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犟”学姐姚锡佩

    “犟”是褒义词还是贬义词，我也拎不清：有人理解为固执任性；有人则理解为坚强不屈，坚持真理，不屈从于世俗。我主要是从后者来理解其含义的。

    我于1957年考入南开大学中文系，锡佩姐则是1956年入学，所以她是我名副其实的学姐。目前大学文科女生远超过男生，的确是“阴盛阳衰”；当年的情况恰好相反，男生多，女生则是凤毛麟角。那时运动又多，经常全系学生一起参加运动，参加劳动，参加活动，因此多少都会留下或深或浅的印象。56级有几位来自上海的女生，而上海女生一般容易给人以“骄娇”二字的印象。因无接触，所以我从未觉得锡佩学姐“骄”，而她显得文弱，显然身体不太好。

    大学毕业之后，我跟锡佩学姐虽然都在中学执教，但毫无联系。说来也是缘分，1976年5月，我跟锡佩学姐同时调进了李何林老师主持的鲁迅研究室，跟她成了22年的同事。锡佩学姐虽有主见，有个性，但少是非，无帮派，特立独行，洁身自好，从不拉帮结派，蝇营狗苟。她也因此受到了同事们的敬重。当下“大师”泉涌，“高端”云集，但被人公认为“正派人”，却并非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情。

    鲁迅研究室成立时，上级即下达文件明确了几项重点工作，其中之一就是编撰一部观点正确、材料丰富、翔实可靠的《鲁迅年谱》。这部年谱大体分为时代背景、生平本事和作品提要三部分，共分四卷，洋洋百万余字。其中第一卷于1981年9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锡佩学姐是这部年谱的九位主要撰稿人之一，主要负责第一卷1881年至1902年3月以及1912年5月部分。锡佩学姐执笔时，参考了当时所能收集到的大量原始资料，包括当时尚未公开影印出版的周作人日记，因此她执笔的谱文成为了这套年谱中的华彩部分。后来也有学者对这套年谱的其他部分进行了批评，意见多半集中在时代背景的表述方面。但这一部分的确超乎于我们的专业范围。其中对中共党史和国际共运史的评价又非由编撰者各自表述。这是希望广大读者多加体谅的。无论如何，这套年谱都是目前研究鲁迅的入门书和基本工具书，尚无其他同类著作所能取代。锡佩学姐在这项工作中付出大量心血，是应该铭记的。

    1985年1月3日，李何林老师以81岁的高龄退休，我接替了鲁迅研究室主任之职，直至2002年3月19日，历时17年。在此期间，锡佩学姐对我的工作既支持又宽容。提到“工作”二字，我的“施政纲领”基本上是“无为而治”。回想起来，我进行的改革主要有两条：一是取消了科研人员的坐班制，因为在我看来，“光会趴窝的母鸡不是好母鸡，母鸡优劣的标准应该是看哪只下的蛋多”。二是取消了科研人员稿酬的提成制。文博系统的单位大多是清水衙门，而目前的稿酬标准又低得羞于启齿，起码是跟研究人员的劳动不成比例。当年没有眼下这样高额的课题费，再克扣研究人员的微薄收入作为单位的小金库，无论如何都说不过去。能为科研人员创造较为宽松的学术环境，我自以为荣，至今无悔。

    我所说的“无为而治”，也并不是毫不作为。我特别感恩锡佩学姐的有两件事：一是鼎力协助我组织召开“敌伪时期周作人思想、创作研讨会”。周作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曾经是一位闪光人物，不幸在北平沦陷时期身陷泥沼，在他复杂坎坷的一生中留下了洗刷不尽的污点。然而，在上世纪80年代，有人给党中央负责同志上书，希望能摘掉周作人的“汉奸”帽子，其实这顶“汉奸”帽子是国民党政府给周作人戴上去的。有人还以新版《毛泽东选集》的注释中未直接称周作人为“汉奸”作为证据，妄称中共中央已给周作人变相平反。个别文人还编造谎言，力图把周作人打扮成一位奉中共地下党之命到日伪政权卧底的“地下尖兵”。我对周作人毫无研究，又跟有关知情人不熟，帮助我顺利组织这场讨论的主要是锡佩学姐。谁都知道锡佩学姐是位纯正的学者。她邀请的都是专家或跟周作人有直接接触者，虽观点不同，倾向不一，但都畅所欲言，气氛融洽。与会者的论文，也都原原本本地在刊物上予以发表。锡佩学姐也依据史实撰写了一篇《周作人出任伪职考》，被《新华文摘》等杂志转载。在此期间，当年中共北平地区负责人王定南多次发表严正声明，澄清了沈鹏年在访谈录中对他说法的曲解。龚育之等当年参加过新编《毛泽东选集》注释的人也集体发声，证明党中央没有任何人对他们下达过为周作人摘帽平反的指示。这场讨论虽然余波未尽，但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大是大非应该是区分清楚了，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也应该是区分清楚了。

    我跟锡佩学姐供职的鲁迅博物馆，大约有四千余种、一万四千余册鲁迅藏书，涉及到中文、日文、西文、世界语等多语种。我认为，鲁迅无论如何浩瀚无涯，他的文化遗产也不可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深入研究鲁迅藏书，就是了解鲁迅中西文化渊源的一个重要途径。早在上世纪80年代，鲁迅博物馆的研究人员就自发地对鲁迅藏书、藏品进行了研究，改变了只典藏而少研究的状况。大约是90年代初，我申报了一个鲁迅藏书研究课题，得到了批准，于是动员鲁迅研究室的同人共襄盛举。这一集体科研成果先作为《鲁迅研究资料》增刊，1991年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1995年又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藏书研究的另一成果《世纪之交的文化选择》。在这项研究中挑大梁的就是锡佩学姐。她撰写的《鲁迅于少数民族文化之识见》《滋养鲁迅的斯堪的纳维亚文化》《文学影象里的芬兰》《索求意大利文学新源》《对西班牙文学的思考》等文，都开拓了鲁迅研究史上的全新领域。她对鲁迅与托洛斯基、屠格涅夫、海涅、高尔基的研究，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和广度。特别重要的是《鲁迅初读〈狂人日记〉的信物》一文，最早介绍了鲁迅遗物中的两册剪报，提供了鲁迅借鉴外国短篇小说的物证。可惜她没有继续深入开拓，但已经引起了鲁迅研究界越来越多人的关注。锡佩学姐首先发掘出这一珍贵史料是功不可没的。

    平心而论，锡佩学姐的学术论著数量并不算多，但忌空论，少武断，几乎篇篇都有新意——借用一句时髦话，就是有学术生长点，这更是难能可贵的。鲁迅研究的历史已逾百年，业已成为一门被称之为“鲁迅学”的显学。根据我的体会，由于几代学人的努力，对鲁迅的基本评价业已成为共识。如果有人否定鲁迅作为伟大文学家的存在，那恐怕是一种哗众取宠之谈。研究鲁迅的基本史料也已大体齐备，今后不论有什么新的发现，应该都不会导致对鲁迅产生颠覆性的看法。因此，在这个雄厚的基础上要将“鲁迅学”的研究水平哪怕提高一分一毫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正如同男子百米短跑，从十秒提到九秒是可能的，再提高到8秒，那就可能超越人体所能承受的极限。

    这些年来，由于高校评估体制的刺激，鲁迅研究的文章看来很多。但有新突破之作的确凤毛麟角；其中包括我的一些应景文章，大约同样可以视为废品。但锡佩学姐却不愿意做重复性的工作，恰如焦裕禄烈士所言：“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2020年11月，三联书店出版了一本锡佩学姐的新著《风定落花》。全书共收她的力作三十一篇，分为四组，记载三代文化人的学术历程和心路历程，也留下了她在学术园地一锨一锄辛勤耕耘的痕迹。“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作为这些成果的播种者，培植者，锡佩学姐应会感到一种农夫在收获时节的欣慰。

    本书前两组十八篇侧重于学术，后十三篇侧重于回忆。对于我而言，最有获益的是她研究徐梵澄、聂绀弩、姚克、徐訏、宋紫佩、朱希祖等同时代人的文章。这些文章不仅史料新颖，齐备，而且作者跟某些研究对象还有亲密的交往。这就更具有了在学术上得天独厚的优势。锡佩学姐不仅为聂绀弩夫人周颖仗义执言，而且经常向晚年的徐梵澄先生请教，颇多获益。鲁迅曾赠小说家徐訏两幅墨宝，题赠的是唐人李贺和宋人郑思肖的诗作，但《鲁迅诗稿》出版时竟把上款受赠者“徐訏”的名字删掉了，个中原因就是徐訏1950年代香港定居。锡佩学姐通读了海外出版社出版的《徐訏全集》《徐訏二三事》《徐訏纪念文集》等一般人难以接触的史料，全面介绍了这位“都市漂泊作家独特的被世人所忽视的思想和创作”。宋紫佩既是鲁迅的学生，后来又成为了鲁迅的同事和朋友。在现存《鲁迅日记》中，鲁迅致宋紫佩信有一百余封。鲁迅原配朱安的丧事，也是由宋紫佩、常瑞麟和刘清扬等主持的。锡佩学姐从宋紫佩之子宋舒那里，得到了一份宋紫佩1914年的自述手稿《二十年来之回首》，厘清了宋紫佩辛亥革命时期的经历以及南社与越社的关系，丰富了《鲁迅年谱》的内容。为研究鲁迅和青年翻译家、剧作家姚克的关系，锡佩学姐从姚克夫人吴雯和女儿姚湘那里取得了第一手资料。她研究鲁迅跟同门学友朱希祖的关系，是从朱希祖的孙女朱元春那里取得了第一手资料。她撰写关于柔石的文章，是因为她整理出版过最完整的《柔石日记》。此外，锡佩学姐对赛珍珠的研究在研究界也独树一帜。

    锡佩学姐的《风定落花》出版之后，有人建议我写一篇书评。我认真读了一遍，真实的感受是：这些文章都填补了我的知识空白，我只能认真学习，反复学习。至于真正进行学术评价，必须留待我的学术水平进一步提升之后。这决不是故作谦虚。比如开篇之作《百年传承——章太炎·鲁迅·徐梵澄》，我必须恶补很多知识之后才能读懂三分，如若评论，那就成了名副其实的班门弄斧。在阅读锡佩师姐的大作之后，我从每一篇中都体会到她“务去陈言，但求创新”的学术“犟”气。这是做学问时完全抛却了功利目的才能达到的境界，非常人所能为。有人说“鲁研界无高手”，在我心目中，锡佩学姐就是一位不求显山露水但却峥嵘挺拔、棱角分明的高手。但锡佩学姐力辩她不是高手，其实这也是她的另一种“犟”。

    宋代苏东坡《西江月》一词中感慨“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如今我跟锡佩学姐都已达耄耋之年，身体日衰是我们共同面临的新考验。我相信她在生活上也会发扬“犟”的精神，直面人生暮年的各种困扰。我们这一代人已经经受了不同的曲折坎坷，我发自肺腑地祝愿她晚年“好人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