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科学与无私

    实事求是地讲，在阅读《法国“进士”逐梦东方》这部600多页的厚重之书前，本人对于法国传教士、科学家桑志华（原名为EmileLi-cent）先生只是知道而已。读了此书后，才对桑志华其人其事有了详细的了解，对其执着科学、献身事业的精神有了新认识，也为其人格所感动。掩卷细思，感慨万千。

    在大航海后的全球化时代，机械交通工具载着欧洲人，行进到了全世界各大洲；人类起源的重大命题呈现在科学家面前，时代也提供给了科学家以实地考察、探寻的可能性。在法国耶稣会的支持下，法兰西科学院动物学博士桑志华，怀着探寻亚洲地质结构与古人类起源关系的“东方梦想”，不远数万里，只身来到中国黄河流域以北广袤的土地，在长达25年间，足迹遍布华北、西北、东北诸省的荒山野岭，行程4.5万公里。桑志华以博物学的视野，在无人问津、面临破坏的环境中，找寻、挖掘、收集了30万件标本以及文物。1920年，他在甘肃发现了三件旧石器（更新世），从而改写了中国没有旧石器的历史；发现了三趾马动物群化石，开启了中国古哺乳动物学的新纪元。1922年，桑志华在内蒙古发现了与旧石器在一起的“河套人”牙化石和哺乳动物群化石，填补了中国古人类“晚期智人”的空白。这与埃及法老陵墓的发现并列为当年世界考古史上的两件大事。1924年，桑志华在河北泥河湾盆地发现了地层跨度大的新生代晚期哺乳动物化石，填补了中国新第三纪向第四纪过渡阶段的一个关键空白。1934年，他又在山西榆社发现了新近纪晚期哺乳动物化石，种类之多、数量之大、地层连续时间之长，都令人惊叹，堪称“地层编年史”。

    仰望这一系列重要的科学发现，我不时会浮出一些杂感：桑志华，他从法国远渡重洋至中国，在一个尚处于现代化初期的农业国家，面对着识字率不及10%、极度缺乏科学知识的中国民众，他究竟是如何思考的？他是一个超越人性私欲的天使？他究竟如何认识那个处于西方包括他自己母国侵凌下的苦难中国？在那个法纪荡然、洋人横行的时代，他严以律己，该当如何理解这人性光辉的一面？他也是人，也有私欲，有自己的利益追求，那么他究竟是如何克服人性的贪婪，而执着于科学探索和知识普及的？……桑志华主动将理学博士按中国特色译成“进士”，以拉近与中国文化的距离。他不像当时在中国肆意掠夺各类财宝的众多欧洲人，无私捐出自己考察所获，几乎以一己之力，在天津建立起20世纪初中国少有的自然博物馆（北疆博物院），希望让更多的人亲近、认识和理解大自然。直至1938年因日本侵华、战火四起被迫返回法国，他都在为科考，为普及动植物知识、提高公民素质、培养现代科学人才而努力。探寻人类起源，或许符合法国耶稣会的使命。但努力获取耶稣会的支持，在遥远的中国进行科学考察并建造自然博物馆，这种为他人做嫁衣的工作，没有一点远见卓识是不行的，没有人类一家的意识也是不行的。

    此书作者于树香，曾任天津市政协副秘书长，公务繁忙程度可以想象。然而，她因偶然机会接触到北疆博物院保留的桑志华的材料，感动于桑志华对于中国自然科学作出的贡献，感动于桑志华献身科学的精神，立志为桑志华作传。她自费请人翻译了桑志华写下的数千页行程录，赴法国桑志华家乡寻找相关资料，还辗转请到了中科院院士邱占祥先生为其进行专业把关。她十几年如一日，把几乎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于此，终于完成了一位“殉道者”的传记。在她身上，我们似乎也看到了桑志华那种执着的精神、有志者事竟成的气质。恍惚间，似乎感受到了传主和作者间的精神相通。纯粹的人、执着信仰的人是有的，非功利的人是有的，他们足以让人肃然起敬！

    《法国“进士”逐梦东方》是一部游记、考察记、历险记，也是华北、西北、东北民俗风情的记录。在作者笔下，有民初政局纷争、军阀争斗，有工农业生产、榆林女装租赁，有害怕相机的兰州人、马背上的蒙古族姑娘，也有各地地貌、气候、风情，包罗万象。单是桑志华1914-1934年间形成的2600余页的行程录，就为近代以来缺少记录的华北、西北各省，特别是偏远地带的社会状况保留下了极其丰富和珍贵的资料。类似的资料在国外还有不少。研究中国近代史需要有更开阔的眼光去收集史料，用他者的记录来丰富我们的历史认知。

    《法国“进士”逐梦东方》串起了一部中国近代史、一部天津近代史、一部近代中西关系史和文化交流史。屈辱的天津开埠却带来了迅速的繁荣，这让我想起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中展现历史辩证法独特魅力的精彩叙述：英国不管犯下多少罪行，它造成的这个革命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我们真的需要从近代不可避免的全球化进程，来思考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望。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于树香本科是中文专业，又是法学硕士、史学博士，跨学科的知识结构，文史兼修的写作能力，开阔的视界与严谨的思维，使她具有了让这部书流畅自如、引人入胜、刻画人物入木三分的能力，值得我们历史学者认真学习。历史学需要追求客观真相，需要严谨的考证和分析，但更应该将所生产的成果，以普及的形式惠及大众，不能总是高高在上，以无人应和的曲高和寡为荣。史学界应该反思，我们应该记录些什么？我们有没有从历史中找寻到足以启示后人的正能量？

    （作者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