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精神是东坡艺术的灵魂

    今年秋天故宫展出的东坡文物大展以“千古风流人物”为题，真是画龙点睛。苏东坡在政治与学术等方面都有杰出的建树，即使他只是一位政治家或学者，已足以名垂青史了。然而文学与艺术才是东坡充分发挥其巨大创造力的广阔天地，如果把文学与艺术两方面的成就综合起来予以考察的话，东坡堪称千古独步。在古文方面，东坡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在宋代古文家中则与欧阳修齐名，并称“欧苏”。在诗歌方面，东坡在北宋诗坛上与黄庭坚齐名，并称“苏黄”；在整个宋代则与陆游齐名，并称“苏陆”。在词的方面，东坡与辛弃疾并称“苏辛”，是宋词最高成就的代表。在书法方面，东坡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在绘画方面，东坡的墨竹及枯木怪石在绘画史上享有盛名，他还是文人画的开创者。古往今来，几曾有过以一人之身在这么多的艺术领域内登峰造极的巨匠？试问东坡为何能在如此广泛的艺术领域内从心所欲、游刃有余？我觉得除了与生俱来的灵心慧性之外，最重要的原因是贯穿其整个文艺创作的创新精神。对于前者，我们只能顶礼膜拜。对于后者，或许能够稍予论说。

    东坡的思想，具有通脱潇洒、不拘一格的特点。他善于打通各种不同的艺术门类来进行体会与思考，他的风格论与创作论都贯穿一种“通”的精神，前者的具体表现是对不同风格的兼收并蓄进而交融相济，后者则表现为在各种不同的艺术门类之间进行功能移植与风格渗融。怎样才能达到“通”的境界呢？古人早就指出创新求变便是不二法门。《易·系辞上》云：“极数知来之谓古，通变之谓事。”孔颖达解释说：“物之穷极，欲使开通，须知其变化，乃得通也。”南朝的萧子显则在《南齐书·文学传论》中说：“若无新变，不能代雄。”东坡对此心领神会，他在风格论上绝对不取那种固守某家某派的藩篱而不越雷池一步的保守态度，他在创作上则始终求新求变，最终突破古人，自成一家。

    东坡22岁那年参加进士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了主考官欧阳修、梅尧臣等人的青睐，并震动了整个文坛。这篇在考场上写出的命题作文竟被后人选进《古文观止》，堪称宋代的“高考满分作文”！主考官欧阳修对这篇文章击节称赞，但文中所举的一个例证却让他猜疑不已，东坡写道：“当尧之时，皐陶为士，将杀人，皐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皐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欧阳修在阅卷时就问梅尧臣：“此事见于何书？”梅尧臣也记不起来，但他们都觉得这个典故用得非常贴切，以为一定是自己偶尔忘了其出处。等到放榜后东坡前来谢师，欧阳修向他询问出处。东坡回答说：“此事见于《三国志·孔融传》的注。”欧阳修回家后翻检《三国志》，不见此事。几天后重问东坡，东坡说：“曹操灭袁绍后，把袁熙之妻赐给其子曹丕。孔融就说：‘昔武王伐纣，把妲己赏给周公。’曹操惊问见于何书，孔融说：‘以今日的事情来推测，当时应有此事。’尧与皐陶的事，我也是据理推测的。”欧阳修听了大惊，认为东坡善于读书，善于用书，将来的文章一定会独步天下。北宋的应试文虽然还不像后代的“八股文”那样刻板，但毕竟也是有一定规范的程式文字，东坡在考场上都敢发挥想象来增强说理的淋漓畅达，何况是日常的写作！所以东坡的古文兴会淋漓、活泼灵动，是北宋文坛上真正的“美文”。像前、后《赤壁赋》那样优美的散文诗是不必说了，即使是义正词严的碑记类文章如《潮州韩文公庙碑》，或是寥寥百余字的小品文如《记承天寺夜游》，也是诗意盎然，情文并茂。

    对于东坡的五七言诗，其弟子陈师道曾用一个“新”字予以评说。清人赵翼引伸说：“新岂易言！意未经人说过则新，书未经人用过则新。”的确，东坡的诗歌以全新的风貌使人耳目一新，从而在创造宋诗的生新面貌的过程中作出了重大的贡献。首先，东坡诗的题材之广阔，堪称前无古人。他用敏锐的审美眼光在大千世界中择取诗材，从而使诗歌的题材领域得到了大幅度扩展。例如前人很少咏及农具，锄、犁等物只是作为农村生活的点缀而被写进田园诗或悯农诗中，它们自身则很少成为吟咏的对象。东坡却写过专篇来吟咏水车、秧马等新式农具，而且写得灵动有趣。再如“牛矢”（即牛屎），几曾有人敢写进诗中？但东坡诗中就出现过：“半醒半醉问诸黎，竹刺藤梢步步迷。但寻牛矢觅归路，家在牛栏西复西。”此诗直录儋州的黎族老乡的口语，因而洋溢着泥土的气息，真是一首活泼自然的好诗！其次，东坡诗的风格之清新活泼，引人入胜。例如其“理趣”诗，不但蕴含哲理，而且字里行间趣味横溢，“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等，莫不如此。至于脍炙人口的《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把抽象的哲理表达得如此的清晰、准确、生动，却又只字不离游览庐山之事。用前人的话说，这真是“一字不落理障”！正因如此，此诗所蕴含的哲理就是寄寓在诗歌意象中的深层意义，就是诉诸读者体悟的言外之意，它不但真切灵动从而使读者易于领会，而且意蕴丰富从而使读者联想无穷。把“理趣诗”写得如此兴会淋漓，正是其创新精神的典型体现。

    对东坡的词，流行最广的一个评语便是“以诗为词”。由于词曾经长期被人视为与五七言诗判然有异的另类文体，“以诗为词”实为打破文体规范的“破体”之举。东坡“以诗为词”的具体做法，是把诗中习见的某些题材移植到词苑中去，同时又用诗中已发育得相当充分的手法、意境来改造词中原有的题材，从而把在韦庄、李煜、欧阳修等人笔下初见端倪的词之诗化的倾向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最终将“歌者之词”彻底变成“诗人之词”。东坡之前的文人词只能反映作者部分的人生或自我，东坡词却是其生平行事的忠实记录，是他心底波澜的鲜明写照。举凡宋代士大夫的日常生活内容，如游览、宴饮、唱酬、节庆、亲友离别、宦海浮沉、生老病死以及它们所引起的喜怒哀乐，这些内容在东坡词中应有尽有，而当时其他词人却没有如此广阔的题材涵盖面。在东坡笔下，诗与词在反映文人的生活状态以及抒写他们心态的功能上已没有太大的差别，这是词史上前所未有的新气象。在风格上，东坡开创了豪放词风，这与传统的婉约词大异其趣。据说东坡曾问幕下文士，自己的词与柳永的词相比如何？幕士回答说：“柳永的词，只好让十七八岁的女孩儿，手持红牙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的词，须关西大汉，持铁绰板，唱‘大江东去’。”东坡的豪放词打破了由婉约词风一统天下的词坛格局，为南宋辛弃疾等人的豪放词派奠定了基础。宋人胡寅说：“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清人陈廷焯则认为东坡词是“此老平生第一绝诣”，成就实在其诗、文之上。我们不必把东坡的词与其诗文强分甲乙，但是就某种文体的发展史上所占有的地位来说，东坡对词史的贡献是前无古人的。东坡词的创新意义，称为词体革命也并不过分。

    在书法艺术上，东坡也表现出强烈的创新精神。从法度森严的唐代书法到崇尚意趣的宋代书法的转变过程中，东坡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究其原因，强烈的创新精神便是关键。东坡为石苍舒的醉墨堂题诗说“我书意造本无法”，正是出于这种精神，东坡彻底摆脱了对前代书法名家的盲目崇拜，转以平等的心态对他们进行评论，褒者并不过奖，贬者几无恕词。东坡作书虽曾兼师众家，其主导风格却是自我作古，自成一家。正如黄山谷所说：“士大夫多讥东坡用笔不合古法，彼盖不知古法从何而出。杜周云：‘三尺安出哉？前王所是以为律，后王所是以为令。’予尝以此论书而东坡绝倒也。”东坡评黄山谷晚年的草书则说：“张融有言：‘不恨臣无二王法，恨二王无臣法。’吾于黜安亦云。”师生二人，真可谓惺惺相惜，莫逆于心。正由于东坡、山谷怀有如此的胸襟和气魄，他们才能满怀信心地在唐人书法已臻极境的背景中进行积极的艺术创新，从而别开生面，而不是像蔡襄那样跟着古人亦步亦趋。东坡自称：“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如此充满自信，气势磅礴，堪称书法史上的独立宣言。南宋的朱熹说：“字被苏、黄胡乱写坏了。近见蔡君谟一帖，字字有法度，如端人正士，方是字。”正从反面说出了苏、黄与蔡襄的区别。东坡的书法，以行书为最工，行书是最能体现东坡“尚意”精神的书体，其代表作便是《黄州寒食诗》。在东坡贬谪黄州的第三个年头，一年一度的寒食节来临了。阴雨连绵，春寒如秋，东坡的心情比天气更加阴沉、凄冷。他进不能辅佐君主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退不能回乡隐居祭扫先人的坟墓。这种进退两难的处境，比穷途痛哭的阮籍更加不堪。于是他奋然提笔，写下了两首寒食诗。诗是第一等好诗，字更是第一等好字！此帖在当时便得到黄庭坚的高度评价，后来更被誉为“天下第三行书”，从而与王羲之的《兰亭序》、颜真卿的《祭侄文稿》齐名，交相辉映于千年书史。也许我们无法用语言说清楚《黄州寒食诗》的笔画所表达的具体意绪，但读帖者肯定能感受到那渗透在字里行间的抑郁、牢骚与悲怆。帖中尚存三处勾乙的痕迹，可见是一件属稿。细读此帖，不难想见东坡蜷缩在低小的茅檐下铺纸泼墨的身影。就像当年屈原呵壁问天一样，东坡以此诗此书向苍天诘问为何使自己陷此绝境。东坡在黄州以后的书法当然仍然涌现出不少佳作，晚年所达到的人书俱老的境界也十分可贵，但最能代表东坡艺术个性的作品必推《黄州寒食诗》一帖。这是东坡贡献给千年书史的不朽杰作。

    东坡对绘画艺术也十分喜爱，他从理论阐述和绘画实践两个方面对文人画在中国绘画史上重要地位的确立作出了杰出贡献。文人画既以神似为特征，又以写意为目的，就必然带来气韵生动的优点。东坡认为“古来画师非俗士，摹写物象略与诗人同”，意即这种绘画虽然也以“摹写物象”为目的，但它一定是充满诗意的，从而成为文人学士用来表达襟怀的艺术手段。东坡也许不是第一流的画家，他也没有在绘画上投入太多的精力。东坡作画，往往是乘兴而起、兴尽即止的偶然举动。他最为擅长的是墨竹与枯木怪石，不但在当时享有盛名，而且有作品传世，吉光片羽，使后人得以约略地窥见其流风遗韵。在东坡眼中，书法也好，绘画也好，都是抒写胸臆的艺术手段，都应以尚意为核心精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东坡打通了书法与绘画之间的壁垒。从东坡开始，由抽象线条构成的书法和由具体物象构成的绘画被统摄在同一种艺术精神之中，它们不但在笔法、布局等具体手段上互相借鉴，而且在意境、风格上互相渗透、融合，从而像诗文一样成为作者人格精神的外在体现。

    东坡在《易传》中阐释乾卦象辞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一句说：“夫天岂以刚故能健哉？以不息故也。”他始终以“自强不息”的积极态度对待人生，努力进取，从不懈怠。在文艺方面，东坡始终处于努力创新的艺术追求中，他不但为后人留下价值连城的艺术珍品，而且为我们提供了永不枯竭的思想启迪，那便是创新求变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