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20世纪美国诗歌

    我认识张子清教授已经三十多年，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他在70多岁的高龄，身体不是很好的情况下，仍然笔耕不辍，坚持完成修订《20世纪美国诗歌史》，我由衷地敬佩他这种精神。

    我对诗歌没有多大研究，虽然也非常喜欢诗歌，尤其是中国古典诗歌。关于外国诗歌，我只读过一些19世纪以前的经典，对20世纪的诗歌读得很少，这是我的一个缺憾，因为文学的精华是诗歌！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我虽然读了一些美国文学作品，但对其精华却知之甚少。记得1981年，我陪美国著名诗歌批评家哈佛大学教授海伦·文德莱（HelenVendler）到重庆、武汉、南京等地访问。在南京期间，南京大学外文系领导接待，子清陪同。子清在哈佛大学进修时，选修文德莱教授的课，深得她的看重。在南京大学，她作了演讲。她的演讲多是关于20世纪的美国诗歌，演讲后她问我对演讲的看法，我只是说很好、很好，因为我对她讲的现代诗歌一无所知，但从她的朗诵和

    分析中我确实学到不少东西。她回美国后遇到我们所的朱虹，她对朱虹说我很友好，为她做了不少事，但对美国现代诗相当无知，她的原话是，ratherignorant。她对我的评价很中肯，我知道应该补课，但一直拖延下来。子清兄的《20世纪美国诗歌史》出版了，我退休后也有时间，正好作为我补课的教材，使我可以比较系统地了解20世纪美国的诗歌。

    20世纪是一个辉煌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苦难的时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拓展了人们对物质世界认识的深度和广度。旧观念的修正，新意识的建立，从探测宇宙奥秘到物质生产分配，对种种壮丽的想象都增加了实现的可能。但另一方面，20世纪经历了极其残酷的两次世界大战，战后痛苦的余波和不间断的地区战争，重建国家的艰辛和冷战的压抑，这些又是史无前例的苦难经历。人们耳闻目睹或亲身经历的种种现实，撞击着他们的心灵，产生出惊奇、兴奋、痛苦、仿

    徨等复杂的心情。人们感到正在出现某种新的与过去截然不同的东西。这种意识强烈而真诚，但又抽象而朦胧。因此便出现了丰富多彩的不同诗歌形式。子清兄的三卷本《20世纪美国诗歌史》，完美地展示了20世纪美国诗歌发展的轨迹，体现了20世纪的社会变化。

    写诗歌史必然要收集大量资料，广泛阅读，这是基础。子清长期与美国诗坛不少健在的美国诗人保持着联系，对诗歌评论家进行采访或笔谈，取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例如，对当时健在而今已去世的桂冠诗人斯坦利·库尼茨（1905–2006)、纽约派诗人巴巴拉·格斯特（1920–2006）、垮掉派诗人金斯堡（1926-1997）、华裔美国诗人刘玉珍（Carolyn Lau,1946-2002）、黑山派诗人拉里·艾格纳（1927-1996）、语言派诗人汉娜·韦纳（1928－1997）以及埃德温·霍尼格（1919-2011）和约翰·塔利亚布（1923-2006）等著名诗人的采

    访，如今已是绝唱，成了弥足珍贵的文化史料。这是《20世纪美国诗歌史》最突出的地方。甚至美国著名诗歌评论家、斯坦福大学教授马乔里·珀洛夫也在推特上发文，倍加赞赏。

    一个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人，必须熟悉外国文学的历史，不了解外国文学的历史，就无法把握它的现状。但是，一切写史的人都必然立足于当下，以当下的认识去理解历史上的文学现象。这就需要一种辩证的思维。换句话说，在写史的过程中，包含着学者自身的定位问题，即中国人要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写一部文学史或诗歌史，或议论作家或叙事，均不可以国外学者的说法为凭，而应该在深入了解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看法。这么说并不是要求标新立异，而是要求翔实可靠，如果可能，最好做到中西贯通，为我所用，写出中国人自己的特色。王佐良教授曾说：写外国文学史，为的是继续做自己文化的主人。读了子清的三卷本美国诗歌史，我觉得他至少

    在努力表明自己作为中国人的看法。例如，他突出有色人种和少数族裔的诗作，并以独立的章节系统阐述，包括新南方诗歌、奇卡诺诗歌和华裔美国诗歌等。这些即使在美国诗歌史里，也是极其罕见的。另外，子清的诗歌史还概括了新正统诗、后垮掉派诗歌、禅宗诗等各种流派，这些也都是美国人都觉得新鲜的写史视角。

    最后要说的是，子清自己也写诗，他的文章很有文采。他的三卷本诗歌史，不像某些八股式的论文，而是文采飞扬，行文如清澈的溪水，引诗极具启示和美感，读来沁人心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