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经验与经历的“系史”

    在举世皆惊的疫情肆虐的2020年，浙大中文系迎来了它的百年华诞。在这特殊的环境和特殊的日子里，追忆它所走过的风雨辉煌的历史，倒也别添一种沧桑况味。浙大中文系很丰硕，它有形而又无形，可见而又不可见，是很难把握的，尤其是深层次的精神思想。然而，面对这百年一遇的华诞，作为一名50后，也是在这里学习和工作将近半个世纪的第三代学人，此时此刻，我还是难以抑制地涌动起对它的感念，并进而对它也包括对整个中文学科在现代大学体制中的生存和发展，萌生某些忧思。

    在十年前回忆中文系的一篇文章中，我曾经用这样的语言来形容和概括我心中的浙大中文系。我说：“浙大中文系是一部精彩纷呈的大书，它有自己的故事，自己的节律，自己的性格与命运。”在这里，我连用三个“有自己的”，即“有自己的故事，自己的节律，自己的性格与命运”。那么，什么是属于浙大中文系“自己的故事，自己的节律，自己的性格与命运”呢？以我之理解，最突出之处，就是它在发展过程中“分分合合”，显得比较复杂与曲折。因此，较之一般同类大学中文系，更富有独特的个性和色彩。但无论如何复杂与曲折，中文系潜心学术，将其当作学科发展“根基”的精神始终没有变。就像蒋礼鸿先生，哪怕是在重病住院之际，还捧着书不肯放手，把它视作“第二生命”。蒋先生“嗜书如命”的故事，反映了老辈学者对教书育人及学术研究事业的痴迷，又何尝不是中国知识分子深入骨髓的文化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一个生动体现（顺便插一句，蒋先生与同样也是中文系老师的夫人盛静霞，在去世后，将遗体捐给了祖国的医学事业，可以说是达到真正“献身”的境界）。他们不仅为中文系在学术而且在精神上树起了一个很高标杆。我想，这大概就是支撑百年浙大中文，并由之激荡起薪火相传学科发展强劲活力的“精神龙骨”吧。

    作为中文系的第三代学人，我是在前两代特别是第二代师辈的直接教育、关爱和熏陶下成长的。师辈的为人为文为教，他们在课堂上讲课时的音容笑貌，至今还清晰地定格在我的脑海里。我记得徐朔方、吴熊和先生给我们讲的跳跃性很大，看似东一榔头西一榔头，实则蕴含着密集学术信息的古代文学，开始不习惯，觉得很累，经过一段时间后方感阡陌纵横，很幽深、很有品位，这是大家的风范；我记得王元骧先生给我们所讲具有严密逻辑思维的经典文论和基础理论，为了使之形象具体可感，有一次他还在黑板上给我们画了一幅“长河落日圆”的图示；我记得同样是讲古代文学和文艺学，蔡义江先生讲得很豪放潇洒，一如他龙飞凤舞的行书和大口喝酒，邵海清先生则文质彬彬，举止优雅，每次课间休息都用折得方方正正的手帕，轻轻地、轻轻地拂去飘落在头发和衣服上粉笔灰；而蔡良骥先生呢，则用他作为诗人所特有的激情及不无感性化语言，以集锦式的例证，将抽象的艺术规律和创作方法讲得妙趣横生；我还记得陈坚先生在给我们讲现当代文学名著时，经过穿插抑扬顿挫而又堪称达到“国标”水平的普通话朗读，手舞足蹈，然后突然发出一阵令我们猝不及防的很满足的笑声，于是我们也跟着大笑，课堂上洋溢着一片笑声……

    我们那时的中文专业课，基本上都是他们这一代即第二代师辈给我们讲授的，所以受其影响也大；包括他们东一榔头西一榔头的讲授方式，也包括他们竖写的、充满古典韵味的板书。那时师生关系亦比较密切，会抽烟的老师，在课间和暇余，也经常给我们男同学递烟，彼此甚至还有往来。我记得曾经去过靠近杭州城站的蔡巷的邵海清先生、位于“老杭大”南大门道古桥旁的王元骧先生家里蹭过饭。当然，影响最大的，还是他们从他们的老师，也就是中文系第一代老先生那里承传下来，对于具有“哥德巴赫猜想”学术高度的不懈追求，那种自觉地、不设前提地将自己毕生才智学识奉献给祖国的教学和科研事业的高尚的精神情怀。在今天功利化、欲望化、浮躁化，乃至如有学者批评的走向极端的“精致的利己主义”的背景下，这种精神情怀益发显得弥足珍贵。

    说到这里，我不能不提及为浙大中文系作出开创性贡献的的第一代学者。对于他们，尽管我充满崇拜，但接触不多——我更多是从第二代老师那里聆听到有关他们的故事，是比较间接的，带有浓重的精神性和情感性倾向，但它的分量很重。当然，因为赶上了20世纪80年代前二代“代际”交替这趟班车，我也亲眼目睹夏承焘、姜亮夫名师大家的风采，多少受到过他们的“隔代”教育和指点。我曾看到姜亮夫先生在中文系举办的大一新生“迎新会”上，在旁人携扶下颤颤巍巍地走上讲台，以“老马识途”的身份对学生进行学术启蒙，并在某个晚上叩门向他请教在中国先秦时代，有无出现像《斯巴达克斯》小说所写的古罗马斗技场“人兽搏斗”的情景——蒙他指点，这个情景的“辨析”，不久成为我刊发在《文学评论》1982年第2期文章《评近年来的历史小说创作》的重要支撑依据。可以想象，它对当时30岁的我来说，是多大的鼓舞。的确，它也由此奠定了我学术研究的方向。我还有幸听到著名的先秦文学研究专家，曾经担任过中文系系主任王驾吾（王焕镳）老先生，操着南通口音，给我们讲授在我当时听来既有趣而又略带艰涩的《墨子》《韩非子》。我还与上世纪20年代入党，曾参加过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并担任北方“左联”书记的现代诗人、作家、教授、学者孙席珍先生，在同一个支部里学习和讨论。那时他身上安装着心脏起搏器，抽着质量较差的香烟，绘声绘色地给我们讲现代文学史上的掌故……

    当然，作为中文系的第三代学人，我也参与了中文系这部“精彩纷呈大书”的书写，成为“故事”中的一员及亲历者和见证人：我见证了浙大中文系前身——1980年代“老杭大”时代的辉煌；见证了1980年代后期新闻系在中文系母体中分离独立；见证了1990年代市场经济启动初期中文系面临的困难及艰难突围；见证了1998年四校合并的前夕，“老杭大”中文系96位教师在图书馆前的集体合影；见证了2005年第一次来到空旷的、有点像大型企业的紫金港东区教学楼上课的不适；还见证了2020年暑假中文系从局促的西溪校区搬到紫金港校区新造的人文大楼，分享到每个老师都拥有一间办公室的喜悦……总之，我见证了“老杭大”中文系并入“新浙大”及并入初期的不适到逐渐调适和融入，释放出自己应有的能量；我见证了中文系从西溪时代到紫金港时代的许多故事，我是故事中的人，也参与故事的书写。再扩大而言之，我见证了1990年代中后期，中国大学出现的堪称为世界高等教育绝无仅有的高校“大合并”，及这一“大合并”给中文系发展带来的深刻影响，包括外在体制、运行模式，也包括内在的思想、情感和心理。

    浙大中文系的故事还可以再讲下去——“老系故事多”嘛。但我以为，今天讲述这些故事，不仅是因为它精彩纷呈，也不仅是为了追忆和缅怀总结过去，而是将其当作一种资源，来构建与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高等教育相适的中文学科新体系，使之贯穿百年又存活于当下。因此，我们有必要谦恭、谨慎和清醒。毕竟，“一代有一代的学术”。我们今天面临的是与以前完全不同的环境，甚至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环境也不可同日而语。不仅教学科研内容体系与方式方法变了，而且人才培养的对象也与过去有很大的区别，现在我们面对的都是在互联网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年轻学生。因此，如何对中文故事中的传统精神进行创造性转换与创新性发展，为中文的“求是博雅”注入新的内涵，或者说，为中文传统精神寻找进入当下，与时代社会和年轻学生进行对话的内在逻辑，这个问题就尖锐地摆到了我们面前。具有“东方剑桥”美誉的浙大是培养中国科学家的摇篮，在紫金港校区东区的蒙民伟楼里悬挂的160多位院士的大幅照片，昭示和提醒我们，浙大具有非常丰厚的科学资源可以开掘。如何做好这篇“人文”与“科学”结合的文章，是看似老旧实则极具潜力及时代内涵的一个新的课题，有必要引起我们重视；我甚至认为，这也许是浙大中文系将来有望突破和拓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和维度。从比较专业的角度讲，我认为在五四“民主”与“科学”二大主题中，可能与文化传统和习惯思维有关吧，这一百年来，我们对于“科学”的认识远远没有达到“科学”的程度。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在课堂上和文章中所说的五四及其精神，某种意义上，往往讲的就是单一的“民主”（不管“启蒙说”还是“革命说”，其实讲的就是单一的“民主”而不是“科学”），而似乎并不同时涵纳“科学”。“科学”作为与“民主”同样重要的精神和艺术资源，至今远远没有得到充分开发和有效利用。近年来，《流浪地球》等科幻小说的盛行，从侧面证实了这一点。

    不久前，看到浙大工科4位教授刊发在《光明日报》的一篇文章中，就新形势下一流学科建设提出了一个富有意味的话题，叫“仰望星空”与“脚踏实地”（张泽等《新形势下一流学科如何建设——学科建设与产业创新良性互动》，《光明日报》2020年10月27日）。中文学科当然属于“仰望星空”，因为我们探讨的是精神性、情感性、诗性的东西；但这里所说的“三性”，不应简单和狭隘为纯粹的“私我”（尽管它也有存在的必要及自身的价值），而是应该与时代社会洪流及民族人民“大我”对接，守正创新，不忘初心，有更高远的追求，有更开放更深邃的境界及目标。如果说这有道理的话，那么有必要重新呼唤这些年被冷落的现实主义和民本立场。当然，对于百年中文来说，现在更为重要和迫切的，也许还是如何用科学的发展观，更好调动和激发中文作为一级学科办学主体，和教师作为教学和研究主体的积极性。这也是国内北大、复旦等名校实践充分证实了的一个规律，乃至是一个真理，是第二个百年需要面对的；自然，它也是包括广大系友在内的所有中文人的共同意愿。因为常识与经验告诉我们，如果不充分调动这两个“主体”的积极性、能动性和创造性，那么，它的由现实通向未来的可持续的发展，就将失去其重要的、根源性的原动力。

    中文学科建设是一个基础性的、关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的“系统工程”，也是支撑一所大学的精神品质和品位的“阿基米德点”。中文系不仅仅是中文系的，同时也是属于学校和整个社会的。新时代赋予中文系不同以往的新的历史使命，它的悬浮于空中的审美意识形态的学科属性，必将使其在呼应时代主旋律，把中国文学文化推向世界，构建人类精神共同体的过程中，显得重要、艰难而又复杂。这一点，在经历了世界性疫情的风风雨雨的当下，人们应该有所体会，并对“后疫情”时代面临的新形势有所预判。我衷心祝愿包括浙大中文系在内的所有中文系，在世纪盘点的基础上，一定会将这部“精彩纷呈的大书”书写得更加辉煌灿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