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编纂《教育大辞典》的十年

    我们正在艰难地修订《教育大辞典》第三版，不由得想起在编写《教育大辞典》第一版时的曹余章先生。曹余章是我国老一辈著作家、出版家，我第一次读到他写的书，是他与林汉达主编的《上下五千年》。我认识他是在1985年11月中国教育学会在武汉召开的第二届学术研讨会上。会议期间几位副会长讨论编写教育大辞典的事，上海教育出版社总编辑曹余章和社长陈义君从上海赶来参加了这次讨论。

    说起编写《教育大辞典》的起因，这是中国教育学会会长张承先同志提出的，他说，中国教育学会要为基础教育服务，要为中小学教师编一本词典，以提高教师的专业水平。吕型伟副会长就建议在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于是就有了那次讨论。这件事张承先的秘书郭永福早在1984年就跟我说过，希望我能参加。我原以为要我帮助张承先来编这部书，所以参加了那次讨论。没有想到在讨论中，几位老会长一致推荐我担任主编。我当时惶恐不安，坚决推辞，觉得既没有资历，又没有学问，难以胜任。但他们认为大辞典工程浩大，需要较长时间，他们年事已高，认为我还年轻力壮，又担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有较多的教育资源，坚持要我担任。会议讨论到深夜一点多钟，我只好接受下来。当时我和曹余章并不认识，但他也竭力支持。从此，我们合作了整整十年。

    1986年4月《教育大辞典》成立编委会，由我担任主编，季啸风、张瑞璠、曹余章担任副主编，开始了漫长的编纂工作。张承先会长给我们提出“大、齐、新”和“融古今中外于一炉”的编纂方针。编写辞典真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在编制框架的时候，我们就遇到许多问题，发生很多争论；之后在选目、释文撰写时，问题更多，有政治性、科学性、历史性、规范性等等问题。经过6年的时间，1992年，《教育大辞典》出版了12卷分卷本，又经过了6年时间，1998年出版第二版增订合编本。

    《教育大辞典》能够顺利出版，应该归功于老一辈教育家的指导和支持，特别是张承先会长，他制定了编辑方针，还参加了多次编委会；吕型伟副会长一直陪伴到《教育大辞典》的出版，参加了历次编委会，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参加编写的还有数百名中青年学者。《教育大辞典》是老中青学者辛勤劳动的结晶。

    在整个编纂过程中，曹余章先生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他是《教育大辞典》的策划者、把关者。他作为上海教育出版社的总编辑，屈居大辞典副主编，但是实际上起到了主编的作用。《教育大辞典》分24个分卷，收词约2.5万条，共800万字，曹余章一字不漏地逐条亲自审阅，精心修改，最后定稿。我虽然也审阅了大部分词条，但我对有的学科并不十分熟悉，特别是中国古代教育史。这部分内容主要由华东师范大学张瑞璠先生主编，内容涉及许多古文经典，我不太熟悉，都是曹余章亲自审阅校对把关。同时，我审阅词条是在释义的内容和科学性方面把关，而曹余章则从编辑的角度精雕细刻，所下的功夫是常人无法想象的。他因此积劳成疾，肝病发作。正当编纂大辞典第二版增订合卷本的时候，他一病不起，住进了医院。我到医院去看望他，发现他在病榻上仍然审阅着《教育大辞典》的书稿。直到弥留之际，仍然念念不忘《教育大辞典》进展。可惜他未能见到第二版的出版。他这种对工作认真严谨的态度，真使我感动不已。

    编写过程中，在框架设计、词目选择、释义成文以及工作方面遇到很多问题，我和曹余章经常通信讨论，10年中来往信件达十几封之多。我们在许多问题上意见都很一致，见面时谈得也非常投机，成为莫逆之交。他的逝世，不仅《教育大辞典》受到一定损失，我也失去了一位知我的朋友，感到十分痛心。今天我们又在进行《教育大辞典》第三版的修订，不能不使我怀念起这位《教育大辞典》的创始人，我的朋友曹余章。他走了25年了，但在我审阅《教育大辞典》第三版的每一个词条时，都不能不想起他，总觉得他在鞭策着我，要克服困难，不能懈怠，认真负责，保证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