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方舟：当自我袒露变成一件特别没有安全感的事

    当2020年的进度条所剩无几的时候，蒋方舟的小说集《和唯一知道星星为什么会发光的人一起散步》（下称《唯星》，中信出版集团）问世了。书中收入四篇小说，主题各异，故事发生的时空背景被虚化，文本呈现思辨、内省、末世、伤感气质。这些带点推想小说特质的作品让人联想到菲利普·迪克的一些作品或者《使女的故事》。

    接受中华读书报采访时，蒋方舟说，因为新冠疫情的关系，她有大半年宅在家里闭关写作。新书中篇幅较长的小说《唯星》就是这期间完成的，另一篇《边境来了陌生人》则是10月份一周时间写就。她是湖北人，对这场疫情感触颇深，“疫情让工作和生活好像停滞了，这个‘暂停键’对我的写作来说某种意义上是有用的，让我静下心来，想想写什么、怎么写……这期间我不怎么在社交网络上发言，一张口就觉得空虚。我有亲戚大年三十全家确诊，我当时的感觉是又难过又紧张，在这样的心情下，写小说是我找到的一个出口”。

    从九岁出第一本书起，蒋方舟成长的每个阶段几乎都没远离过公众视野，在收获了见识、声名之外，也面对质疑、误解、非议。她二十出头的时候曾出过一本杂文集，《我承认我不曾历经沧桑》，这个书名意味深长。2016年，她得到一个在东京独处一年的机会，那一年对她的改变不小，在《东京一年》那本书里，她记录了一年的见闻、思考，文字自我而放松，如同她那时的心情。

    在《唯星》的“后记”里，蒋方舟写道，“我今年超过三十岁了。年龄好像对女性来说挺敏感的，对我这种所谓‘年少成名’的女性，年龄好像更残酷一些”，不过，三十一岁生日当天微博里那句话才更代表她现阶段的心态，“青春终于过去，我发自内心地感觉到踏实和快乐……现在，真实的生活才刚刚开始？”，而这本新书意味着，她真正意义的写作可能据此也是一个新开始。她对推想小说这个文学类型兴致盎然，“至少我的下一本小说还是会延续这种架空的推想小说写法，好像大家觉得这样的写作挺适合我，而且这本书也是越到后面写得越顺利。”她开心地说。

    中华读书报：《唯星》这本书带些科幻气质，但又不是真正的科幻小说，你动笔时想过如何界定这些作品的类型吗？

    蒋方舟：我是先由着性子把它们写出来再说。我不喜欢纯粹的现实主义写作，也不擅长那种硬科幻写作，我喜欢有点社会幻想类型的作品。比如我特别喜欢（英国作家罗伯特·哈里斯的虚拟历史小说）《祖国》，那本书就是写二战时，如果希特勒赢了，世界会变成什么样。这个设定很神奇。

    我并没有预先想过《唯星》中的四篇小说具体是什么类型，但是我觉得第二篇、第四篇的内核里有非常坚定想要表达或不得不表达的东西，尤其第二篇的表达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伤害”到文学性，过于坚定和直接。写这一篇的时候，有强烈被催促的感觉，这催促来自于现实世界的变化。当时我就想，现实世界的变化要慢一点啊，不然我写的就不是推想小说，就成了现实题材了。

    中华读书报：你最近几年的几本书反差很大，《我承认我不曾历经沧桑》是杂文集，《故事的结局早已写在开头》是小说集，《东京一年》是旅日记录，再到最新的这本《唯星》，从题材到写法迥异，这是你的写作自然变化的过程，还是你刻意如此？

    蒋方舟：从写作的内核上来说，我是一直在转变的。我从来没想过要刻意突破自己，觉得我变成什么样就写成什么样吧。每本书的体裁会有基于兴趣成分的选择，比如《东京一年》的体裁，是那时候我喜欢日记、书信，就写成那样。《唯星》这种体裁，是因为我喜欢看推想小说，对这种类型文学的阅读带给我的快乐要大过读纯文学作品。我就想，也试试往这个方向写。

    “我感受到跨入创作中期之后的一些变化”，这是我在《唯星》“后记”里说的。有一次，我跟陈丹青老师聊天，我说不知道下一步该写啥。然后他就说，进入创作中期的人都会这样。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到这个概念。从年龄角度，我一直没往这方面想，觉得自己的写作不是刚开始嘛。后来觉得确实如此，感觉到自己写作时汹涌的情感还在，但是自我表达的热情却消失了，像《东京一年》里那么用文字去袒露自己的安全感也消失了。现在公共环境、互联网生态的变化，让我觉得自我袒露变成一件特别没有安全感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唯星》会是一本隐去“我”的书，我看到网上好多读者说想要在这本书的人物和故事中找到我的影子，其实大部分人在《唯星》里是看不到我的。

    中华读书报：可是读者在读小说的时候难免从中寻找作者的蛛丝马迹，就算你在《唯星》的写作中有意藏起自己，但其中人物的情感表达、看待事物的观念，也还是能代表你吧？

    蒋方舟：对，小说里人物的很多对话都是我曾和朋友真实聊过的内容。像《唯星》中第二篇小说人物之间关于时事的对话，包括对战争的看法，就是我在现实生活中与朋友的谈资。

    第二篇小说里让我难过的部分，不是孤独或者爱什么的，是那个丈夫所写的日记，我写到那些文字真是难过。记得写到那里的时候，我正在看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里面有个意象，让人难过，他说感觉到自己是他所处的历史当中最后一个人。这是他一战期间写的，在我心中《唯星》里那个丈夫的角色就是如此，某种程度上，我觉得我也是这样。在你所熟悉的时代，你的想法、价值观，培养你长大的这些知识，你能看到它的没落，能够感觉到自己在一个队伍的末尾。能感觉到后浪马上就要穿透自己的恐惧和身边没有人的那种孤独。这种孤独大于爱情中的孤独。

    中华读书报：听上去你在写小说的时候是与笔下人物能够共情的写作者？

    蒋方舟：我的体会是，当我不以“我”这个身份、角色、年龄写作，反而容易放下内心的戒备和对自我表达的羞涩，能够更顺利地借着笔下人物的嘴去讲话。像我这样，几乎持续地在大众媒体里进行了二十多年自我表达，分析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谈对爱情的看法，对时代的看法，想想是很可笑的事情，确实让人厌倦。所幸，我在小说里克服了这种厌倦。

    中华读书报：截至目前，新冠疫情在世界范围内还在进行时，远未到回顾和总结的时候，你在这本书的小说中含蓄写到了这场疫情，虽然隐去了时空背景，是不是有点操之过急？

    蒋方舟：我这么着急写这些，甚至在还没那么成熟的时候就拿出来，一个原因是，我能感觉到人们遗忘的速度之快，现在回忆今年1月至3月的一些情绪，都不太能想起来；第二，我发现人们习惯一种新的现实的速度特别快，像很长时间内不能出国，要戴口罩，要出示健康码……可能几个月前人们还在思考这种做法的社会伦理或者技术伦理。我想把握的就是我们如何习惯这些的，当我想明白了，已经处在新的现实当中。我想抓住那种转瞬即逝的感觉。

    中华读书报：回到之前提到你那本书的书名，《我承认我不曾历经沧桑》，到现在，你依然很年轻，但你的阅历比大多数同龄人丰富多了，可以“心安理得”地说自己沧桑了吧？

    蒋方舟：写《东京一年》那个阶段，感觉到的不是沧桑，而是疲惫。说沧桑还有点自傲的意思，但我并不会因为我经历的事情而感觉到我阅历更丰富。那时好多表达是重复的，以前我表达一个观点，获得的是交流，那时表达一个观点，得到的是曲解。大量时间花在解释上，我不喜欢这样。疲惫就是，连骄傲地宣称我其实经历过沧桑的意愿都没有。

    中华读书报：写作之外，这些年你一直在不同公共平台上活跃着，特别是在互联网上，视频节目《圆桌派》上能看到你，有些网络播客节目里也能听到你在发表见解，知识付费的年代，你的讲书课也上线了，同时你也在微博等社交网络平台与网友互动，这么多精力放在不同表达空间、平台上，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蒋方舟：是互相成全吧，我觉得做视频节目、做播客这种表达，比在社交网络上发言要好很多，我最近上社交网络（微博）其实挺少的。现在越来越多人把重心放在社交网络上表达观点，但是我现在使用社交网络真的就是为了跟读者互动。我会把使用社交网络的精力和情绪省下来，在其他平台上做更完整的表达。

    中华读书报：现在回头看从小到大受到的非议是什么感觉？

    蒋方舟：有一句很鸡汤的话，是尼采说的，“当你知道为什么而活，就可以忍受任何一种生活”，我觉得，某种意义上这句话说得挺对的，寻找人生的意义虽然特别虚无，但这句话确实在我小时候就影响过我，直到今天也一直影响着我，承受一切的能力更强，是因为想清楚自己要过怎样的生活，从什么样的工作当中能获得意义和满足，而且确实获得了。比如，每次出新书我都挺开心，跟读者面对面接触的开心是特别真实的。

    中华读书报：你在不同场合提到了《使女的故事》和阿特伍德，感觉你对这位作家情有独钟？

    蒋方舟：是啊。她那么大年纪了，还保持着创作力，去年还出了《使女的故事》的续集《证言》，这是少见的比前作更重磅的续集。她不止是一位作家，简直是偶像，她的写作和思考就没停过，在社交网络上也很活跃，观点又鲜明又坚定，所以我喜欢她。真希望自己到了她那个年纪也可以保持那么旺盛的生命力和坚定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