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鹏山谈枕边书

    20世纪90年代，您在《美文》上开“再读圣贤”专栏，引起很大反响。您是从什么时候起意“再读圣贤”的？

    鲍鹏山：90年代初，我在青海，一个朋友在《青海青年报》做编辑，我那时主要读诸子。我们喝酒聊天。他就建议把我酒桌上议论诸子的话写成千字文，在他那里开个专栏。

    再后来，我写庄子的文章《庄子：永恒的乡愁》被一个在单位编内刊的同学发在他的单位内部刊物上。然后他自作主张把这篇文章寄给台湾的《中国文化月刊》，竟然发表了。题目他们改成了《永恒的迴思：庄子及其书》。我另外一个在出版社做编辑的同学看了这篇文章，很喜欢。就鼓励我写出一组来，结集做本书。可是她报出版计划的时候，社长说，这是一个无名的作者，他最好能找一家杂志把文章连载出来。

    我脑袋大，找谁呢？想到了贾平凹先生任主编的《美文》编辑穆涛先生。我没见过穆涛，只是按照《美文》版权页上编辑的名单给他寄过两次稿子，他都编发了。那时他还不是副主编，之所以在几个编辑名单中选他，是觉得起这个名字的一定是男性，且有一种静穆之气。他把我文章发出来，都没有通知我，我是收到稿费单才知道文章已经在好几期前刊出了。

    我给穆涛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明了我的写作计划，还列出了从老子到屈原的文章的标题。作为一个籍籍无名的作者，要在《美文》上开专栏，简直是异想天开。但是，没想到，穆涛先生上午接到我的信，中午就把电话打到家里来：您把稿子寄来，我下一期就开始给您连载，专栏名字都替您想好了，就叫“再读圣贤”！

    据说很多作家都收到过无数退稿。我不是。我不勤奋，写得少，投得少，但投中的比例很高。给《美文》投稿，作为陌生人，又是“未名人”（贾平凹先生后来在我的《寂寞圣哲》书序中对我定位）却百发百中。这里有贾平凹先生和穆涛先生对我的赞赏和提携。

    您读得最多的是哪些书？哪些成为您的枕边书？

    鲍鹏山：我读得最多的，当然是和我研究和写作相关的专业书。我对闲情逸致的书没有兴趣，读晚明小品文都厌烦，更何况今人的那些叫做“散文”的无病呻吟的东西。能成为我的专业书的，一般都是非虚构的。所以，比如我这一代人几乎人人都沾染甚至浸淫其中的武侠书，金庸、古龙、梁羽生的，我一本都没读过。某一次易中天先生说我的《新说水浒》文风很像古龙，我很吃惊。我告诉他，我没读过古龙，他又很吃惊，一桌子吃饭的人都很吃惊。他们不是吃惊我没读过古龙，咋文风相近，而是吃惊像我这样的读书人，咋会没读过武侠呢。

    其实，我当年在高中，理科成绩年级第一，后来决意要读文科，就是在数学课上偷看小说，数学老师是我大哥，很生气，说：有本事考上中文系，天天看小说。我一听，那好，我读文科去，考中文系！后来就上了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这个系据说当年整体实力在全国大学里排名前五。我就天天看小说。第一年寒假，我带了七八本老厚老厚的外国小说回家，一路上累得半死。但是，非常有意思的是，大一的下学期，我读到一本杂志，叫《读书》，此后，每个月到差不多的时候就去邮局的小书刊售卖点，买到后，一晚上读完。自此，对小说兴味索然。老实说，连中国四大名著的《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我在大学里都没认真读。我的读小说的兴趣，大概是来得早了，也去得快了。

    因为不读轻松的、闲情逸致的、虚构类的书，所以，基本没有枕边书的概念，枕边书必须是轻松的不需要做笔记的，不然笔墨弄脏了被子，老婆要骂的。但我有“厕边书”。我记得我儿子小学时还写过一篇作文，好像题目叫“我家特别的图书馆”之类的，就是写我家的厕所，总是放着一些书。但我记得他老师给这篇作文分数很低，大概他老师不理解为什么要在厕所读书。

    厕边书，就是一些轻松点的，因为专业点的我要勾勾画画做记录的。这些轻松一点的“厕边书”，比如《笑林广记》《阅微草堂笔记》《子不语》等等。有一年一个台湾来的作者，写了一本谈《红楼梦》的书，送给我，我就在厕边看完了。后来开了一个小型座谈会，我开口就说我是在厕所里读完的，他一下子有点尴尬。我解释说，能在如厕时读的书，是比较好玩的。

    您有什么样的阅读习惯？会记笔记吗？喜欢快读还是慢读？

    鲍鹏山：我读书一般会做笔记。以前在大学，图书馆借书读，主要就是记笔记，因为舍不得丢下重要的内容，很多书都有几乎一半抄下来。读到好的论文也是这样，几乎全文抄录。这习惯是在中学养成的，比如数学和物理，当时同学们找各种题目做，我不耐烦做题目，就抄书，把数学书物理书至少抄一遍，数学公式定理物理定律等等的，我都相当于自己重新论证证明一遍，从而各种公式定律定理，我都能在逻辑上搞得很清楚。现在你知道为什么我理科全年级第一了吧？靠的不是做题，是抄书。

    现在书都自己买了，一般我看上的书，我都自己买回来，尤其是专业必备书，我已经有十来年基本上不利用图书馆了。需要什么书，叫我儿子帮我网上买，有时候上午买，下午就能送到家，所以，我对网购没有意见。既然是自己的书，就不用再去抄了，但我会在书上勾勾画画，旁注批注，写下自己的想法，也是为了将来翻检方便，看到自己标记过的，一眼就找到了。后来我写《鲍鹏山新批水浒传》（岳麓书社2018年）那种批注法，既是受古代批注本的影响，也是我自己一直这样做的。

    您会有自己的读书计划吗？

    鲍鹏山：当然有，因为我是专业读书人。但这几年，计划不如变化，常常是外力在推动着我的读书。比如，我原先的读书计划里，没有《水浒传》，但央视“百家讲坛”让我讲，就只好拿出来读了。现在，我还在想着，等我退休了，我就列个计划，像“新批水浒传”一样，去批一批其他古代小说。

    您完成了《风流去》《〈论语〉导读》《中国人的心灵》《孔子传》“孔子三来”等著作，同时在央视《百家讲坛》、上海电视台《东方大讲坛》、上海教育电视台《世纪大讲坛》、山东教育卫视《新杏坛》等栏目担任主讲。对您来说，写作和讲演最大的魅力是什么？

    鲍鹏山：最大魅力是：交流。写作也好，演讲也好，都是要有对象感的。当我们心中有所想，有所得，能有对象来交流，是很快乐的。所以，一般而言，只要是我愿意的写作和演讲，我都会感到快乐。

    选自您的专著《寂寞圣哲》的《庄子：在我们无路可走的时候》和《庄子：永恒的乡愁》被选入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教科书。能概括一下您对庄子的理解吗？很多学者对庄子都有自己的解读，您认为自己的解读有何独特的价值？

    鲍鹏山：谈不上独特价值吧。只能说是我一个人的理解。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一千个读者对《哈姆雷特》的意义在哪里？在于他们让一个哈姆雷特变成了一千个哈姆雷特。文化的增值，是靠读者完成的，如你所说，“很多学者对庄子都有自己的解读”，这很多学者的解读，其价值，就是造成了“很多庄子”和“很多《庄子》”。庄子丰富了，深邃了。庄子不是战国那一个“庄子”了，《庄子》也不是战国那一个“庄子”的作品了。所以，每一个读者、学者对庄子的解读，都是有价值的。我写庄子，不是去探究庄子“是什么”，而是庄子“可以是什么”；不是庄子“说了什么”，而是庄子“可能说了什么”；不是庄子“怎么说”，而是庄子“可以怎么说”。这，是我的角度。

    如果您有机会见到一位先哲，您最想见到谁？您希望从他那里知道什么？鲍鹏山：如果可以有很多选择，那我想见到尽可能多的古圣先贤，中西先哲。但如果只有一个选择，我想见到孔子。因为，孔子是最好的老师，我需要这样的老师。人生如果能遇到孔子这样的老师，那简直太神奇了。遇到孔子的瞬间，你的一生就价值无限了。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我要说，孔子这样的老师，早上遇见，夕死可矣。

    选择孔子，还有一个特别重的附加价值：那就是可以见见他的那些生龙活虎个性鲜明的学生。谁不想见见颜回子贡子路冉求子张子夏？

    如果您可以带三本书到无人岛，您会选哪三本？

    鲍鹏山：第一本，《论语》；第二本，《庄子》；第三本，喔，一套《莎士比亚戏剧集》。顺便说一下，是莎士比亚，让我知道什么是文学。

    假设您正在策划一场宴会，可以邀请在世或已故作家出席，您会邀请谁？鲍鹏山：庄子、孟子、司马迁、陶渊明、李白、苏轼、辛弃疾、施耐庵、鲁迅、胡适。正好一桌。外国的就不邀请了，他们互相听不懂。邀请这十个人的理由是，我喜欢热烈热闹热血的人。我给他们做服务生，斟酒添茶，听他们高谈阔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