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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众多的著作中，哪些成果是真正具有学术原创性的呢？哪些成果是能够增进人类文化的“获得性遗传”的呢？这是需要出版社具有敏锐的文化辨识力来进行甄别。因此，一个出版社是否优秀，首先在于它是否具有对原创性思想的敏锐文化辨识力。
■编辑对学术著作的理解程度，编辑与作者之间思想交流的融洽程度，对于学术著作的出版至关重要。一个优秀的出版社如要具有对原创性思想的敏锐文化辨识力，出版高水平高质量的学术著作，创造出有自己特色的学术出版风格，由此在学术界产生影响、得到认可，就需要拥有一支高素质的编辑队伍。
2006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计划出版陶德麟先生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的结项成果，陶老师让我负责结项和成书的具体事务，由此而有了陶老师和我共同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史与反思》一书于2007年出版。之后，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又先后出版了陶老师主持的教育部重大招标课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两项成果，一是陶老师和我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与历史研究》一书于2011年出版，二是陶老师和我、李维武、颜鹏飞、丁俊萍合著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一书于2017年出版，这两本书同样由我负责具体事务。在这个过程中，我深深地感受到一个优秀的出版社在推动中国学术创新和繁荣中国文化事业中起着多么的重要作用。在我看来，一个优秀的出版社需要具备三个条件：
一是具有对原创性思想的敏锐文化辨识力。不可否认，任何学术创新都需要学者的努力探索和艰辛付出，但并不是所有的学术创新都能发挥出它应有的社会效益，只有那些以学术成果的形式发表出来并得到社会认同的学术创新，才能发挥出它应有的社会效益。谈到学术成果的发表，当然离不开出版社。虽然在网络时代，学术成果的发表已分化为多种路径，其中网络发表就是一条重要路径；而通过网络发表作品，其传播速度之快、传播空间之广，往往是出版社以纸质版图书形式出版作品无法比拟的。但即便如此，出版社以纸质版图书形式出版作品，在所持有的社会公信度上，在增进人类文化的“获得性遗传”上，仍然远胜于通过网络发表作品。这就是为什么握有原创性成果的作者，更愿意选择将自己的学术成果，交由出版社以纸质版图书形式出版的原因。那么，在众多的著作中，哪些成果是真正具有学术原创性的呢？哪些成果是能够增进人类文化的“获得性遗传”的呢？这是需要出版社具有敏锐的文化辨识力来进行甄别。因此，一个出版社是否优秀，首先在于它是否具有对原创性思想的敏锐文化辨识力。
二是拥有一支高素质的编辑队伍。学术著作的出版，本来就是学术交流的结果。不过，这种学术交流不是在学术会议上，而是通过出版社，在作者与编辑之间展开。编辑往往是学术著作的最初读者。编辑对学术著作的理解程度，编辑与作者之间思想交流的融洽程度，对于学术著作的出版至关重要。一个优秀的出版社如要具有对原创性思想的敏锐文化辨识力，出版高水平高质量的学术著作，创造出有自己特色的学术出版风格，由此在学术界产生影响、得到认可，就需要拥有一支高素质的编辑队伍。这支编辑队伍不仅要有责任心，更要具备专业知识。
三是要有畅通的发行系统。发行工作与编辑工作相比，当然没有那么多的学术性可言，但对于出版社和学术著作来说却是重要的，是学术成果社会化的一个重要环节。在这个环节上，出版社作为一个公共的学术平台，虽然在国内外可以获得很多的资源，但是如何去争取这些资源，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些资源，最有效地发挥这些资源的作用，却需要出版社自身的努力。这种努力除了与发行部门的交往和沟通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路径，这就是打通学术和发行之间关系，以对学术著作质量的宣传推动发行，形成学术和发行良性相动的格局。在这一点上，优秀的出版社总会做得更好一些。
我没有在出版社工作过，也没有研究过编辑学、出版学。上述这三个优秀出版社的条件，实际上是我在与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十多年的交往中总结出来的。在这些年的交往中，第一本书《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史与反思》从选题到出版的过程，我感到是最值得总结的。
这本书原是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规律》作为书名，形成一部专著出版。2006年5月，当陶老师让我具体负责成书事宜时，我对于这个选题的由来和撰稿的要求全然不了解。很快，时任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副主编、现任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副总编辑饶涛博士来电话与我联系，详叙了选题的来龙去脉和撰稿的要求。这些情况，我都是第一次听说，完全没有思想准备。我在电话中答复饶涛博士说，我一定会处理好此事，但需要进一步规划，等向陶老师汇报、具体落实后，再给他答复。
根据饶涛博士叙述的详情，我对需要解决的问题进行了梳理，概括为两个问题：首先是确定书名，其次是拟定提纲。在这两个问题中，第一个问题是关键。原定的书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规律》，按我的理解，本意在于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必然性和规律性。这个问题的确重要，而且其中的许多理论问题还存在着争议，但它毕竟不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所面临的最迫切最现实的问题。对于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来说，最迫切最现实的问题是要回应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现时代所面临的思想挑战，即新自由主义和现代儒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当代中国哲学主流身份的质疑。回应这一质疑所需要的，不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经验式描述和纯理论总结，而是从学术思想史的高度给予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以富有历史感的理论论证。为了满足这一需要，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不能只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内部讲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问题，而要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历史背景下，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近现代其他思潮之间的相互碰撞、相互论争、相互借鉴的关系，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之于中国哲学古今之变的意义，以此论证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当代中国主流哲学身份的合法性。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点，自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就在陶老师的带领下对此有所自觉，开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转向。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从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主流方向而言，还是就我们学科点所取得的新成果而言，原来的出书计划都显然不宜再继续下去了，而应该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确定新的书名，并拟定新的提纲。
我将这两个问题向陶老师作了汇报，建议将书名改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史与反思》。陶老师听后，基本同意这个方案，同时提出了拟定新提纲的原则。根据这些原则，我将全书分为总论编、历史编、理论编三个部分，重新确定了全书框架和具体章节目录。经陶老师审定后，我将这些意见一并提交出版社，希望对出书计划作出重新安排。令我感到高兴的是，出版社很快理解并采纳了我们的意见，同意修改书名，并对提纲中的具体章节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修改意见。我们又根据出版社的意见，对提纲细节再行修改；经过几次商量和修改后，终于在双方共同努力下形成了现在所看到的成书体例。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史与反思》一书的成功出版，直接影响到后面两本书的撰写。这本书的体例，严格地说来还不完全是思想史的；但书出之后，受到了学术界的许多好评，这就为第二本书《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与历史研究》完全采用思想史的研究范式奠定了基础。在第二本书中，除导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前提》和第一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是着重从理论上作阐发外，从第二部分到第五部分，分别为《中共早期领导人哲学思想研究》《李达、艾思奇哲学思想研究》《毛泽东、邓小平哲学思想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都是思想史研究的内容。这种富有历史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获得了学术界的认可。这本书被纳入2011年出版的首批《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史与反思》一书的最大优点，是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近现代其他哲学的两重关系中，建构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理论框架；这一理论框架能够在学术层面上将重要的专业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思想纳入其中，不仅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内容，而且强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有了这样一个理论框架，也就有了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统一起来的基础，也就有可能将中国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进行总体的研究，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产生的内在必然性及其对于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和中国新文化建构的意义。这就是第三本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所做的工作。
这三本书虽然各有框架、各具特色，但其间亦存在着两个共同的特点：一是建构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学术思想史框架；二是厘清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学术脉络，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逻辑，从而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超越了以往对中国革命经验的描述性研究，进到了对中国哲学传统和中国文化变革的解释性研究。由于这两个特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就能够为中国确立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提供坚实的理论根据。而这两个特点，是在这12年间通过这三本书的撰写和出版逐渐形成、逐渐凸显的。这里面，既有武汉大学学者的探索和付出，也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理解和努力，让我们看到一个优秀出版社在引导中国学术创新、推动中国学术繁荣中的作用。
（本文作者为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武汉大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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