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子诚：怎样面对文学的当代史

    北大教授洪子诚27岁参与教材编写，十年后建构当代文学教研室，他的很多著作，无不融入对于这门学科严谨而深入的思考。在学生戴锦华的眼里，当年的洪子诚是“年轻、英俊、才华横溢，但不苟言笑”。戴锦华说，到今天为止，她还在学习和尝试抵达洪老师的治学态度、视野和见识。

    洪老师似乎是“高高在上”的，他的名字出现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等教科书的封面上，此书重印28次，有英、日、俄等六种外文译本，可谓享誉海内外；但他又是安静的、内敛的，一如在学生眼中的形象，甚至是有点“羞涩”的。是的，我常在各种学术研讨会上见到洪子诚，第一次近距离接触，是十年前在北京举办的《中国新诗总系》研讨会上。会议间隙，多数学者聊天、拍照，洪子诚没有离开他的座位，埋头翻阅一本薄薄的小书，是博尔赫斯的《小径分叉的花园》。

    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某个学术研讨会，他谈法国作家加缪的《鼠疫》，认为它体现了叙述者“清晰的限度意识”。进入学术的领域，他自信、自如，侃侃而谈；可是，他对自身在处理历史议题时可能存在的限度又有清醒的自觉，总会反省自己，对于那些受到谴责的研究对象，“我有资格（学识、智慧、感受力和才情）评论他们吗”？

    在言几又书店举办的读书会上，洪子诚和戴锦华曾有一场关于《文学的阅读》的精彩对话。在谈到是否用手机或iPad读书的时候，洪子诚趣答：“我是一个很落伍的人，虽然冒充好像要赶上时代，但是永远赶不上。”但他也不否认，在研究过程中会借助很多电子媒介搜索材料，却从来不用电子阅读器。因为眼睛的黄斑萎缩，他很少用手机，学生们也加他的微信，他看得很少，偶尔看一下，也属于“标题党”。

    如此，洪子诚给我的印象是多面的，既有自我反省和质疑，也有坚定的学术理念；从某些访谈和著作中，可见他既有小资的浪漫一面，也有刻板严谨的一面；既是当代文学史的开拓者，在文学史发展如火如荼的当下，他却很少发声略显消极。《洪子诚学术作品精选》近期出版，可视作他当代文学史研究多年思考累积的一种举重若轻的集大成式的展示。编者贺桂梅在序言中表示，洪子诚在当代中国不同时期完成的研究著作，都代表了那一时期当代文学研究的最高水平。

    2021年1月20日，中华读书报专访洪子诚教授。

    中华读书报：最近刚出版的《洪子诚学术作品精选》（北京大学出版社）从您的十余部学术著作及其他发表的文章中精选出的27篇，较为全面地呈现了您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的精华部分，也大致能体现出您的学术脉络。总体来看，您愿意如何评价自己的学术风格？

    洪子诚：“学术作品精选”是贺桂梅编的，不是“自选集”。不过在编选方式和选目上征求过我的意见，接纳了我的许多建议。这本书出版后，中文系和北大文研院组织了一次“研读会”，讨论书里提出的问题。假如我不作为这些文章的作者，而是作为读者的话，我的读后感可能会讲这么几点：

    第一，编者很用心，花了不少力气，尽量把比较好的文章搜罗在一起，也写了很长的导读性质的序言。通过这个选本和序言，知道文章作者这三四十年做了些什么事。编者很了解她评述的对象，他的长处，还有他的短处和缺陷，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但她只说了长处（有时还说得有点过分），短处和缺陷没有说。

    第二，和任何选本一样，总会存在遗憾的地方。比如有的文章因为疏忽没有选入，如一些读者喜欢的写日本学者丸山升的《批评的尊严》，新诗方面的也没有适当顾及。

    第三，选集收入的文章，发表时间最早的是《关于50—70年代的中国文学》，1996年刊登在《文学评论》上。这一年，作者已经56岁，离他2002年退休只有五、六年。56岁之前是空白？至少是没有写出像样一点的文字。这让人纳闷、感慨，纵然是笨鸟吧，早干什么去了，为什么不早点动身？至于说到“学术风格”，如果有的话，我的感觉是有点狭窄，拘谨，也有点冷。所以我设想，等到他写不动东西的时候，我替他从书和文章中搜索，抽取比较有水分，有温度的段落，仿照诗人的“截句”的方式，再编一个本子，看能不能塑造另一个形象作为补充。

    中华读书报：您在50年代上大学就参与了当代具有新诗史性质的《新诗发展概况》的集体写作，后来又编写了《中国当代新诗史》，也出版了主编的《在北大课堂读诗》一书，还和多位研究新诗的学者合作，编选了《百年新诗大典》，和两卷的《百年新诗选》。您是怎样和新诗结缘的？写诗、读书、编诗、研究诗——这么多年，诗歌给您带来什么？

    洪子诚：读中学时想当作家、诗人，这是很多爱好文学的少年人的梦想。曾经写过一些诗和小说，没有成功，也缺乏知难而进、锲而不舍的毅力，就放弃了。写这些文字的时候，窗外正下着小雪，我把下雪的消息告诉南方的朋友。朋友说，诗人杨牧有心事化为脚下细雪的句子。我也想起叶维廉一个诗歌评论集的名字：“晶石般的火焰”。在凝聚和展开，冷和热，幽微的思绪情感和具象凝定之间，诗发挥它的发现、创造的能力，也帮助你抵抗陈词滥调，清理心中情感、语词的霉变的沉积物。因此，对诗我一直保持敬畏和谦卑。这里当然是说那些优秀的诗，但当代一点不缺少这样的作品。

    说到《新诗发展概况》的编写，那是50年代读大三的时候。正好赶上“大跃进”集体科研的风潮，《诗刊》的臧克家、徐迟先生认为，新诗已经有三十年历史，但还没有一部新诗史性质的书。当时正在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他们认为“靠老专家不行了”，北大中文系1958年又集体编写了75万字的《中国文学史》刚出版，在文化教育界很轰动。徐迟就到北大找到谢冕，让他组织几个同学，编写《新诗发展概况》。

    “概况”共六章，前四章刊登在59年的《诗刊》上，里面有我写的一章。这些文字的幼稚和粗暴，现在不敢再去重读。但是编写的过程就有了一些知识和感受上的积累，也有了某种心理暗示，觉得自己和诗歌是“有关系”的。

    后来，谢冕、孙绍振、孙玉石、刘登翰和我的教学研究，都和新诗有程度不同的粘连。当然，这方面谢冕和孙玉石最专心致志，成绩斐然。前年谢冕出版《中国新诗史略》，发布会上他有“一生只做一件事”的对自己生活的总结，这也是他的信仰宣言。我和孙绍振、刘登翰却三心两意，见异思迁，不能从一而终。我虽然喜欢读诗，但是在新诗研究上，下的功夫确实不够，也欠缺天赋。我有一本收集新诗评论的小书，叫《学习对诗说话》。有人说是谦虚（或“假谦虚”）；真的不是，是心里话。

    中华读书报：八十年代初你们编写了《当代文学概观》的教材，这部教材在八九十年代有很大影响。

    洪子诚：教研室成立后就开始合作编教材，和准备给77级、78级的学生上当代文学课。第一次上课也是多人合作，教材写哪一部分就讲哪一部分。到给79级上课的时候，我就一个人讲下来了。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许多学校都在编当代文学教材；这既是教学的需要，也是这个“学科”得以成立的根据。当时影响比较大的有这样几部，一个是教育部委托北师大、北京师院（现在的首都师大）几所院校合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郭志刚担任主编，陈荒煤任顾问。另外是南方22院校合编的一部。华中师院也在他们60年代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编写，他们请了冯牧任顾问。我们的《概观》比较单纯，就是自己教研室五个人，也没有顾问，自己说了算。所以虽然动手比较晚，出版时间却是最早。

    中华读书报：您后来自己单独编写文学史，没有采取通常的集体合作的方式，这出于什么考虑？打算着手自己写文学史的时候，您也读了很多相关的文学史，从中发现什么问题吗？您写文学史的动力是什么？

    洪子诚：这里我要说明两点，一个是“个人撰史”的问题。我多次解释过，个人撰写不是事先的考虑，也不必太重视个人和集体编写之间的优劣。开始我们还是想教研室集体编写。因为到90年代中期，谢冕和我都觉得《概观》已经不能适应教学的需要，决定教研室集体再编一本代替《概观》。但是各人提交的提纲差异太大，有的认为应该以文学思潮的方式来编写，有的则从文化研究的视角，希望采取一种大文学史观，更多关注当代的文化现象。我的提纲比较起来偏于“传统”，有老师很直率地说“新意不多”。这几个提纲无法捏合在一起。这也是时代发生了很大变化，80年代的那种思想学术上的共识已经分裂了。后来因为钱理群先生的建议，我才决定自己编写。

    90年代当代文学史已经有几十部，为什么还要编写？自给77级上当代文学开始到90年代中期，我讲当代文学基础课已经有七八次，在不断的材料阅读和思考中，觉得当代文学还有很大拓展的空间，一些基本事实、一些重要概念还没有得到清理。不错，文学史主要是对作家作品的评述，但是制度对作家作品的影响、制约，在当代文学中还没有得到重视，包括文学组织，对文学的管理方式，出版制度，稿酬制度，作品评价程序、机制等等。

    另外，在对许多当代文学史的阅读中，我注意到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叙述模式，它们各自建立在不同的知识体系上面。一种是50年代就形成的，以革命、阶级作为论述基点的模式。另外一种模式是80年代兴起的以新启蒙，以人道主义、主体论和“纯文学”为支撑点的叙事模式。在80年代时，我对“十七年”阶级论的模式就已经有所反省，90年代之后也逐渐意识到新启蒙模式存在的问题。觉得可以同时展开和它们的对话。对应于这些论题，也觉得可以运用一种“历史化”的方法，降低评价的欲望，回到“历史情境”，讨论当代文学中的那些“事实”，是怎样成为“事实”的。这些都是编写之前和编写过程中形成的问题。

    需要说明的是，文学史可以，而且应该是各种各样的，它们各自回应提出的问题。而且文学史和文本分析一样，重释、重写是一个常态。我的文学史也许有它的某些长处，但也一定有它的缺陷，局限，这是不言而喻的。正像批评者指出的，对作家、文本的分析显然不够，上编和下编存在不平衡的现象等等。

    中华读书报：写作文学史，对您来说是否存在很多取舍上的犹疑？您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再版修订主要是哪些方面？您如何看待《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学术地位与世界影响？

    洪子诚：这本书出版在1999年，和陈思和老师的《中国当代文学教程》同年。大多修订、再版是在2007年。因为有的学校还用它做教材，所以2007年的修订版还在不断重印，累计已重印28次。重印时陆续改正史料和表达上的错误。这些错误，有的是自己发现的，很多是读者和研究者提出的。最近，广州大学的李建立老师还纠正了“新诗潮”一节史料上的许多错误，很感谢他。这说明我工作还很不严谨。修订版有教材版和“学术作品集”版，内容是完全一样的，但定价相差很多。

    这些年，出版社和一些读者常建议我再修订，增加2000年以后的部分。但我还是放弃了。一个是最近20年代作品很多都没有读，对这些作品的相关资料的掌握更远远没有达到可以进行文学史评述的程度。另一个是精力衰退。90年代末写出版本，两年多时间，到后来就病倒了，休息了半年多，后三章还是请贺桂梅写了初稿。现在身体、记忆力远不如从前，就如木山英雄先生说的，我们都是“即将被消灭的一代”。我知道这个工作的辛苦，不敢再冒险。更重要的原因是，这本书基本上已经完成它的“任务”；该淘汰的就淘汰，不要想着变法子挽留它。

    “世界影响”？这肯定是很夸张的说法。不错，这本书有英、日、俄等六种外文译本，还有两三种正在翻译。但是我很怀疑国外有几个读者。设想有一些中国当代文学和当代文化的研究者可能会翻翻，也就是这样。不过，翻译过程有的事情很让我感动。英译本是2007年荷兰布里尔出版社出版的，收入张隆溪、施耐德教授主编的“布里尔中国人文研究丛书”。书出来后很长时间，我才知道是莱顿大学柯雷教授的推荐，英译者戴迈河也是柯雷联系确定的。我和柯雷多有联系，但他从未对我提起过这件事。这是专注于学术的态度。日文译本的译者是九州大学的岩佐昌暲教授，在他年近古稀的时候，友人和朋友要给他出版一本纪念文集。他说，“与其搞一本论文集，还不如翻译出版一本对学术界有用的研究专著更有意义”，他便组织了十多人的“团队”做这件事。岩佐谈到这次翻译的辛苦，“汉语原文的难懂程度远远超过了我们的预想。为了摸索出准确的译法，我们可以说竭尽了努力”。记得2013年夏天我在台湾新竹的交通大学上课，岩佐先生专程从日本飞到新竹，带着夹着二百多个纸条的翻译稿，在新竹住了两天，一一和我商讨翻译中遇到的问题，包括史料、语词、概念、事件等。我常常想，我应该说做事情还是比较认真的，但比起岩佐先生的精神境界和一丝不苟的态度，差距真的不可以道里计。

    中华读书报：后来您出版了《我的阅读史》，以侧重个人的方式，和您之前的学术著作风格有大不同。包括后来的《材料与注释》（2016）和《读作品记》（2017），拓展了当代文学研究的新路径。我其实很期待您对当下比较热门的作品也有关注，可您探讨的仍是50年代至70年代的当代文学。

    洪子诚：年纪大了，精力确实衰退，无论读书、写作，每天只能做一点点，而且读过的也常记不住。这是我不可能再关注、跟踪每天巨量信息扑面而来的文学现状的原因。况且有许多优秀批评家在做这个工作，我们信任他们就好。

    你和谢冕老师很熟，他快90岁了仍然精力充沛，思维敏捷，文笔生动，还每天走一万步，洗冷水澡。83岁还徒步登上泰山玉皇顶。我们提起他都很感慨，都抬不起头来。你不能用他作为标准来要求我，他可是五百年才能出一位啊！这个真的没有办法，我只能停留在50至70年代的这个范围里了。

    当然，我也可以为我的停留做一点辩护。我觉得这三十年是很重要的历史时期，我们并没有真正透彻了解它。这一页并没有翻过去，即使是仅从文学看也是这样。不管留下的是遗产，还是债务，都需要继续面对。戴锦华老师评我的文学史用的是《面对当代史》这样一个题目；我一直记着这个短语。

    中华读书报：很想知道您认为批评家应有怎样的基本道德素养？您如何理解批评家的尊严？您又如何看待当下的批评？

    洪子诚：我很少写批评文章，所以很难回答。80年代初曾经也想从事批评的工作，写了一点文章，自己很不满意，觉得缺乏这方面的才气。我曾经说过，做文学史，只要你不太偷懒，肯用心去做，基本上还像点样。批评就不行，你的“马脚”很难藏得住。

    作为一个读者，我们对批评家通常的期望，是希望他们对评论的作家、作品，有好说好，不好说不好；几分好就说几分好。能够实事求是。当然，判断优劣，好在哪里，就需要具备很高的修养和素质，有敏锐的艺术感受力。对从事批评的人来说——其实所有的文学研究者都同样——目前最紧要的可能是确立批评家的主体性，独立性。我写过一篇谈日本学者丸山升的文章，叫《批评的尊严》。这里批评和批评家是宽泛意义的概念，因为丸山升是日本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学者。我认为他和其他值得尊敬的学者提供的最宝贵经验是，如何通过“抵抗”来建立“最具主体性方式”，如何在各种潮流的裹挟、僵化思想框架的禁锢、权力金钱等利益的诱惑中，维护自己的独立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