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经济学家如何抽象地去解释市场的运行,也不论上海、深圳、香港,或者美国纽约股票交易所电子显示屏上飘红还是泛绿,对于生活在屋檐下的最普通的人而言,市场便是一处可以买到自己想要货物或东西的地方;或者反过来说,自己有东西要去那里卖出,也就是在市场上可以自由地将自己的货物或者东西卖掉的一处地方。因此,很简单,买卖双方互依而彼此构成了一个市场。
当然,如果市场关系纯粹就这么简单,那也就不会存在专门属于人的社会与文化了。正因为有人的社会与文化的存在,市场才日益变得复杂化和多样化了。但这并不是经济学意义的复杂化和多样化,而是一种社会文化意义的复杂化和多样化,或更可以说,根本就是人的一种复杂性所导致的人的社会与文化的复杂化和多样化。
一位提着篮子在市场里蹲在地上去卖自产鸡蛋的老大妈,来买鸡蛋的人尽管不认识她,但必定要先有一种农村老大妈应该会是怎样的先入为主的整体性印象,比如她衣着朴素,或者一看就知道是当地人,通常也和蔼可亲,或诚实可靠,有了这种观念上作为先导的判断,而且买鸡蛋的人又觉得鸡蛋价格合适,或者至少比一般鸡蛋的价格更为便宜,便会去买;或者认为老大妈篮子中的鸡蛋为土鸡蛋,品质好,无污染,自然是贵一点也会去买的。但如果知道此人人品不好,比如以前卖过假货,或者大妈着装一看就不是当地人的应有装束,那也就无人再愿意出钱去买她篮子里的鸡蛋了。这里便有了一种好坏人的基本分类,这个分类对所有人而言都是先入为主的,即是预先要有的一种判断。
但究竟什么才算是好人,什么又算是坏人呢?那就是要由一种社会文化来决定的,而非市场本身来决定的,而且,单独是基于价格选择的市场自身实际上也决定不了这一点。因此名声对一个人而言就会变得异常重要,它定义了人,也自然定义了市场。市场让我们发现了社会,也强化了社会。市场不会以一种熟悉为目的,而是以可以去交换到对方的货物或东西为目的,这是建立在一种社会各部分的差异性前提之下的,否则也就只有一种共同体的存在而无市场的存在了。
在此意义上,市场的本质应当是自由的有产者,无论其占有的多寡,都可以凭借着自己所曾经拥有的名声来去进行一种交换,换出去的是自己的名声,换回来的还依旧是自己的名声。在此意义上,社会的道德便是建立在一种名声之上而非之外的。这方面,动物有爪子可以去抓握东西,而有此类似功能的人的手,则是不仅去抓握,还是可以抓着东西送出去的。而且,这往往都是一种有去有回的循环性的交换,没有这样的一种对人的社会存在的预期,自然也就无所谓人之社会的出现和存在。
当然,这一切的发生又都是无意识而自主运行的,人一旦明确意识到了要去换东西回来,那更高层面的基于一种道德情感的社会关系就会丧失掉了,或者反过来说也可以,一旦丧失掉了人的更高层面的道德情感以及社会关系的追求,基于一种纯粹利益的考虑就会更多浮现出来。孔子的“小人喻于利”,说的便是这一点,管子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说的恐怕也是同样的道理。在这一点上,人总归是有意识存在的,也总归是要去想办法换点什么东西回来的,所谓“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力”,否则人自身是不可能自足地去养活自己的,但在此之上,人又会发展出来一种“君子喻于义”(《论语·里仁》),或者《大学》所说“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这恐怕才是社会文化的一种根本之道。
正是在对此原初基于利的强劲意识所进行的一种修饰,使之不会使人变成为只是为了交换而去交换的工具,人因此是在这之上而发展出来种种的社会关系,同时也是在这种种的社会关系之中嵌入进一种文化价值。人活着并通过行动而可以从市场中挣到钱,换回他所需要的东西,或者卖出他的剩余或者不需要之物,他或她因此而有了更多的金钱和财富的积累,但这些显然都不是第一性的,而是次起的,是副产品,显然这里第一性的东西是人因为市场的存在而感受到了一种自由存在的价值。
因此,只要一个人愿意,他便可以去市场交换,而且,他确信,只要他交换,他也就可以获得社会中的一种彼此的关系,这里隐含着社会之中的从一种陌生人到熟人间的关系转化。因此可以说,熟人社会谈交换,便只能是而且必然是要经由一种象征符号的修饰作用,实现了一种文化意义的升华之后才可以真正实现。社会中的所谓交情也由此而来,当然,社会也由此变得复杂,文化也由此而变得丰富起来,在这方面,即便宗教的因素尚未出现,但人所拥有并习得的仪式生活却变得不可缺少。在这方面,市场机制合法化了社会关系的发生以及彼此网络化的联系。而如果一个时代里缺少了这一环,社会就必然是空洞的,文化也自然是干瘪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