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社记录了我的治学历程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自从1955年成立以来，与祖国一起历经风雨，今年迎来了建社65周年的喜庆时刻。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家大学出版社，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创立具有其独一无二的历史背景——服务新中国发展高等教育的现实需要，肩负着特殊使命——引进前苏联教材，助力教学科研业务。在改革开放后，人民大学出版社结合新的时代使命，不仅引进了大量的西方优秀教材和著作，同时也将更多的中国文化智慧结晶对外展现，取得了丰硕成果，奠定了在国内出版业的一流地位。

    时光荏苒，从我1957年进入中国人民大学读书，到1961年毕业留校任教至今，人民大学出版社一直伴随着我个人在教育与治学方面的发展。我的绝大多数研究成果也都是由人大社编辑出版，可以说，人大社是我的学术思想走向广大读者的“桥梁”。

    留校任教以后，我在校内授课的同时，还去了北京第一机床厂实习，接触工厂实践，从课本中学到的班组管理、厂部管理等专业知识在实践中逐步真正“落地”。通过一线见闻，以及与工厂员工、厂长等各层级人员的频繁接触，我对当时的工厂运行和管理有了更多的体会与思考，这是我人生中的一段重要实践历程。“文革”期间，中国人民大学被迫停办，我进入北京市委研究室工业研究组。因需要起草工业生产方面的文件，我又有机会深入北京各工厂进行调研，也由此加深了对于国有工厂效率低下、缺乏创新的了解。

    1979年人民大学正式复校，我满怀欣喜回到学校的教学科研岗位。不久后，我作为首批国家公派学者之一访学南斯拉夫，第一次走出国门。当时国内尚处在短缺经济之中，而南斯拉夫已经历20多年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经济发展走在中国前面。在三年多的访问学习中，我克服了语言困难，不断与国外同行交流学习，对先进的生产组织形式、企业管理理论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1982年回国之后，结合访学期间的知识积累，我开设了国内首个“公司理论与实务”课程。在承担学校教学任务的同时，我参与了《公司法》及其他相关重要法律的起草制定工作。1987年，经过长期以来的积累和准备，我撰写了《南斯拉夫工业经济管理学》和《工业公司概论》两本著作，由人大社出版发行。进入学术研究的高峰期后，在人大社的支持下，我又陆续出版了多部使用广泛的教材，包括《公司经营学》（1989年）、《企业兼并问题研究》（1992年）、《现代企业概论》（1995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现代企业制度》（1997年）、《现代企业组织制度》（1998年）、《中小企业制度与市场经济》（1999年），还出版了译著《组织行为学》（[美]休·阿诺德）等。2002年，我的个人专著《论公司》在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得到了学术界和产业界的高度评价与认可。2019年，学生把我近十来年发表的文章结集成册命名为《论管理》，交给人大社，和经过校订的两本旧著《论公司》《论企业》一起，以“邓荣霖作品集”为题出版。

    就我的感受而言，人民大学出版社作为一家立足学术的出版机构，以三大特点卓然屹立于出版界。首先是教材与著作相结合。从早期服务国家建设需求，大规模出版前苏联教材，到后来大量出版国内作者的优秀教材，再到八九十年代之后，出版众多代表国内一流水准的学术著作，真正实现了两条战线齐头并进，取得了丰硕成果。其次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人民大学出版社具有较强的时代性，既注重理论性前沿作品的积累，同时又能紧跟社会发展实践，强调学术性与实用性相结合，遴选立足实践、服务社会的优秀作品，满足了各类读者的现实需要。最后是本土与世界相结合。人民大学出版社放眼全球，在展现中国学术与实践成果的同时，还敏锐把握各学科和产业实践国际前沿，引进国外优秀作品，实现了兼通中外。

    我写作、出书的目的，一是服务教学，通过著书立说为学生讲授知识；二是服务实践，促进办好中国的公司和企业。希望读者读我的书能得到一些启发，做好该做的事、能做的事，一步步深化认识，解决中国企业实践中的种种问题。和出版社的同志一样，我最希望的，无疑是作品能经得起实践的检验，经得起历史的考验，无愧于心，也无愧于出版社的品牌。所幸，多年来，我的众多著作得到了各界读者的广泛认可，尤其是来自企业界的积极反馈，使我颇感欣慰。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记录了我几十年的学术道路。我由衷地相信，人大社将继续在正确的道路上前行，取得更辉煌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