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学术与审美之间

    学术与审美、学术探究与审美提示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这是我在写这本小书过程中不时思考的一点，也因之做了一点点尝试。

    1949年出生的村上春树，在经营小酒吧的1979年趴在厨房餐桌上写了第一部小说《且听风吟》。至今走过了四十二年文学创作旅程。我的翻译则较之晚了十年，1989年寒假开始翻译《挪威的森林》，同年七月由漓江出版社出版。

    记得1989年广州的冬天格外阴冷。借用村上的话说，就好像全世界所有的冰箱一齐朝我大敞四开，或者全世界所有的冷雨一齐落在广州所有的草坪。我蜷缩在暨南大学苏州苑三十号楼一个朝北房间的角落里，身上裹一件颜色仿佛蓝墨水染成的混纺鸡心领半旧毛衣，时而侧头望一眼窗外路上像绿子一样说说笑笑走过的港澳女生花枝招展的身影，时而搓一下冰棍一般凉凉的手指，一边看着日文一边爬格不止。感觉就好像直子、绿子、渡边君、永泽君和“敢死队”用一条看不见的细线牵着我的自来水笔尖在稿纸上一路疾驰，但觉世间所有美妙或不怎么美妙的语汇纷至沓来，任我一个个嵌入绿色方格——我就这样陪着《挪威的森林》、陪着村上春树开始了中国大陆之旅。尔来三十二年矣。翻译之初，我身上还带有些许青春余温，精力旺盛得大约仅次于“嫦娥五号”，没准能一口气跑去月球背面；而今呢，古道瘦马，日暮西风，腿已颤颤矣，“鬓已星星矣”。其间风霜雨雪，动静炎凉，可谓一言难尽。惟一让我深感欣慰的是，自己笔下的文字已经伴随一两代人蹚过各自青春的河床，不同程度地影响了他和她的阅读兴趣、审美倾向、生活格调以至心灵品位。

    但我不仅是翻译匠，而首先是个教书匠。在大学教书，教本科生，教研究生，教日本文学和文学翻译。这就要求我不能一味在翻译园地里流连忘返，而必须在这一过程中兼顾学术研究。作为身在学院体制内并且受过相应学术训练的大学教员，学术研究是我较为熟悉的视域风景。然而事关村上文学的批评与研究，每次动笔我都不想采用ABCD条分缕析严肃刻板的主流学术文体和范式。这一是因为村上作品受众面较广（2000年前漓江出版社印行50万册左右，2000年以后上海译文出版社印行总数逾1300万册），而且多是年轻人；二是因为，较之从西方引进的这种学术文体和范式，我更欣赏以整体审美感悟和文采意蕴见长的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笔法。所幸我自己也多少从事文学创作，或者说时不时在文坛周边东张西望窥伺时机，对这种笔法并不十分陌生。说狂妄些，我的一个追求，就是以兼顾文学审美的随笔式文体传达学术性思维，以期在学术与审美之间、在“象牙塔”和大众之间构筑一道桥梁。这本小书可以说是一个不自量力的尝试。换言之，尝试回归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笔法。惴惴然，也欣欣然。

    我认为这同系统性学术研究并不矛盾。作为书的体例，大体分长篇、短篇和随笔三类，每类以时间顺序一书一评。从处女作《且听风吟》到近年的《刺杀骑士团长》《猫头鹰在黄昏起飞》，共计评书四十九本。除了品评每一本、每一篇所体现的艺术特征、所蕴含的审美信息和精神脉络，而且连续提取了作家较为典型的生活细节和创作思想的变化轨迹。因此，纵向读之，未尝不可视为作家传略和创作谱系；横向读之，又是相对独立的文本解读或作品各论。愚意以为，文学批评的根本目的或落脚点，主要不是为了验证以至构筑某种文学批评理论，而在于通过文本解读和赏析促成一种深度认知和文学审美体验。我的优势在于，自己可能是世界上单独翻译村上作品最多的译者，已有四十三种单行本由我逐字逐句译成中文印行于世。不言而喻，一部作品读一遍和翻译一遍，理解和感觉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而我的劣势恐怕也在这里：由于在文本中浸淫太久太深，跳出文本而从宏观思辨的角度俯瞰的气魄和力度有时未免弱了些。因此，正如任何翻译都只能是基于译者个人理解和感悟的文字转换，书中所写的也仅仅是我个人极有限的理解和感悟。绝非阅读指南，更不具有学术上的权威性。唯一能多少怀有自信的是行文——行文在一定程度上注意到了文采或行文之美、修辞之美。

    记得大约二十年前任台大外文系主任的余光中这样说过：“文学批评如果是写给本国人看的，译者的中文，不能文采斐然，至少也应该条理清畅。至于翻译，那就更需要高水平的中文程度了。不幸中文和中国文学的修养，正是外文系普遍的弱点。我国批评文体的生硬，和翻译文体的别扭，可以说大半起因于外文这一行的食洋不化和中文不济。”这段话说得我心惊肉跳。我是吉林大学外文系出身，又先后在暨南大学外语系和中国海洋大学日语系当外语老师，深知“外文这一行”或外语教师的“食洋不化和中文不济”是何等令人尴尬的现实——相对说来，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暨大外语系的教师群体在我所接触过的同行里边算是中文水平最好的——无论多么好意地评价，十个外语教师，也至少有六个不怎么会搞翻译，也不怎么会写文章（包括文学批评），甭说文采斐然，甚至做到“条理清畅”都显得捉襟见肘。身在其中，耳闻目睹，不容我不对自己乃外文系出身这一先天不足怀有警省之心。一旦提笔，未尝不如履薄冰，提醒自己尽可能注意修辞，以免更多露出“中文不济”的马脚，进一步沦为余氏批评的那类人。

    大而言之，余氏所言也涉及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文化传统的传承问题。有学者认为诗性追求与表达是中国文化有别于西方文化最主要的特征。言之有理。诗性追求，也就是美的追求、文的追求。“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可以说是历代学人文人的不二共识。漫说诗词曲赋等文学体裁，即使史记、即使《文心雕龙》《二十四诗品》《六一诗话》《蕙风词话》《人间词话》等文学评论，也哪一卷哪一篇不写得文采斐然美不胜收！甚至金圣叹的文本点评，寥寥数语也写得倾珠泻玉如诗如画！

    再看当下的文论诗论等所谓学术论文，有的甚至连个形容词都不用也不敢用，生怕别人说“情绪化、不理性、不客观”。取而代之的，是西方文论貌似高深莫测的各种术语的接踵而至。有的不惜动用中国本土资源证明西方文论多么正确多么深刻多么高明多么“现代”。既没有一己性情、人文关怀，又没有问题意识、中国立场。我身在外语学院三四十年，不能不说对此别有感受。外出参加学术会议也不例外。恭听关于文学研究的发言，有时甚至产生错觉：发言人莫不是在讲社会学、心理学、新闻学？也就是说，关于文学研究的发言居然几乎没有文学性、没有文学审美诉求。至于从审美角度研究语体文体或语言风格的论文，至少在外国文学评论界寥寥无几。事情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学术与审美、学术探究与审美提示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莫非势不两立不成？这是我在写这本小书过程中不时思考的一点，也因之做了一点点尝试。前面说了，当然是不自量力的尝试、远不成熟的尝试。

    好了，不再自鸣得意了。就这点而言，作为我，较之一个学者，恐怕更像一个文人，一个并不够格的文人。我以为，够格也罢不够格也罢，如果可能，任何学者都最好首先是一个文人。这既是历朝历代古之传统，又是老一辈大部分学人的身影。或许，只有这样，才能在说得有理之前说得有趣，有说服力之前有感染力。而感染力来自激情，来自修辞，来自美。记得北大中文系已故林庚教授上的最后一课特别强调了美：“什么是诗？诗的本质就是发现。诗人要永远像婴儿一样，睁大好奇的眼睛，去看周围的世界，去发现世界的新的美。”这里讲的是诗的本质，又何尝不是文学的本质，文学评论的本质！

    最后说两句村上春树。村上已年逾古稀。或许由于他是长跑爱好者兼音乐爱好者的关系，看上去身心相当健康。只要他有意，再写两三本应该不在话下。我呢，也早已过了花甲之年，虽不热爱长跑和音乐，但热爱牵牛花蒲公英，热爱地瓜马铃薯，加之山民出身久经风雨，所以尚能饭否于我不是疑问。这样，里应外合，这本小书可能继续增订再版。尚希方家，有以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