讲演很投入，但我觉得，他的思维的敏捷、积累的丰富，远远超过了他的口头表达。很像电视上看到的一个交通画面：漫长的拥挤的车流，被堵在高速收费站口。我有些着急。知道他第二天还有一场讲演，这场讲演结束后，给他去了一个电话。建议他这种场合的讲演最好尽可能地通俗，因为受众不是事先组织的特定群体，而是看了海报即兴来看个究竟的。之前一位来自北京的名教授就因为讲演的内容过于艰深，听众很快就剩了不足十人，不得不提前结束讲演。我又举了几位同行名家的例子，他们就讲了几个自己好友的小故事，比如某名流一首随意写出的歌词，怎样年复一年在满天下的歌厅中获得高额的提成，令听众十分之活跃，之类。

    孝阳在电话那边静静听着，末了平静地说：我不会这样的通俗。

    我立即噤声，脸一阵发热。相形之下，我是那么浅薄。

    孝阳第二天的讲演情况，我没有再问。他是一个执着的人，他有那么多他认定的有益的思想想要传达给更多的人。我唯一祈愿的是听他讲演的有更多聪明的耳朵和柔软的干净的心灵。

    孝阳是江西临川人。临川自古是才子之乡。王安石、汤显祖是他的杰出的同乡先贤。他们为人端正，为文窈窕，无疑是后人楷模。孝阳走后，我在网上看到关于他的种种描述：赤诚而性情，编辑、读书、写作、喝酒，都是玩命型。

    我相信所有这些描述，这正是一个耿介书生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