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人民大学的一名教师,我的教材编写工作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息息相关。
在我一生的写作中,教材写作投入的精力最多。上世纪50年代,我开始练习写作,是编写新中国建国前后有关中国货币、信用与银行的教学参考资料;新世纪的十多年是我最后从事教学研究的阶段,这段的主要精力也是致力于教材建设。可以说教材建设是我学术生命的起点和终点。能够写出一部流传后世、影响几代人的好教材,不能不是一名教师的崇高理想。
一、我主持的第一部教材——《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流通与信用》
我是从1950年开始讲授货币银行学的。当时金融学科开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流通与信用”课程,选用的是苏联翻译过来的教材。但原作的表达方式与我们颇不同,加之译文生涩,使学生学起来非常吃力。所以,当时中国人民大学的财政系决定由我来主持编写一本《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流通与信用》。参与这项工作的,除了我以外,还有周作仁、杨承祚、林与权三人。经过几年的编写和反复修改,该教材于1957年1月和4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分上下两册出版,同年5月,合为一册出版发行。这本《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流通与信用》是我第一次主持编写并公开发行的教材,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本由中国人自己编写的金融学教材。
二、未能出齐的一部教材——《货币信用学》
在编写《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流通与信用》之时,我还承担着另一项任务,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货币流通与信用”课程。但该课程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流通与信用”课程相比,没有多少新的东西,内容甚为单薄。经过几年的酝酿,于1958年,我们开始组织两课并一课的《货币信用学》教材的编写,次年9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货币信用学(上册)》。该教材中的论点已经不是完全照搬苏联的教科书,而是有了自己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述的体会和根据中国情况自己概括出来的看法。下册本来也已完稿,但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未能出版。可以说,该书为自己独立地编写金融学教材打下了基础。后来,直至改革开放后的一个阶段,不少兄弟院校编写的教材,也多采用“货币信用学”这个名称。
三、复校后的首部教材——《社会主义财政金融问题》1978年,在“文化大革命”中停办的中国人民大学复校招生。原来从事金融学科和财政学科教学的教师们,为了总结多年的教学心得和对未来社会发展的全面思考,决定编写一部书名为《社会主义财政金融问题》的教材,并决定由我负责统编定稿。这部教材,首次建立了一个把货币、价格、资金(公司理财)、财政、金融连结为一体的学科体系,并从经济生活中货币层面的宏观均衡(综合平衡)角度论证了对这些范畴进行综合研究和教学的必要性。该书于1981年7月和8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分上下两册出版。改革开放初期,这本书可以说是当时高校经济学科学子学习金融科学知识的主要读物。
四、《金融学》的前身——《货币银行学》
在编写《货币信用学》时,为了跟西方课程区别开,所以未采用“货币银行学”的名称。到1980年代中期以后,经济体制发生了很大变化,“货币银行学”课程也已多年被列入教学计划。但当时的本土教科书很难突破原来的条条框框,难以适应新的教学需求;引进版的都是以外国为背景,学生学后,并不能了解中国的国情。所以,金融学科面对的形势是:要在中国的讲坛上,结合中国的实际,面对中国的学生,讲授先进的金融科学知识,并相应地编写一部讲“中国故事”的《货币银行学》。
该项编写任务的直接推动,是当时的国家教委组织中外教授讨论财经类专业的教学计划,该计划提出了10门核心课目录,其中包括《货币银行学》。会后教委组织各大学提出自己的编写提纲并进行教材的编写投标,中国人民大学金融系中标。1992年第一版按照教委统一要求,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1999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内容全面增订的修订版。
五、《货币银行学》的升级版——《金融学》
进入21世纪之时,金融学科飞速发展,我们对金融学科的理解也明显提高,中国日新月异的金融发展需要在学科建设中充分、及时反映出来。2000年4月,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邀请兄弟院校的金融学教学骨干,讨论建设金融学科和重新编写货币银行学教材的指导思想,会后,便决定着手编写《货币银行学》升级版——《金融学》。经过与主要兄弟院校金融专业同行多次交流讨论后,于2001年动手编写。2003年8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考虑到该书涵盖的内容较多,一些院校受课时所限,使用起来有一定难度。于是,以这本书为蓝本,进行了精简,于2004年5月出版了《金融学(精编版)》。自此,完成了由《货币银行学》向《金融学》的转变。
《金融学》(第二版)的修订工作由沈伟基教授主持,于2008年12月出版。在第二版交稿之时,出版社提出,多方用户反映,《金融学》(精编版)59万字的篇幅仍嫌过多,希望在修订时再压缩三分之一。由于改动较大,其他同仁不愿意接受任务,我只好自己动手,高强度突击操作三周,终于把字数压缩到43.9万字,于2009年1月份出版。
由于沈伟基教授退休,我亦年齿日高,后来的修订任务交由张杰教授一人承担,第四版的封面署名,主编也改为“黄达、张杰”。我相信,在张杰教授的主持下,这本教材科学水平会不断提升,以新的面貌呈现在读者面前。
目前,《金融学》已修订到第五版,于2020年3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精编版于2020年7月份出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成立于1955年,我的第一本教材于1957年在人大出版社出版,而《金融学》第五版的出版又值出版社成立65周年之际。可以说,我的教材编写生涯贯穿了人大社65年的发展史。在此,衷心祝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健康发展、再创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