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玉肯借他山石？

    任何一个行当内，总有些名字，称得上质量保证。在我孤陋的阅读史上，贾雷德·戴蒙德就是其中之一。

    戴氏几种作品的中译，我读过的譬如《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第三种黑猩猩：人类的身世与未来》《昨日之前的世界：我们能从传统社会学到什么》等几种都是关于人类命运的宏大主题的探讨。

    宏大叙事在今天的学界，已然遭到强烈的冲击与质疑。因为宏大往往意味着空疏。戴氏的著作，却能在宏大话题和宏大框架之下，充盈着精心组织的关键细节，且这些细节往往来自其长时段生活其中的亲身观察和田野调查，因而既能让读者把握到浩瀚森林的整体面貌，又不失对森林中主要树种乃至枝叶的具体认知。《剧变：人类社会与国家危机的转折点》同样兼顾宏微，叙述又生动流畅，是一部能引人深思的好作品。几乎可以断言，作者“在数十年之后仍能再版”的野心，并非痴人说梦。

    戴氏所谓“剧变”，意味着一个巨大危机，无论这危机是“突发式危机”还是“渐进式变化”，都会是“一个紧要关头、一个转折点。和‘大多数’其他‘时刻’相比，这一‘时刻’前后的情况会‘极其’不同”——先前应对裕如的经验、方法、手段，差不多尽告失效，必须寻找“新的且更好的应对方法”，否则就会只“危”无“机”，系统或者就沦于崩坏。

    为了便于非历史学家的普通读者理解，作者现身说法，从自己学术职业起步之初的个人危机讲起。如果不是作者自我陈说，读者无从相信——这位高知之裔、先后任职哈佛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两名校的著名生理学教授，自哈佛以班级第一成绩拿到学位的藤校优等生，在英国剑桥大学攻读生理学实验科学方向的学位时，开初就遭遇到巨大失败：他无法测出电鳗胆囊中的电压，无论他怎么努力，电压计上的读数都是0！这一挫折让作者痛苦万分，以至于想“彻底与科研生涯、创新型思维告别”，而凭借自己“对语言的热爱和在语言学习方面的天赋”，“去瑞士，在联合国当一名同声传译译员”。戴父觉得才开始研究几个月的儿子，不必那么匆忙“做出一个无法回头的重大选择”，可以给多自己半年时间再做决策。戴父的建议，成就昭然，结果我们都知道了，六十年过去，这个依然不会用家里有47个按键的遥控器开电视、苹果手机只会用最简单的功能、任何需要用到电脑的问题都得指望太座、“依然只会使用最简单的技术做科研”的戴先生，“学会了识别以简单的技术即可击破的重要科学问题”。不特此也，甚且可以说，贾雷德·戴蒙德是当今世界打破C.P.斯诺所谓两种文化壁垒的有数学者之一。

    作者当然明白，体量相去天壤的两类主体——个体与国家——之间，简单类比具有相当风险。譬如“国家拥有个人所不具备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国家危机的处理总离不开群体互动和决策，而个人通常能够自行做决定”。但是，在作者看来，个人危机方面诸多学科的已有研究成果，如某些“同样适用于国家危机”。戴氏综合多个学科的研究成果，以危机治疗师发现的影响个人能否成功应对危机的12个因素为解释框架，在《剧变》中详细分析芬兰、日本、智利、印尼、德国、澳大利亚和美国等7个国家应对各自危机的方式。除了1853年佩里叩关的日本危机作者无从身历，其他国家危机都发生在作者的“有生之年”，甚且就在戴氏驻在时期的前后。

    作者列出了个人或国家危机应对的12因素（步骤）：直面危机、愿意承担责任、明确问题的边界、寻求帮助、借鉴榜样、自我力量/国家认同、诚实自我评估、应对危机的过往经验、耐心、自身灵活性、核心价值观、个人约束条件/国家约束条件。

    经过提炼的因素表单，仍然太过抽象，不易理解。好在戴氏行文中，用大量的例证，分析7国中受12条因素中哪些因素的制约最为严重，哪些可能毫无关系。譬如戴氏未借助书本，仅听人交谈就学会其跟欧洲主体印欧语系大相径庭的语言的芬兰，在1959年第一次个人危机之后想转行译员的旅行第一站，作者很是纳闷地问他的几位房东：芬兰为什么对质优价廉的欧美汽车视而不见，而要进口质量不怎么好的莫斯科人牌汽车，为什么对与苏联冲突提心吊胆？当作者研究了19世纪和二战期间，芬兰和俄国/苏联的两次残酷战争后才发现，表单的最后一条“地缘约束”是如何制约着芬兰的危机应对政策：芬兰与俄苏有着欧洲最长的陆地边境线。在1939年极其严酷的冬季战争中，芬兰“直接在军队中服役的是上至50岁出头下至刚满16岁的男性，加上一些靠近前线的女兵。所有15-64岁的芬兰人，不论男女，如果不直接参军，就必须服务于军工行业、农业、林业或者其他国防所需的行业。青少年则要在农田、锯木厂和防空方面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近乎全民动员的芬兰可谓以卵击石，以人口370万的戋戋之数，对抗1.7亿人口的巨无霸，等不来同盟者英美法口惠而实不至的援兵，在付出10万条生命的“惨胜”基础上，不得不带着屈辱向北极熊求和。研究了芬兰先前历史的戴氏，深深自责：“我告诉他们，倘若芬兰真的与苏联发生冲突，美国肯定会帮助苏联的。现在回想起来，可能在没有别的话会比我所说的这些更让一个芬兰人感到残忍、无知以及不得体的了。”

    经由个人危机、国家危机的两层递进，作者的视点落于“世界将去往何方”，也就是全球性危机的现状及疗救：“承认国家陷入危机；主动承担责任，做出改变，而不是推卸责任，以受害者自居；划清界线，确认需要改变的国家特征，而不是盲目地认为自己的国家一无是处……践行诚实的自我评估。”不过，作者的方子是否有效，揆诸现实，我还真不敢太过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