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战后中国文艺展望”的讨论

    抗战期间，出于对当下文学创作的反思和对未来文学创作的预示性探讨，一批驻留广西桂林的文艺界人士应文学创作社的邀请进行了两次关于“战后中国文艺展望”的讨论。第一次座谈于1943年11月28日在桂林东郊月牙山举行，选定的研讨场所是某寺院的客堂——倚虹楼。那天极为寒冷，与会者有邵荃麟、欧阳予倩、胡仲持、黄药眠、彭燕郊、周钢鸣、千家驹、田汉、洪遒、韩北屏、熊佛西等。

    熊佛西先作了简略的报告，谈到文学创作社为了检讨抗战以来的文艺活动和对以后的创作有所描绘和计划，特别拟定了“战后中国文艺展望”这个题目。他要求出席者除了检讨过去、注意现在之外，更要对未来的远景发表意见，随后推举田汉为此次座谈会主席，韩北屏、洪遒做记录。田汉接着发言，指出此次议题至少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当前形势的估计，一是未来的工作内容。他认为中国抗战什么时候取胜是个令人关注的问题，彻底地消灭法西斯，才能真正实现战后和平建设。他主张大家就应该建立怎样的世界秩序，依照中国经验、中国要求应该建立怎样的文艺等发表意见。

    出席者对他指出的两个议题表示认可，建议对目下形势要有明确的判断，再展开讨论，于是千家驹被邀请对现实经济情况作了说明。不过他以为不要过分强调战后建设，不然可能忽略了现实的切身苦痛。

    黄药眠谈到，历史是有连续性的，明天的建设要看今天的条件是否充分，文艺建设的先决条件和前提是什么？建设战时文艺首先要取得创作自由。邵荃麟以为，即便将来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了，战后反法西斯的斗争短期内不可能停止，战后文艺运动的道路也是反法西斯的战斗路线。田汉指出，文艺家要把握人民的呼喊，要争取进行自我批判。

    胡仲持提出，战后的文艺建设应该纳入到整个文化建设之中，中国的文化建设必须把教育工作列为第一。彭燕郊表示认可，他谈到中国新诗运动不够普遍化，原因就在于文盲太多。司马文森认同要肃清文盲，又指出战时创作自由的限制是阻碍文艺进步不可忽视的原因。

    周钢鸣表示文学创作社召开会谈有两个前提：1.认为抗战必然胜利，不战胜敌人就谈不上战后文艺；2.战后政治一定会走向民主，不要以现实和今天的困难来估计、展望战后。战后文艺建设是新文学传统的发展，是建设的、科学的大众文艺，这在谈论战时文艺时已经涉及，战后仍须把握这点。他对邵荃麟的反法西斯路线表示肯定，又补充说反帝反封建是不可分的，本质上是一个命题，战后文学的新任务会有很多，但本质上是相同的。随着政治环境的改变，战后文艺将会由大众化的过程转向大众的创造。

    这些作家在抒发感受时不免有些悲观，于是田汉在总结中说到，现在的悲观不是无病呻吟，其实大家并未因此停笔；文艺作品不仅是墨写的，也是血写的，中华民族的根基浑厚，人民对于生命的追求，对于生的执着是极其强烈的；文化人要抱有至大至刚的精神，至刚就是战斗的精神，五四以来我们就形成和接受了战斗的传统，以后也将继续战斗下去……这次座谈持续了五个小时之久。

    二十八天后，即1943年12月22日下午3点第二次座谈会在榴园举行，出席者有端木蕻良、周钢鸣、田汉、熊佛西等。是日天气晴和，虽然当天有空袭，休息后他们依然情绪高涨。首先是熊佛西对第一次座谈会作了总结，认为上次偏重于缺点的检讨，这次要在文艺建设方面多发表意见。孟超强调要清楚认识抗战文艺的成就和值得注意的问题。随着抗战的加深，文艺变得更普遍，之前文艺口号多，现在一步步地深了、广了。有人说当下文艺有低潮，那是局部的，受交通等条件限制，弄不清楚敌后或其他地方的文艺，但总体上文艺是向前发展的，如果文艺的发展是直线式的，或许有低潮、高潮，而文艺的发展并非如此。抗战文艺富有战斗性、进步性，也就有了关于“与抗战无关”“民族形式”等问题的探讨与争论。熊佛西表示同意，指出文艺书销路好恰是满足了人们的需要；艺术家战前认为落伍的东西得到新估价就是一种进步的表现，如旧形式。

    田汉认为文艺进步不进步与情绪高不高是两回事，文艺低落或者是技术问题，而情绪低落却影响创作，因为文艺本身就是表达我们的情绪的，创作的色调与创作关系至密。抗战以来，无论好坏，文艺工作都在进行，作家们也未停止创作，只是情绪限制了发展。有人说没有压迫就没有作品，“工”就必须“穷”，这是不必要的，在较好的环境中才有较好的发展。抗战文艺在质上有些进步，但量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而量的低落又限制了质向更高的高度发展。

    端木蕻良发言指出，文学是一个整体，“依时间来分，拿它做一个中心，一个环节是可以的”，文艺终究是有机的，如五四时代的作品有些似乎浅薄，但细看即便是“怀恋表妹”的作品对封建意识的搏斗也不亚于今日的作品。看文艺运动和文艺作品，假如像中学教员批卷子似的硬行分裂，那是浪费，“认清时代任务”才能真正成为伟大的作家。田汉补充到：“对当时情势把握得很真切，同时技巧很够的话，正不弱于对现阶段的真正的把握”，《阿Q正传》就是绝好的例子。秦似对端木蕻良和田汉的观点做了总结，“他们所说的正是文艺本质不变，文学内涵也在发展的问题”，然后从四个方面检讨了战时文艺：1.文艺活动未能统一在正确的文艺政策之下。2.作家的生活经验赶不上去。3.文艺活动步调不整齐、不严肃，对此又缺乏必要的批评。4.受到各种限制，影响了文艺发展的深度和宽度。他认为“必须从很普遍的发展中求深”，如音乐是个好例子，战前音乐并不普遍，如今四部合唱已经流行起来了。普遍了又会有深的要求，必然要从广着手，如苏联作家在抗战第一年热情很高，作品以马上反映某个战斗为主，不免有些浅，后来从普遍中慢慢提炼出深的作品。

    灵珠认为，文学是否进步，要看是否与当前的生活相配合，五四时代的作品能配合当时的情势是进步，抗战时代的作品能够配合抗战的情势也是进步，而从另一个方面说，超出时代的作品则是退步。进步是质和量的问题，不能分开，用物理学的术语说，用量来除质才能看到进步。看文学的进步必须从群体看，不能只看一部分，如果看一篇一部作品只是某位作家个人的进度。他对高潮低潮、情绪问题等亦有己见，情绪高也不一定有好作品，浪漫主义作品情绪就很高，现实主义作品则看不大出来。五四时代为了刺激一般社会心理，产生了许多高情绪的作品，而抗战初期的作品八股很多，情绪虽高，但很短，内容相当空虚。

    田汉表现出清晰的整体观，他认为文学是分阶段的，五四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慢慢演化、扩大到抗战前夕变成了国防文学，接着是抗战文学。现在的反帝集中在反法西斯和抗日，反封建变成了反汉奸。就目前来说，中国正由半殖民地走向世界国民，参与国际反法西斯运动，任务有了变化。他强调文艺环境与民族环境是分不开的，在由民族到世界的过渡期中中国作家是苦闷的。

    关于战后文艺展望的问题，众作家各抒己见，如秦似说：“文艺工作现在是轻工业，将来走向重工业，这就是我的展望。”灵珠认为现在谈战后文艺的展望比较渺茫，因为战后的客观环境究竟怎样变化难以预料，如果现在订出的纲领到时无法配合，就是刚才谈到的退步，但有那么多作家在努力，到时通过扬弃必能演变成新的展望。田汉则对展望表示肯定，认为或许现在谈战后有些迂阔，但不能说明天是个梦，而且我们要避免谈战后而忽视、忘记眼前的行为。文艺建设与世界建设是分不开的，战后要建设一个永久和平，适合人民要求、扫除黑暗的永久和平世界，不仅要肃清法西斯的制度，也要肃清法西斯的意识，进入世界的中国要建成一个更民主、更现代的国家。在二三十年内，五四以来的传统造就的任务不会有太大的变更，就文艺本身来说，建立真正的现实主义至少在十多年间不会有变化。熊佛西也认为战后文艺家继承五四以来的传统任务不至于变更。

    关于战后的世界是什么模样，引起了灵珠、端木蕻良、韩北屏、周钢鸣、熊佛西等人的辩论，他们各有论述。阳太阳接着说，从战时文艺的成效看，所谓宽度、深度都是我们自己的标准，大众能不能接受我们的文艺还是个问题，启蒙运动在今天仍然是必要的，在战后也还是必要的。司马文森补充其话题继续说到，比如小说，原来只有学生可以接受，战争中读者的水准受现实环境逼迫不得不提高了，战后的作品也不必降低迁就，读者的水准会慢慢上去的。

    周钢鸣认为战后文艺与抗战文艺一样，即文艺要表现民众的生活，表现民众的希望，作家的要求可以教育人民，人民的要求可以变成作品的主题；战后文艺的内容是民主的，科学的，又包括民俗的，新人道主义的，尊重人的权利，表现人类崇高的爱。田汉插话，可以添加人类与自然的斗争，把沙漠变成乐园，并举了联合国在中东联合扑灭蝗虫的例子。周钢鸣继续指出，战后文艺工作的生活与创作实践分不开，只有与人民密切联系，作品才能广而深，作家要参与到各种建设工作上去，有了丰富的生活经验才能与人民的生活配合得更好。田汉又补充，谈到第一次欧战后世界思潮有过一次反拨，就是从科学走向宗教，从西方的走向东方的，这次战后可能又有一次变化，因为心灵需要慰藉。以前作家的世界观是属于航海时代，现在是航空时代，看法不同对表现方法有巨大的影响，如美国忙乱的生活促成了短篇小说，航空时代一定也会发生新的变动。周钢鸣继续说，文艺工作者的任务必须根据人民的要求，战后文艺的内容还是反帝反封建的，要做启蒙工作，要在普建中提高，要有从量到质的提高，从大众化到大众的，从中国化到中国的，这样才能达成世界的。对新的文艺工作者的培养，对特种民族生活的表现，对过去文学遗产的接受，都是重要的工作。田汉补充了“地方文学的保留与发扬”。灵珠又补充“大众化与口语的大众化，过去单提字，现在要提词”。周钢鸣答复：“大众化是着重在表现大众的生活与思想，语言尚在其次。”田汉则说语言也很重要，如普希金、屠格涅夫在运用大众语言上是很有才能的，大众化要通过某种形式才能使大众的语言更美。

    胡仲持指出，展望未来，中国工业还是落后的，对未来的情势不能过于乐观，不过战争的空气变成了和平的空气，战后作家们能够获得更多的自由，是可以肯定的。战后文艺工作者的任务与战时差不多，作家必须描写人民的要求，叫出人民的要求，作者应该为“乡下人”的福利着想；中国化的口号必须彻底实行，战后中国文艺应该是东方的，中国的。端木蕻良对胡仲持提出的“乡下人”的称谓加以发挥，说过去的文艺过于注重“城里人”，忽略了“乡下人”，今后要顾及到这个庞大的群体，最终将“城里人”和“乡下人”的对立取消，他还描绘了几个“乡下人”的动人故事，并谈到战后英美的文学可能产生类似新人道主义的文学，而战后的中国文艺必然要歌颂人民的领袖，人民的英雄，各阶层人民的生活；在纵的方面，是民族主义的文学，在横的方面，是人民的文学。

    无疑，从这两次讨论见出了现代作家们为国为民的情感，对现实的关怀和强烈的责任意识，确实只有融入社会、关注生活和展望未来才能创作出优秀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