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印象记之2020

    公元2020年绝对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年份。在这一年中，我对几个问题都有了全新的思考和认识，这些思考和认识目前还在发展。这里先和大家分享几种我今年阅读的好书。

    《哈罗德·布鲁姆文学批评集》（全六卷），［美］哈罗德·布鲁姆著，（《文章家与先知》，翁海贞译；《史诗》，翁海贞译；《短篇小说家与作品》，童艳萍译；《小说家与小说》，石平萍、刘戈译；《诗人与诗歌》，张屏瑾译；《剧作家与戏剧》，刘志刚译），译林出版社2016年4月～2020年2月第1版。

    从1984年起，布鲁姆与切尔西出版社合作，选择他认为富有启发性的名家文学批评之作，构成大型文集丛书，20年间编辑出版了近千种。布鲁姆将他20年间为这些文集所写的导言汇编成六卷本《布鲁姆文学批评集》，总共评论了西方文学史上的作者两百余人（有许多人因跨界而出现在不止一卷中）。每卷所论之作者，依照出生年份排列先后顺序。

    《批评集》大部分章节由三类文本组成：一、布鲁姆自己的评论、解读和串讲，二、其他评论者的评论选段，三、被评论作品的选段。也有一些章节只有第一或第二类。

    某些作家会反复在布鲁姆评论其他作家时出现，这样的作家显然在布鲁姆心目中有着类似“标杆”的地位。除了毫无疑问的“超级标杆”莎士比亚之外，稍次一等的“标杆”作家有《旧约》某些章节的作者、乔叟、但丁、拜伦、爱默生、狄金森、劳伦斯等。几乎每一卷都会有一个或几个“标杆”作家，他们作为重要人物，起着量尺的作用，布鲁姆在谈论其他人的时候，会反复提到他们，有时甚至达到喧宾夺主的地步。

    如果打算精读布鲁姆的《批评集》，了解这种“标杆”结构是非常有用的，它可能提供了提纲挈领掌握布鲁姆价值体系和评价标准的某种捷径。当然，任何时候都应记住，布鲁姆的标杆有相当大的随意性和极强烈的个人色彩。

    《如 果 有 外星人，他们在哪？ ——费米悖论的75种解答》，［美］斯蒂芬·韦伯著，刘炎等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19年12月第1版。

    人类谈论外星人已有数百年历史，进入20世纪又有了多种科学的探测，但外星人迄今为止从未现身过。本书正标题正是“费米悖论”的简要表述，本书可以视为解答费米悖论的集大成之作，尽管并非完备无缺。2002年的初版中讨论了50种解答，到2015年的新版增加为75种。50种或者75种，听起来都挺吓人，其实可以进一步归类，本书作者斯蒂芬·韦伯也是这样处理的，他归纳成三个大类：一、它们就在或曾经在这里（包括10种），二、它们存在但是我们还没有接触到它们（包括40种），三、它们并不存在（包括24种）。最后提出他自己的一种作为第75种。

    作者自己也表示“并不认为这里所列的解答清单已经详尽无遗”，例如在我看来最有思想深度的一个大类——“大寂静”（Great Silence，又译“大沉默”），就没有出现在作者论述的清单中。这个未出现的大类中，应该包括特别引人注目的斯坦尼斯拉夫·莱姆的解答，以及刘慈欣的解答，但本书作者似乎不认为“大寂静”是一类认真的解答。作者在列举各种对费米悖论的解释时，有刻意回避科幻作家的倾向：在75种解释中，来自科幻作家的，我只找到了6种，不到1/12。本书作者显然更喜欢来自学者、官员、科学家所提出的解释，被作者选中的6位科幻作家中，有的人也有双重身份。

    《我信仰阅读：传奇出版人罗伯特·戈特利布回忆录》，［美］罗伯特·戈特利布著，彭伦译，中信出版社2020年9月第1版。

    本书是资深媒体人的回忆录。在西蒙舒斯特出版社和《纽约客》杂志社的多年工作，使本书作者有了接触文化名流和参与重要文化事件的丰富经历。更有价值的是，文化名流呈现在公众面前的形象，和编辑因职务之便而见到的形象，是大不相同的。听本书作者娓娓道来，但见大牌云集，名作纷呈。谈书谈影，无不雅俗共赏；论文论人，常能老少咸宜。随意披阅，皆极富阅读快感。

    《惊奇：科幻黄金时代四巨匠》，［美］亚历克·内瓦拉-李著，孙亚南译，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20年7月第1版。

    主要由“科幻黄金时代”的核心人物坎贝尔和三位大神阿西莫夫、海因莱因、哈伯德的各种轶事组成，八卦与历史齐飞，追星共拜神一色，对于科幻爱好者来说是非常精彩的读物，对于科幻研究者来说也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可惜白璧微瑕，中译本删去了原书索引，给学术利用造成了不小的困难。

    《纯科学的政治》，［美］丹尼尔·S·格林伯格著，李兆栋等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20年1月第1版。

    这本很不起眼的老书，初版于1967年，1999年再版时，Nature杂志的主编马多克斯写了序，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干将夏平也写了序。本书用美国的事例揭示，政治介入科学的历史其实已经非常悠久了。正如夏平在序中所言：“要想伸手从国家的腰包掏钱，纯科学的‘思想家们’必须像其他所有特殊利益集团一样，从事政治活动。……没有一个不带个人色彩、全球性的标准来规范科学判断，科学主张的可信度从来不是纯证据或纯逻辑问题（也就是说，它总是涉及花言巧语哄说服，在这个意义上说，就是所谓的政治）。”

    但本书更有价值的部分，是对基础科学和实用技术之间关系的讨论。例如1960年代美国国防部选择了20种1945年之后出现的美国国家军事安全领域的尖端技术武器，包括核弹头、火箭弹、雷达设备、导航卫星、海军水雷等等，对这些武器做了详细分析，目的是确定这些武器系统的科学技术来源。这个“回顾计划”的最终结论是非常令人惊异的：基础科学研究在其中的贡献非常小——20种武器总共涉及556个事件，其中92%来自技术领域，而剩下的8%则几乎全属应用研究，只有2个事件可以归属于基础科学范畴。这样的结论，无疑让搞基础研究的科学家们非常恼火。

    事实上，所谓“基础科学”，往往只是对世界图景的建构和描绘，它们有的不需要实践检验，有的无法进行实践检验；而技术却直接和外部世界打交道，必须解决现实问题，因此必须经受实践检验。基础科学研究在美国已经长时间处于“很难搞到钱”的状态中，超级超导对撞机早就下马了，NASA得到的经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占比已经下降为全盛时期的十分之一了。这种现象有没有合理性？ 本书对于理解这方面的问题、开启这方面的思考，都有非常大的参考价值。这也是我忍不住再次推荐本书的原因。

    《控制论革命者：阿连德时代智利的技术与政治》，［美］伊恩·梅迪纳著，熊节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8月第1版。

    20世纪70年代，阿连德总统执政智利，在政治上尝试社会主义改革，在人工智能方面尝试建设史上第一个覆盖全国的实时经济信息网络Cybersyn。不幸随着他政治上的失败，Cybersyn也不了了之。Cy⁃bersyn是“一个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的互联网传奇，一段西方媒体与硅谷精英选择遗忘、甚至努力掩盖的历史”。读着这段历史，让我想起中国古代那些英雄故事，如果说阿连德和Cybersyn好比悲剧中的陈胜、吴广，那今天中国的互联网产业能不能成就大汉王朝的帝业呢？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