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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生活在塬上，他们也是塬下洮河寂静的河水。十几年的跨度不足以见证沧海而为桑田，却足以见证普通人的成长、衰老，甚至死亡。
西北可能是中国集合最多矛盾元素的地区。
简单以时代划分，秦汉隋唐的西北与晚清民国的西北，即可凸显许多矛盾：强盛的西北、衰落的西北，开拓的西北、封闭的西北，趋之若鹜的西北、避之不及的西北。这些矛盾的对立如此鲜明、反差如此巨大，以至于曾经的赫赫煌煌只如历史的假设、只如臆造的幻象，仿佛从来不曾真实存在。
侥幸西北还有实证，那些深埋于厚重黄土地里的遗迹与遗物，还能重现赫赫煌煌。但是不知久历西北的人们可曾想过，西北地表的实证为何几乎荡然无存？除却几座砖石佛塔、几座夯土城垣，地表其他的一切，湮灭于何时？它们必然经历过惨痛的灾变，这是合乎情理的推论。
人们愿意不断重复那些强盛、开拓与趋之若鹜，却只字不提衰落、封闭与避之不及。于是当我们身处西北，隔岸观火般只看见强汉盛唐。比如西安，街道两旁的每栋建筑都在强调长安的雍容气度，岸下的河呢？无人垂首审视，河水寂静流淌。
《陇关道》，难得着眼于寂静的河水。
“陇关道，陕西关中西越陇山以达甘肃陇东的千年古道，因汉置陇关于陇山而得名。”书以“陇关道”为名。“陇关道”是汉唐古道，加之简介写到“由汉而唐，无数出塞的商旅、戍边的士卒，以至取经的和尚、联姻的公主，皆走此道西去，西去他们未卜的前途”，最初令我以为此书仍是久远历史的追述，实则写的却是“陕甘南道”。民国十七年（1928年）陕西学者刘安国《陕西交通挈要》：“此道有二：自西安过咸阳、乾县、长武，入甘肃境，经泾州、平凉至兰州为北道；此外自咸阳沿渭水由凤翔经秦州至兰州，此为南道。”
“陇关道”与“陕甘南道”路线大体相同，均经此书各章节提及的西安、扶风、陇县、固关、天水、陇西、临洮等地，而不同的地名反映出的则是汉唐与明清的不同时代背景。我强调此书实写“陕甘南道”，是因为它在同类型图书中难得将视野下降至晚近历史，难得去写对岸火光下寂静的河水，难得去审视那些衰落、封闭与避之不及的情形与原因，虽然苦楚，却对于我们认识当下西北的地理与人文格局大有裨益。
西北的地理与人文格局，更多受到晚近历史塑造。分而论之，“扶风”的城隍庙、“秦州”的周公祠、“巩昌”的威远楼，是格局存留至今的烙印；“西安”的金胜寺、“陇州”的开元塔，是格局的消亡以及原因。虽然囿于环境对于原因的追溯颇为晦涩，但是仍可见草蛇灰线，有足够线索供读者自行探究。
当然，书以“陇关道”为名，并非是谬误，毕竟汉唐也无法割裂，多少会有所提及，比如“临洮”的哥舒碑。终究而言，“陇关道”为表，“陕甘南道”为里，此书的读者不可不知。
依照这样的表里关系进而言之，周公祠与威远楼、金胜寺与开元塔，这样存在或消逝的构成地理格局的重要标识建筑，这些具象的物质仍然是“表”，生活在这周边的人，他们现时的生活，才是真正的“里”。
作者对于西北饱含热爱，这样的深情浸透文字，也支撑作者十几年来不断行走西北。十几年的跨度不足以见证沧海而为桑田，却足以见证普通人的成长、衰老，甚至死亡。比如“固关”的李老汉、孙老汉：
楼房六年前建成，孙老汉五年前过世。
三年前，街边的李老汉说六七十年的愿望在他手里实现，建起了房。孙老汉也在人生的最后时刻，住进了新房。虽然对于孙老汉而言，新房可能已是九十年的愿望，而且愿望可能也并非经由他手实现，但是终于能在离开人间之前，住了人间的一年新房。
无论离开时有多少遗憾，新房总是一桩慰藉。
哪怕来世提及。
“五年”“三年”，这样在历史中仅是瞬间的时间计量单位，却是孙老汉们的生死。我们与他们共存于世，我们与他们又阴阳两隔。
老生常谈的话题，对于历史，我们究竟应当关注些什么？宏大的历史叙事，还是构成历史整体的微不足道的细节？如果关注后者，那么历史的细节究竟是什么？一个人的际遇是否即是一个时代的际遇？或者是否可以由他推演出过去时代的际遇？是否可以想见那些秦汉隋唐或者晚清民国生活在西北的人们，他们的际遇？
我可以想象。
此书“后记”前的最后一段文字，如同一个长镜头般还原了洮河岸边黄土塬上百姓的生活：
望儿咀上，有五十多户人家，他们在秦人的长城左右种着苞谷和洋芋，他们努力劳作，他们日复一日地依赖自家田地提供的淀粉生活。
在望儿咀的南坪村四队，有户人家，新盖了房。
新房的东耳房住着八十三岁的文淑英老太太，她的老伴埋在村北塬上更高处的自家田角。
泥地的客厅里支着一张床，住着把最好的西耳房南间留给儿子的四十九岁的老五陈登庆，小名明林，村里人都叫他陈明林。
还有南耳房隔出的北间，只有山墙一扇高高的窗，住着五十二岁的老四。他年轻的时候去了金昌打工，忽然得了癔症，回到家里，守着老母亲和弟弟过活。
他很瘦，穿得很破，不和客人同桌，不吃肉。
他的大名，陈登强。
如此打动人心。
他们生活在塬上，他们也是塬下洮河寂静的河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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