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书信中的民初遗老踪影

    由张剑、徐雁平、彭国忠主编的“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第7辑近日出版。这套史料丛刊，从2014年开始，一年一辑，每辑十多本，按时推出，风雨无阻，累积已达108种，122册，可称“叹为观止”。据统计，丛刊所收70%以上的史料，都是近人日记和书信这类私人文献。新出版的16种21册资料文献，仍不乏精彩的史料片段，尤其是一些日记、书信，从多重层面反映了民初遗老的生活世界，令人耳目一新。

    日记是十足的私人文献，形式上“排日记事”，一般是当天所写，也有数日后补写的，经过逐日、逐月、逐年记录，累积而成。这种在光阴流转中逐步形成的编年体文献，将作者的言行、见闻、思想乃至情绪，随时定格、固化后，“镶嵌”在特定的“地层”中，日记的“原始性”也因此而与众不同。日记中也难免有掩饰、隐晦的痕迹，但曲笔之处也会被即时保留在日记原稿中，不能再随意更改。一般情况下，日记也是“秘不示人”的私密文献，往往是作者身后才被后裔、门生公布出来，或者遗落坊间被外人收藏并刊行的。一部日记中某些零星记载可能会在不经意间解决一桩长期悬而未决的历史疑案，每令史学家激动不已，虽然这里有可遇不可求的机缘因素。

    另一种私人文献——家书和友朋书札，读起来更亲切，语言没有雕饰，意随笔到，多是坦露衷肠之言。这些信函原本有很强的私密性，当初只是为了完成即时传递信息的目的，并无公布于众的考虑。甚至有些内容生怕他人知道，收信人阅后还被要求“付丙”“付祝”（烧毁）。在历史学家看来，这种“讲私房话”的原始文献，一旦被保存下来，披露出来，可信度更高，因而备受青睐。与“密信”相近的还有“密电”。电报传入中国后，书信传递消息的速度已大为逊色。时至清季，无论是官家还是民间，凡电报线所到之处，紧要事情使用电报告知已很普遍。官员间甚至有固定的密电码，用以保密。在史学家眼里，这类“密电”的史料价值与“密信”并无二致，都是了解历史内幕和细节的珍贵文献。

    吴庆坻书信中的遗老世界

    遗老群体是民初较为活跃的一批人，他们追随逊帝溥仪，四处奔波，谋求“复辟”，与时代潮流格格不入。他们的举动在世人眼中多被视为荒诞可笑，故讥讽、讨伐之声不断。然而，遗老们却毫不顾忌，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奉着“宣统”年号，自说自话，相对比较封闭。这次新出版的《吴庆坻亲友手札》（王风丽整理）、《耆龄日记》（裘陈江整理）等书信、日记，非常生动地向人们展示了这个群体内部的活动，值得进行细致研究。

    吴庆坻（1849—1924）字子修，晚号补松老人，浙江钱塘人，光绪十二年（1886）的进士。其子吴士鉴（1868—1934）是光绪十八年（1892）榜眼，清末父子同馆，又同膺学差，传为士林佳话。辛亥后，吴氏父子居沪上，与冯煦、沈曾植、陈夔龙、梁鼎芬、樊增祥等结超社、逸社，为文字之聚；又与陈三立、易顺鼎、瞿鸿禨、冯煦、陈夔龙、余肇康、朱祖谋、金武祥、宋育仁等人书信往还密切。此次整理出版的《吴庆坻亲友手札》，约700通，写信者数百人，大大小小的遗老几乎都囊括其中。这些书信反映了遗老之间交游酬答、论学评议、修史纂志、公事往来及日常请托等细节和信息，让局外人更多了解到遗老世俗生活中鲜为人知的一面。

    清末重臣瞿鸿禨辛亥后在上海遗老圈中最具名望。1918年4月他死后，众遗老向溥仪为其请谥“文慎”，又多方谋划，为其办理后事。他的亲家余肇康撰《哭止盦相国七十韵》，录呈吴庆坻；而为瞿写墓志铭的冯煦也暗中向吴氏抱怨，称有湘人持有异议。信中说：“瞿文慎碑文，兄与庸庵（指陈夔龙）皆谬以为可，微闻湘人尚谓‘米汤之不浓，高帽之不峨’。弟于此文方自谓颇经意，足报此老相知之雅，而今犹云云，甚矣，文之难索解人也。”冯恕（字蒿庵）在民初以耆宿自居，卖文为生，他的自负与古来文人争胜积习，于此信中可见一斑，只是不知“湘人”者究属何人，似可再做探究。

    杨钟羲与端方是表亲关系，他看到同僚为辛亥革命中“殉难”端忠慜编选的遗集时，特意致函吴氏，“《劝美歌》系戊戌所进呈，事后颇讳言之，特为节去此语，想长者亦以为然也”。《劝美歌》，即《劝善歌》，是戊戌政变后，端方为了讨好慈禧进呈的，逢迎阿谀，颇为士人不齿，所以，出于“为贤者讳”的考虑，遗老们坚持从遗集中删去了。

    日记中的遗老踪迹

    1922年11月，另一位遗老人物沈曾植（字子培，号乙庵）去世后，遗老们的反响也不尽相同。陈夔龙在信中告知吴庆坻：“乙庵作古，言之心恻，身后萧条，何以善后。闻讣音到京，圣上极为悼惜，将来遗折奏上，必有恩旨。其折闻由仁先拟稿，弟处迄未寓目。”仁先，即胡嗣瑗，又字琴初、晴初，当时在天津协助溥仪办理“政务”，有“胡大军机”之号。另一封信又言：“乙庵请谥事，虽经琴初在京与当轴力争，而绍、耆颇有坚执，陈、朱亦甚犹疑。闻遗折初三可上，弟等公函适于初二到京，不知能补救万一否。”看来，对于沈曾植的谥号，小朝廷内部意见有分歧，陈夔龙、吴庆坻、胡嗣瑗积极努力，满洲人绍英（字越千）、耆龄（字寿民）反对，陈宝琛、朱益藩则“游移”，最后还是不了了之。后来所谓“沈文诚”者，大约是与沈相近的遗老遗少给他的“私谥”。也许是一种巧合，反对给予沈曾植谥号的耆龄（1871—1931）的日记，这次也恰好被收入《丛刊》第七辑中。他在1922年12月24日日记中写道：“入值，为沈子培赐恤事，与瑞臣聚讼久之。及请旨，仍用余说。”瑞臣，是宝熙的字。他反对赐谥，与陈夔龙书信得到印证。

    此次出版的《吴庆坻亲友手札》《耆龄日记》与已刊的《郑孝胥日记》《许宝蘅日记》《绍英日记》《胡嗣瑗日记》，以及近日收入《近代史研究所藏稿钞本日记丛刊》的袁励凖《甲子年日记》，都是研究溥仪小朝廷和遗老生活的生动史料。将这些原始资料相互印证，可澄清不少历史上似是而非的说法。此外，《徐乃昌日记》（南江涛整理）则记述了徐氏辛亥后隐居著述、校刊古籍的活动，因为徐氏与众多遗老往还密切，切磋学问，此书亦可视为研究遗老的参考文献。

    世居北京的满人日记

    这辑中还收入了两位清末民国时期居住北京满人的日记。清末在学部当差的恩光，曾被委派参加1910年筹建京师图书馆的活动。《恩光日记》（徐庆江、董婧宸整理）1910年7月29日写道：“查收甘肃送来敦煌山洞珍藏唐朝写本经卷十八箱，未启。”次日又提到与图书馆监督徐坊等“捡查唐藏经卷十八箱”。可见，这批劫余残存的珍贵文献，起初是以“十八箱”的面貌入藏官方机构的。这是当事人的亲笔记录，对了解敦煌文献流传的脉络自然是有所帮助的。

    清末曾任清外务部主事的满洲官员豫敬，对民国政府一直有仇视情绪。可是，卢沟桥事变爆发前后，他虽对中国军队过于软弱有所不满，却对日本侵略者的野心予以揭露。《豫敬日记》（李芳整理）1937年7月8日写道：“前夜天明，闻得炮声隆隆，知系日军在卢沟桥夜操，不甚注意。今午忽有号外登载，日军演操，我军驻扎相离甚近。我军向日军攻击，日军停操应战，双方均开火，当由宛平县会同我军上级官长，日方亦派武官调查真相。”当时，普通百姓只能根据报纸的“号外”了解一些消息，甚至听说是中国军队先向日方发动“攻击”的。第二天，他就发现这种说法是讹传：“唯此次仍由彼方藉失一日兵，非入城搜查，我方未允，彼即攻宛平县城，责任全在彼方。彼不肯认过，反要求多事，我岂能全认，仍恐不免战事。”7月26日又感叹说：“此次日军源源而来，早已擘画周详，非借端开衅不可，而我方非不设备，但胆小不敢先动。”面临中华民族前所未有的危机，即使像豫敬这样的没落满洲贵族的后裔，也有难以自掩的爱国之情，可见当时全民族抗战的气氛是何等浓烈。

    日记书信是反映社会生活最生动的材料，琐碎而零乱，与档案史料的整齐、系统自然无法相比，可是，正是在这些看似散乱的记载中，一次不经意的发现，可能会解决一桩悬而未决的悬案，令人茅塞顿开。学界同仁期待这些可遇不可求的稀见史料源源不断被披露和出版出来。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