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图书志

    Covid-19强化了几乎所有可见与不可见的边界，理性与非理性之边界除外。不过，残酷的疫情也的确让更多人意识到人与自然的矛盾不是抽象的，它直接涉及你我他的生死。在此特殊时刻，自然、博物类图书出版形势怎样呢？ 以南兆旭先生筹划的“坪山自然博物图书奖”为例，因疫情对各行各业都造成了巨大冲击，发布征集信息那天，大家原以为这一年的相关图书数量不会很大，但结果却是：“我们被淹没在油墨味熏天的书海里。很熏，也很幸福。我们共收到来自59家出版社、出版机构、公益组织以及专家、读者推荐的416本。”（摘自深圳坪山图书馆微信号）

    商务印书馆连续多年成为博物类作品的出版大户。熊姣重新翻译了卡森的经典《寂静在春天》。卡森另外几部作品商务也宜尽快引入。新出的《树林之歌》与《看不见的森林》同样精彩，不得不说文质彬彬的哈斯凯尔（David George Haskell）教授非常会写作。这次他写的是寻常之物（吉贝、欧榛、豆梨、日本五针松等），极见功夫，瞧一眼书末14页之多的参考文献就知道作者有多努力。比较一下，国内的博物类图书极少列出参考书，这不仅展示了形式上的差距。商务馆译出的《生命之数：用数学解释生命的存在》令人爱不释手，作者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斯图尔特（Ian Stewart），他本身是数学家。那么，这本书不是讲数学吗？ 没错，但同时也在讲博物！ 当博物学已经在出版界得到认可，就没必要区隔，反而宜主张沟通。斯图尔特的这部书与当年达西·汤普森的《论生长与形式》及库克(Theodore A.Cook)的《生命的曲线》属于同一类型。斯图尔特的作品一如继往，简明、优美、充满洞见。

    如果在博物系列中列入数学家的作品有些唐突，那么提到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这位博物学大佬就非常自然了。他用30年写成的10卷本“博物沉思录”中今年就有三部得以出版中译本，其中商务出了《刺猬、狐狸与博士的印痕》《达·芬奇的贝壳山与沃尔姆斯会议》两本，外研社出了《彼岸》。加上去年6月海南出版社出的《奇妙的生命：六亿年地球生命演化的秘密》，短时间内中国就翻译了他4部书。古尔德的作品融文学、历史、博物学、古生物学于一体，妙不可言，在全球有极高的声誉，却也相当难翻译。尽管现在的译本仍有可推敲之处，但作为读者必须深深感谢诸位译者。说译者积德行善，并不为过，局外人可能不晓得翻译有多辛苦、稿酬与付出多么不成比例。

    法国学者阿塔利的《海洋文明小史》小巧玲珑，信息量巨大。因为这本书，我还到法国文化中心客串了一场海洋博物学讲座。此书的内容几乎可算作海洋开发史、海洋“不文明史”，书中叙述了人类对海洋的持续争夺和大规模污染！ 原书名直译是“海洋传”或“海洋志”。海洋题材让我想起2019年9月译林社出的古利（Tristan Gooley）的《水的密码》（How to Read Water）。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今年也推出一部海洋博物书《深蓝SOS：我们和海洋在一起》，作者厄尔（Sylvia A.Earle）是“深海女王”、探险家、海洋学家。这本书文字并不深奥，但书末同样包含13页的参考文献，另有5页的网站链接信息，并不因为内容通俗、面向大众而降低标准。广西师大社还引进了《食物探险者：跑遍全球的植物学家如何改变美国人的饮食》，中译本装帧精美，价格也不菲（108元）。梅里尔（Lynn L. Merrill）撰写的《维多利亚博物浪漫》（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终于快印刷了，它是一部很特别的科学史作品，由我的学生张晓天翻译。今年，北大社还出版了我译的克兰（Walter Crane）的一部小书《花神之宴：百花化装舞会》，克兰创作了四部“花书”，其中《古园奇幻》也已译毕，尚未找到出版社。

    施宾格（Londa Schiebinger）撰写的《植物与帝国：大西洋世界的殖民地生物勘探》是一部非常特别的女性主义科学史、博物学文化作品，全书基本上围绕一种植物洋金凤（Caesalpinia pulcherrima）来叙述。此书由四川大学姜虹翻译，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姜虹译出的希黛尔（Ann B. Shteir）的《花神的女儿》近期将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希望这两部二阶博物学作品的译出能推动国内的相关研究。毕竟历史上中国女性与植物的互动也相当有特色（如《红楼梦》《镜花缘》所示），值得做细致工作，在死板的传统科学史叙述中，这些“生活世界”的内容无法得到公正对待。

    这一年我推荐或作序的博物书就有十几种，有的预计明年才能印出来，除了前面提及书名者外，已面世的还有《英国皇家园艺学会植物分类指南:75科常见植物的鉴赏与栽培》《杂草的故事》（新版）《蓝图》《水果史话》《雄安草木行》等，这里有引进的也有原创的。

    国内原创版在许多方面比不上引进版（外国不是一个国，直接比也不公平），但也很有特色和亮点。其出版形势仍然符合我多年前的预测。俗话说“不怕慢就怕站”。现在看来，博物原创书必定稳定发展下去，这不是少数人的忽悠，而是建立在销售统计数据上的一种信念。当然，这也建基于对中国百姓生活变好、文化素养提升的憧憬。

    要特别提及周浙昆的《墨脱植物考察追记》（云南人民出版社）和马克平主编的《植物博物学讲义》（北京大学出版社）。前者生动补记了1992年9月到1993年5月墨脱雅鲁藏布江河谷的越冬植物考察、采集活动，中国科学家应当更多地书写野外考察过程的图书；后者是职业博物学（这里特指植物科学）与业余博物学相结合的一次有益尝试，马先生高瞻远瞩充分意识到了公民博物学对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意义。

    刘利柱编著的《太行山常见植物识别手册》（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9年11月）、吴健梅主编的《草木南粤》（分园林篇和山野篇，广东科技出版社2019年12月）、张海华的《东钱湖自然笔记》（宁波出版社，2020年7月）和《诗经飞鸟》（宁波出版社，2020年10月）、何频（赵和平）的《蒿香遍地》（黄山书社，2020年）都非常值得关注。四位作者都是业余做相关探究，但水平都不低。

    目前的中国，基本动物植物菌物工具书、地方性手册，依然有许多空白，严重制约着公民博物学实践的开展。有时科学家对自己的家底也不够清楚，中国境内一些地区的标本采集、野外考察仍然许多工作要做。比较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博物学，从基础层面看，这方面的差距十分明显。改进的办法只是能提醒、呼吁科学家要直接为纳税人服务，除了用洋文多发论文外也用母语写些通俗读物，各种动物志植物志菌物志江河湖海志保护区志国家公园志等，没有的要尽早立项、抓紧出版，已有的要想着及时更新（比如《北京植物志》为何迟迟不更新？）。同时博物爱好者也要学着自力更生，自己撰写实用作品，所谓“自编自用”。一阶博物爱好者、从业者，也宜适当接触二阶研究，反之亦然，这样才有利于博物事业行稳致远。从全球视角看，中国人对域外的大自然关注不够，相关中文出版物极为稀少。比如我们对周边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地质、地理、植物、动物、风俗、文化，均缺乏足够了解，光盯着经济或者贸易，是远远不够的。

    家园与远方，都要博物起来。在此我也斗胆预测：未来三十年，博物图书出版都会保持热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