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说不尽！

    2017年初至2018年末，徐风在《钟山》杂志开辟了散文专栏“繁荒录”，作为自己的“转型之作”，欲以一种平白的中国话语，构建出一个有生命温度的古典人文江南，表现“江南文化的当下境遇”。“繁荒录”后获第三届《钟山》文学奖。颁奖词这样写道：“徐风以摇曳生姿的文字徐徐讲述着千年的江南文化风流，其系列作品在江南地带的一壶一茶一寺一碑一谣一人等风物人情的细节中，梳理出水乡江南的人文脉络。历史与现实，繁华与荒凉，道不尽的是江南源远流长的风骨品格、沧桑流韵。视野虽限于江南世情，笔力却深至人心魂魄。”2020年3月，“繁荒录”由译林出版社结集出版，定名《江南繁荒录》。徐风在出版前对文本再次进行修改和调整，以更贴近江南文化的层层肌理。

    2020年10月24日，由江苏省作家协会主办，《钟山》杂志社、宜兴市委宣传部、译林出版社承办的《江南繁荒录》作品研讨会在南京举行。以下为研讨会发言摘录。

    打开江南想象的另一扇窗

    徐风这部作品的根据地为宜兴，那么宜兴是否能支撑起“江南”这个概念？在中国作协副主席、评论家阎晶明看来，宜兴在江南本就具有典型性，加之徐风有开阔的视野，这本书给他的感觉就是写江南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是写中国的。徐风主要写宜兴，他生于斯长于斯，这使得他的作品比我们印象中的文化散文有更多感情投入。“上世纪90年代兴起的文化散文，尽管有不少写得很漂亮，而且能代表一个时期散文创作的高度，但不可否认，很多作家写文化散文的情绪是临时调集起来的，和徐风那种感情的深度投入，写作的沉潜踏实，是不能相比的。”因此在阎晶明看来，《江南繁荒录》比文化散文更亲切、踏实，又比乡贤文人之作有更开阔的视野。

    在通常意义上的乡贤写作中，作者容易扮演歌颂者和辩护者的角色，论证只有自己生长的这个地方是最好的，如果这样，就会使写作视界受到限制。徐风却规避了这一风险，不同于大多诗性化、抒情化的江南书写，如书名所示，徐风写江南，既写了繁，也写了荒。用作家潘向黎的话说，《江南繁荒录》写出了江南文化中暗黑的部分，写出了锦绣与繁华背后的荒芜与苍凉，写出了江南文化历史与现状中容易被大家忽略的部分。“这样的书写，不是让江南变得不美。恰恰是因为阴影的存在，让江南的诗性和文脉变得更立体了。”

    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王尧认为，在“江南印象”日趋固化的当下，这本书打开了我们江南想象的另一扇窗。“这本书不仅写到了江南的古代史，更写到了江南的现当代史。它对于当代人物、当代乡村的书写有借鉴意义。”在他看来，江南文化的发展正面临“去江南化”的困境，恰恰是那些书里写到的民间人物，更多保留江南文化的基因与精神。“写江南文化的作家要想到一个问题：江南今天在哪里？它可能在我们的想象中，但其实延续在我们的世俗生活里。”

    而在南京师大文学院教授何平看来，对当代“江南”命名的冲动在这本书里特别突出。“一般我们说江南，往往是古典的江南，或者文人的江南，这种意义的江南已经被符号化，规约着我们的江南想象，以至于一说到江南就是小桥流水园林文人雅士等等。缘此，一个更为丰沛的江南被遮蔽了。所以，徐风要写江南更辽阔的‘社会’，写民间的江南，野的江南，‘纳垢’的江南。我们可以把徐风的写作视为固化的文人江南的格式化，再造多义的江南，也续写当代的江南。”他特别指出书里某些篇章很难被“归类”于以往被“山水”“风俗”“田园”“乡愁”等元素涵盖的江南系统，这些元素却被散文文体大量滥用。在何平看来，尤其值得称道的是，这本书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它以勘探江南的丰富肌理来节制浅薄的抒情，从而使散文有可能转向反思性与批判性。”

    徐风坦诚他在这部作品创作之初就确定了方向，要把大家习以为常的文人江南切换成民间江南。“过去我们讲到江南就是莺飞草长、小桥流水，给人的感觉是，这片肥沃的土地上是没有苦难的。实际上，这里也有很多艰辛和苦难，只是我们以江南人的方式去承受和对待。这才是我最想要表达的故事。我希望通过更为广阔的世俗生活书写，找到‘文人江南’和‘民间江南’的精神共相，进而为历史过滤出某些纯粹的东西。”

    徐风的“壮年变法”

    以潘向黎的理解，《江南繁荒录》之于徐风，有一种“壮年变法”的意味。在她看来，徐风的写作从内容、题材到笔法、调性等，都有了一个质变。“他的表达原来偏江南的委婉、软糯，但体现在这本书里，他相比以前更强硬，有时候甚至流露出一种跟他以前风格很是不同的斩截之气。‘硬核’的写作，也使得他的笔法由轻盈入厚重，他以前相对单一的美学追求，也间接地变得复杂。他的写作也有了更为宽广的视野。我觉得这些都更匹配江南实际上的美学构成。”

    在阎晶明看来，这与徐风的性格和修为是吻合的。“他给我的感觉就是不急不躁，从容不迫。这本书里没有‘我’，写散文很难避免写到‘我’看见什么，‘我’听说什么，这本书没有‘我’字出现，但是我们又能通过他的描述和叙述感觉到‘我’的存在。这里面的分寸不是那么好把握的。”

    在《江南繁荒录》之前，徐风出版了四部长篇小说、四部长篇传记和诸多散文集、中短篇小说，可以说虚构、非虚构文体都经过了历练。用江苏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汪政的说法，经过这么多年的突破，徐风已可以在小说与散文中自由出入。徐风也确实希望自己由这本书开始，进入一种“跨文体”写作。亦即，包括人物、地域、故事、场景在内的基本素材都是真的，但他在书写时会自觉地运用散文的笔致，而在描摹人物时会用上小说的白描和心理刻画，涉及到场面宏大的叙事则适度虚构，甚至运用电影特写、书画留白、戏曲夸张的手法，但绝不杜撰或臆造。

    在运用素材上，《美文》杂志常务副主编穆涛认为徐风借鉴了中国史书写作的传统，在人物层面尝试了“纪”与“传”的写法，在社会层面则尝试了“志”的写法。大量史料的运用，让这本书不仅具有了文学价值，还具有地方志那样的史料价值。“中国一直有好的地方志传统，但我们现在的地方志并不好看。这本书写了从1949年前后到今天的风俗、风貌、风情。一百年后，后人还会认为这本书里有东西可查，这是最难得的。”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周志强特别提到这本书结尾附上近四十条参考文献，如果能绘出一幅“文献地图”，足可以为地方文化景观的发展提供很好的佐证和有力的支持。

    为了让《江南繁荒录》更为扎实，徐风专门进行了一两年的田野调查。“我相信，从更多的民间文本，从地方志，还有从哪怕是乡村医院的院子里，我能找到我想要的东西，那里有江南人的生命，有他们的心声和歌呼，也有他们在苦难中的欢欣。在书里，我写了很多古代的人物，但也有很多被我放弃了。我不是不敬重他们，而是觉得更应该写写当代人。所以，我写了很多的父老乡亲，我甚至把我母亲，把我自己也写进去了，虽然大家不一定能认出里面哪个人是我。”

    面向精神史的写作

    穆涛认为从散文传统上来说，这部作品是一个突破，在结构和写法上做了新的尝试。某种意义上也因为结构上的讲究，这本书中才得以如阎晶明所感慨的那样，把江南的历史人文和山川草木等都容纳了进来。

    邱华栋表示，这本书的结构给了他很大的启发：全书分为三个大的部分，每个部分下分四章，每一章又分好多小节，它既可以看成是非常精短的文字片段，也可以被看成是一个主题性的东西，这些最后组合成一本长篇的体量。

    在《扬子江文学评论》编辑、青年评论家童欣看来，“构建”意识贯穿了整部散文集。“在书里，江南是作为一个整体登场的。徐风对江南文化的还原不是剪刀加浆糊的拼贴画，而是一砖一瓦精心搭建了一座结构均匀的藏宝阁。这座阁楼一共三层，每层四个房间，每个房间还有若干面窗户，朝向不同，风景殊异。”以童欣的理解，如果顺着这座阁楼拾级而上，读者会发现这三层是彼此呼应、相互勾连的。第一层“青玉案”，打捞圣贤名流的历史，回溯江南文化拙朴刚正、敦厚温良的传统；第二层“声声慢”，以实录的笔法为乡野无名之辈作传，描摹村民淳朴的世俗生活和乡约伦理；第三层“风满楼”，则以重义轻利的民间精神反衬文化繁盛背后的精神荒芜。“这其中，前两部分的层层铺垫最终指向的是江南文化的当下遭际。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本书还可以倒过来读，从第三部往前回溯，重新认识并发掘那些历史深处早就埋好的伏笔。”

    周志强认为，正是在这点上，徐风的《江南繁荒录》实现了从面向思想史的写作转向为面向精神史的写作，他深入到不同时期社会文化的内部，探求他们的精神意识，描摹他们的精神状态，把江南特有的文化意识与文人精神史相续。

    《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认为徐风由此达到了自己散文写作的峰值，完成了一部风土之书、气韵之书、情感之书、境界之书。他注意到，书里的人物也都是有弹性的，他们可以既有文化理想，又有商业追求。“徐风对每一个人物都不直接下伦理式、道德式的判断。这应该是江南大地最令人寻味的地方，它容许好多种生命形态在这生长，在这过活。”与此同时，徐风在这本书的写作中对究竟要写谁、写什么的选择，其实也体现了他自己的精神轨迹。他坦言：“在坚守和放弃中，我也成就了我的精神自传。”

    （林乙/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