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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个一工程”特别奖获得者，著名党史、军史专家刘统全新原创的《火种——寻找中国复兴之路》由上海人民出版社隆重出版，这部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恢弘力作展现了一段震撼人心的寻路历史。本书摆脱传统的通史写作框架，书写20世纪国际视野下的中国，呈现共产党人在生死关头的关键抉择，开启一段惊心动魄的“寻路”之旅。
1921年7月23日，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
这是一幢沿街的石库门寓所。底楼是客厅，楼上是住宅。当年这里还不是闹市区。法租界1914年自金陵路、西藏路向西扩展，这一带叫西门区，是1920年刚开发的住宅。楼房很新，街道幽静。106号的房主是李书城，同盟会成员，当时侨居日本。他的兄弟李汉俊暂住在这里。
这天，一群来自全国各地的知识分子聚集在这里，秘密举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他们中有编辑、教师、学生，年龄最大的何叔衡45岁，最小的刘仁静19岁。还有两个外国人，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他们彼此也不熟悉，会议也没有明确的主持人和拟定的文件。大家就共产党的组织形式、行动纲领、指导思想展开讨论。开了几天，也没定论。到了30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再次到会，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领导下的一个支部，在政治路线和组织上都要服从共产国际的领导。这天的会议没开多久，突然有个陌生人敲门，张望一下说找错了。马林意识到危险，立即宣布休会，代表们各自散去。李汉俊是主人走不了，陈公博陪着他聊天。一会儿，法国巡捕带着人前来搜查，在房子里翻了半天，还问他们是不是日本来的过激党，没查出个结果才悻悻而去。
上海无法继续开会，李达的夫人王会悟安排大家乘火车到浙江嘉兴南湖，租了一条画舫，又开了一天会，通过了党的纲领。当大家乘火车返回上海时，已是半夜。
当年开会的人可能没想到，他们做了一件改变中国命运的大事。两个建党发起人李大钊、陈独秀都没来开会，参加会议的东道主李汉俊、李达不久就脱离了党，重回书生本色。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走向历史的反面。1927年共产党走上武装斗争之路，开始了长达22年的艰辛路程。陈独秀半路放弃了，王尽美、邓恩铭、何叔衡、陈潭秋为革命牺牲，只有毛泽东和董必武坚定理想信念，迎来胜利的那一天。中国共产党发展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亿万民众，指挥百万中国人民解放军，完成了天翻地覆的壮举，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共一大过后，当事人都不记得当年开会的日期和细节了。1941年6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领导人决定纪念中共成立二十周年。这是一次大规模的纪念活动。但是一大什么时候召开的呢？毛泽东只记得是“放暑假，天很热”，董必武也认定是7月，但具体日期已记不清。经过讨论，中央决定就用7月的第一天作为党的诞生纪念日！
1941年7月1日延安出版的《解放日报》在第二版以一个整版登载了“中国共产党二十周年纪念特刊”，发表了题为《纪念中国共产党二十周年》的社论，以及朱德、林伯渠、吴玉章的纪念文章。《解放日报》当时每天只有两个版面，这样重要的事情，怎么不放在头版呢？原因在于社长博古本着“一国际，二国内”的编辑方针，在头版报道苏联红军抗击德国侵略的新闻。从那以后，7月1日就变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纪念日。
1949年7月1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开头指出：“1949年的7月1日这个日子表示，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二十八年了。”（《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8页）
1951年7月，胡乔木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文章写道：“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在‘五四’运动以后发展起来的各地共产主义小组选举了十二个代表，在中国工业中心和工人运动中心上海举行了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中包括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何叔衡等，代表着约五十个党员。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党章，选举了党的中央机关，组成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在中国出现了完全新式的，以共产主义为目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工人阶级的政党。”文章明确说7月1日是中共一大召开日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日。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思想解放使学者们开始重新研究中共党史一些重大问题。1978年，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乔木提议编写一套多卷本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这一重大任务由近代史所副所长、著名史学家李新牵头，调集人员，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革命战争内容占有重要地位，于是又从解放军军事、政治、后勤学院和军事科学院借调人员，其中有后勤学院党史教员邵维正。
在撰写中共一大的章节时，大家根据史料推断，一大不可能在1921年7月1日召开。他们从中国革命博物馆看到谢觉哉1921年6月29日的日记：“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〇〇〇〇〇之招。”谢老在1952年回忆：“一个夜晚，黑云蔽天作欲雨状，忽闻毛泽东同志和何叔衡同志即刻动身赴上海，我颇感到他俩的行动突然，他俩又拒绝我们送上轮船。后来知道，这就是他俩去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谢觉哉日记》，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9页）
《新青年》杂志第9卷第3号上有陈公博当年写的游记《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他用隐晦的语言记述了参加中共一大的经过：“这次旅行，最使我终身不忘的，就是大东旅社的谋杀案。7月31日那天早上五点多钟，我在梦中忽听有一声很尖厉的枪声，继续便闻有一个女子锐厉悲惨的呼叫。”后来陈公博在《寒风集》中详细地记述了在李汉俊家开会，受到法国巡捕的搜查和审问，回到大东旅社后，“谁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睡至微明，忽然听见一声枪响，同时又听见一声呼叫。在杭州读报，知道那件命案是男女的情死。女的名唤孔阿琴，男的名字我已忘记，是一个洋行的西崽。”周佛海在《往矣集》中也提到这件事：“公博当时带着新婚夫人度蜜月，住在大东旅社。巡捕走后，他怕有人跟梢，不敢回旅馆。绕了几个游艺场，才回旅馆。哪知他紧隔壁的房中，当晚发生一件奸杀案，开了两枪，打死了一个女人，公博夫妇真是吓得魂不附体。”
根据这些线索，邵维正去查民国上海的老报纸。1921年8月1日上海《新闻报》刊登了“大东旅社内发生谋杀案”的消息。上海《申报》同日也刊载了《大东旅社内发现谋命案，被害者为一少妇》的新闻。这两家报纸都说孔阿琴的案件，时间是7月31日。
这就落实了中共一大在上海最后一次会议的日期，以此前推，会议召开的日期就是7月23日。邵维正把这些成果汇集起来，写成论文《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发表在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创刊号上。
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既然说中共一大是“伟大的开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怎么中共一大的确切日期都要经过这么多年才搞清楚呢？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同志在编写《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时，向胡乔木请示这个问题。后来，在《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胡乔木写道：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会，是在
反动统治的白色恐怖下秘密举行的。除了大会会场一度遭到帝国主义的暗探和巡捕的骚扰外，在社会上并没有引起多大的注意，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但是，就在这时，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69页）
中共一大最后在嘉兴闭幕是哪天？陈潭秋、张国焘、包惠僧的回忆录都说是在上海遭巡捕搜查的第二天，也就是1921年7月31日。但是有人提出异议，说是8月1日或3日。理由是8月1日嘉兴遭遇大风雨，开会只能在风雨过后。陈潭秋回忆录中说：“这一天早晨天色阴暗，到9时半以后，天忽大雨，游人均系舟登岸，大为败兴。然而对于我们倒很便利了。”（陈潭秋：《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载《“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88页）这就是大风雨的前奏，从会议的过程来看，没有人会在上海耽搁三天时间。中共一大就这样紧凑地开完了。
当年开会的时候，恐怕多数代表都没意识到他们做了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中国有了共产党，开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毛泽东作为创建者之一，带领工农大众搞起了武装斗争，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命运。
（本文摘自《火种——寻找中国复兴之路》，刘统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12月第一版，定价：9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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