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构建下一代中日关系

    1993年5月，我突然接到了水谷修先生（时任国立国语研究所所长）的电话。他说有事找我商量。我说，那我去国立国语研究所找您吧。可他却说马上就到我这儿了。那时我在文教大学教日语，每周到日中学院兼职上一次课。当时的国研所位于东京北区的西丘，而日中学院在东京文京区的后乐，两地之间有一段距离，水谷先生这是特地为我跑了一趟。他取出课程教材研究所的来信，突然低下头郑重地拜托我编写中国的教科书。面对郑重其事的水谷先生，我于心不安，连忙答道，要是有我能帮上忙的请尽管吩咐。

    同年8月，我到西安交通大学参加学术研讨会，在会上见到了课程教材研究所的唐磊老师，向她了解了中学教科书的编写事宜。第二年的年末，唐老师为准备教科书编写而来到日本。1995年8月，中方的唐磊老师，日方的水谷先生，日语专家佐治圭三（时任京都外国语大学教授）、山田泉（时任大阪大学教授）、藤井真三（时任日中学院主任讲师）及我本人，还有国际交流基金会、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现为公益财团法人，简称“TJF”）一起进行会谈，讨论今后的合作机制。讨论中，有件事给我留的印象很深刻。唐老师提出，迄今为止，基础教育阶段送教育部审查的日语教科书中没有日本人执笔的先例，今后希望日本人也能担任执笔工作。对这一提议，最先回应的是佐治先生。他说，以往日本人在中国日语教科书编写中扮演的角色只是对中国执笔者的作品进行语言校正，他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同时，他也感受到了时代的变化。这次会议虽没能就所有问题达成一致意见，但向中日共同编写教科书的新路上迈出了一步。

    后来，为了与水谷先生讨论相关问题，我去了好几次国研所。他说，编写新教材要预想20到30年，需要做好理论武装。为此，1995年9月，我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张国强老师的陪同下，花约一周时间考察了中国东北三省的初、高中。我40年前，也就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曾到中国的大学任教，但是并不了解中等教育的情况。通过这次考察，我了解到当地的日语教师、教研员和学生的基本情况以及日语教育需要做什么。当时他们缺乏合适的参考书、词典和视听教材，同时受英语教育的排挤，大家对日语教育环境的变化和未来感到不安。在沈阳到北京的夜行列车上，我与张国强老师畅谈了一夜中学教科书的事情。他多次说到“为了21世纪的孩子们，我们要一起……”，这句话强烈地触动了我的心。

    到了1996年，合作编写事宜并未像冬去春来那样进展顺利。教科书编写费用的落实、编写机制的创建（日方联络窗口、编写委员会）、编写方针和思路的确立等等，问题堆积如山。我与当时国际交流基金会制作事业课课长吉川竹二、TJF事务局长牛岛通彦、次长中野佳代子多次沟通。为了打开局面，水谷先生、牛岛先生和吉川先生于同年1月访华，与中方交流了意见。就这样，高中教科书《日语》的合作机制逐渐建立起来。最终确定：日方事务工作由TJF负责（负责人为水口景子，时任事业部主任，同时负责联系著作权等工作）；编写所需资金由国际交流基金会提供援助；日方编写委员会由水谷修担任委员长，佐治圭三、玉村文郎、山田泉为顾问，加纳陆人（任日方编委会主任）、藤井真三、青木惣一、横山朝子（任编写助理，现姓松本）为编委会成员。

    1996年，中国颁布了《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日语教学大纲(供试验用)》，注重培养学生的交际能力，要求对学生进行“听、说、读、写”四种技能的综合训练，尤其注重阅读理解能力的培养。以此为基础，我们开始着手全日制普通高中教科书《日语》（共3册）的编写。日方承担课文、会话、阅读文的执笔。编写课文时，我们先确定好主题，然后从相关主题的书或资料中搜集素材，有的主题甚至收集了几十篇素材。主题覆盖语言、生活习惯、社会福祉、科学技术、跨文化交际、道德、环境问题、历史、人物等众多领域，我们从中选取了丰富多彩的内容。素材也不是一家之谈，而是追求多角度的阐述。我们认为角度多元、手法多样的文章，可以更鲜明地传达主题思想。

    我们将这些素材写成800到1000字的文章，但要均衡地将大纲要求的语法项目和单词等融入各课并保证日语行文自然，却是一件相当难的事。日方编写委员会按主题分工，大概两周召开一次编写会议，研讨各自执笔的课文和会话。当时日方的编写会议记录由TJF通过传真传送给中方。后来我也开始与中方交流编写事宜，所以也有很多传真送到我家里。传真一多，家里电话上的传真功能（纸筒）应付不来，所以我又买了一台商用传真机。

    日方编写委员会第一次召开高中教科书《日语》编写会议是在1996年3月，待到第3册完成已是1999年，这期间共召开了89次编写会议。每次会议的记录都会传给中方，如果双方意见不一致，有时还会多次沟通。另外，中方承担的练习和讲解部分，有些选用了日本语能力测试中的题或词典例句，我怕直接使用会有著作权问题，所以读了一些著作权相关的书，还向日本文化厅国语科咨询了相关问题。想到将来这套教科书出版时会影响到中方的声誉，为此我还曾于1996年12月前往北京，逗留了三天两夜。

    还有一次，中日双方聚集在北京郊外平谷县的酒店开编委会。因雷声大作、暴雨倾盆，酒店停电，屋子里一片漆黑。我当时正好带着学生的期末报告要审阅，由于上报成绩的日子迫近而焦虑万分。青木先生一脸担心地到走廊上，用笔记本电脑屏幕的灯光为我照明，竟使我心态平静了下来。过了一会儿，酒店拿来了蜡烛，我在昏暗的烛光中看完了剩余的报告。第二天，我听说停电后中方编委会成员摸着黑打乒乓球自娱自乐，也从中感受到了他们遇事不惊的开朗豁达。

    1996年8月，第一届中国中等日语教育教师研修会在长春召开。研修会上，我向初高中日语教师介绍了《日语》的编写方针与教材构成。在介绍完日方执笔的课文与会话后，一位省教研员马上激烈地反驳我：为什么要编会话，这和考试一点关系都没有啊？！其他中国日语教师也纷纷附和。培养口语交际能力是教学大纲要求的，我没想到会收到这样的回应。走出会场，恰好遇到凡人社社长田中久光先生，他马上过来搭话：“喂，加纳，你没事吧？”这使得情绪低落的我获得一些慰藉。

    两年后在哈尔滨召开的研修会上，我又见到了那位反对在书里编会话的教研员。他对我说，会话非常棒，特别是学生们很喜欢角色扮演，开始积极张口说话了。那个瞬间我强烈地感受到：不管是好是坏，教科书具有改变教学一线的力量。

    编写《日语》过程中，我们与中方曾产生因想法不同或解释说明不足导致的分歧，甚至有时还会停滞不前，但我也从这些差异中学习到了很多东西。以前唐老师对我说过一句中国谚语：“不打不成交。”在这三年多时间里，中日双方的编者甘苦与共，成了一同为编写教科书倾注心血的“战友”。

    《日语》编写完成20年后，我在大学指导一名中国学生取得了博士学位。我听他说，他在高中时代使用过《日语》。初中时，他沉迷游戏，不怎么学习，让父母很头疼。升入高中后开始学日语，用的教科书就是《日语》，后来他喜欢上了日语，开始勤奋学习。他本科毕业后到日本留学，现在已经成为一个从事日语教育研究的学者。我时常想，学生们即便以后忘却高中时学过的日语，但是与日语的接触也会对他们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应当能为构建下一代中日关系有所裨益。但能以这种形式与《日语》邂逅，真是让我喜出望外。

    后来，我又参与了义务教育教科书《日语》（共6册）的编写，与人民教育出版社教科书编写的缘分长达10年之久。囿于篇幅，这里只得割爱。近几年，中国中等日语教育开始在培养“日语核心素养”上发力，我衷心期望中国日语教育能够发展得更好。最后，我也向给予我这个机会、已经仙逝的水谷修先生致以由衷的敬意。（孙越译）

    （本文作者系日本文教大学名誉教授、西安外国语大学荣誉教授，曾参与中国中学日语教科书的编写与教师研修等工作，启动了埼玉县松伏町的多文化交流活动“松伏日语广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