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学的人文突破——“人文地理学译丛”读后

    以人类活动的空间特征、空间过程及其规律为研究对象的人文地理学，是19世纪近代地理学兴起的分支学科。20世纪二三十年代，人文地理学译作已陆续引进中国，但在此后一段时期内，人文地理学持续受压抑。而此期西方人文地理学研究取得突飞猛进的进展，产生诸多丰硕成果。近期，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周尚意教授主编的“人文地理学译丛”，引介这批西方人文地理学代表性著作，对国内地理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该译丛秉持人文主义立场，认为“人类作为一个群体具有相互理解和沟通的共同本性”。这种学术基点，在“去全球化”风起云涌的时代尤显可贵。兹将先行出版的《地理学与人文精神》《自然》《移动性》三书略作介绍，以飨读者。

    20世纪80年代，地理学在西方走到十字路口，学科性的反思和历史回归应时而生。1978-1988年间的国际对话项目（International Dia⁃logue Project），为地理学前沿学者提供了对话、交流及回顾历史的机会，爱尔兰地理学者安· 布蒂默（Anne Buttimer）将项目的部分成果写入《地理学与人文精神》一书。

    全书分为《菲尼克斯、浮士德与那喀索斯》及《西方地理学的四种世界观》两大部分。第一部分讨论全书的两套解释框架：一个解释框架为意义、隐喻、环境等三个主题，作者认为“意义指的是职业技能、天赋和工作偏好；隐喻指向认知模式或基本的世界观，是研究模型与范式的根基；环境不仅包含那些被认为与形成个体的意义和隐喻倾向相关的环境状况，而且包括那些地理学试图通过本学科特有的思想与实践来阐明的、长期存在的公众利益话题”。这一框架有助于分析地理学家的职业经历，还能发现学术实践与社会背景的互动进程。另一个解释框架为菲尼克斯、浮士德和那喀索斯。作者借西方经典中的三个词汇，诠释知识与社会三个历史性的发展阶段：突然迸发、结构化和制度化、反思与新变。作者认为西方思想和生活的不同阶段，都是这三个阶段符号化的循环。以这两套解释框架为基础，作者全面借鉴哲学家斯蒂芬·佩珀(Stephen C.Pepper)的“世界假设”和根隐喻理论，明确提出西方地理学世界观的四种范式：形式主义(formism)、机械主义(mechanism)、有机体主义(organicism)和语境主义(contextualism)。在每一种世界观之下，作者都对地理学史进行一番扫描，并指出其在当代的困境和新发展。这便是全书第二部分的内容。

    该书以极清晰的框架，勾勒出西方地理研究的历史。基于以上分析，作者认为应当基于人文主义对地理学作历史视角的分析。而西方人文主义的本质精神是“在生活或思想的完整性需要被认定的时代和地方发出对人性的呼唤（解放的呼唤）”。这种人文主义的精神有利于应对地理学“碎片化”的危机，整合地理学的知识遗产，重建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之间的联系。

    诺埃尔·卡斯特利（Noel Cas⁃tree）《自然》一书则从地理学本质出发，对“自然”进行精辟介绍。他对“自然”一词作了系统的概念史梳理。并将这一概念还原到历史语境中，探寻不同知识群体对“自然”的理解。书中并不寻求“自然”的终极定义，而是客观呈现关于自然的各类思想，反映“自然”这一概念的时空冒险和历史变迁。

    作者以七个关于自然的故事开篇，意在表明自然是复杂的。其中一些问题如血缘关系、鱼类是否拥有权利等等也是近年中国社会关注的热点。不过作者并未止步于现象的剖析，而是转向更为抽象的理论探讨。在作者看来，地理学者对自然的理解也随时间推移逐步专业化和多样化。但作者并不认为随着时间推移，地理学者对自然的知识会更加准确可信，对人文地理学和自然地理学者生产知识运用“科学”程序也表示怀疑。他呼吁人们重视关于自然的知识本身，而非关注于自然“事实”。这看起来有些绕口，但的确反映地理学界在20世纪后半期对自然知识的竞争态势。一种观点认为自然是一种社会建构，另一种观点则号召重新回归实在的自然。前一种观点更多地受人文主义地理学者拥护，而后一种观点则在自然地理学者和环境地理学者那里收获更多的支持。地理学科内部在本体论和认识论层面的争辩表明，这一学科内部存在分裂的危机。但在作者看来，学科内部的分歧并非一个问题，地理学本身不是一门“守纪律的学科”，只要不全盘接受其中任一派的观点，学科内部的竞争就有助于认识自然。

    《自然》并不寻求知识的现成答案，而更多地希望引人思考：“自然是什么以及应当以何种方式对待自然”。在作者看来，地理学者不过是众多思考这一问题的群体中的一撮，人们不应该被地理学者禁锢。这种关于“知识的主张”无异于对地理学科的反叛，但这种批判精神和开放态度却正是地理学复兴所最需要的。

    在人文地理学提供的宽阔世界中，彼得·阿迪（Peter Adey）《移动性》一书应当是受众面最广的，也是极具趣味的。移动性是什么？ 作者给出的答案是，移动性是“一种动态的联系；它是对自己、对他人、对世界的一种定位”。无所不在的移动性是过去和现在世界运转的基础。日常生活有时以细微的方式移动，有时以很明显复方式移动。这就意味着，“移动性”和“空间”“城市”“自然”“家园”这些词语一样，是地理学的基本概念。《移动性》仅仅讨论空间或地理学意义上的移动性，但其涵盖的内容依然大得令人惊讶。

    全书分共分六章，除去引言和结论两章外，其余四章分别讨论移动性的含义、移动性和政治、移动性的实践、移动性的中介等四个方面的问题。在作者看来，移动性是有意义的，无意义的移动只是运动。移动性常常具有隐喻功能。如游牧民族常常被视作移动性强的，对固定性的定居生活而言是一种威胁。现代社会的消费者的购物也是一种移动，是“持续的、快乐的、无目的的、来来回回的移动”。读到这里，人们不禁想要去反思我们自身的生活。移动性一方面可以被视作积极，是进步和财富的象征，如商场不断移动的顾客；同样也可被视作肮脏和倒退的象征，如不断迁徙的吉普赛人和全球流动的难民。由此看来，移动性并非价值中立，而是与意识形态密不可分。在讨论移动性和政治的关联中，作者斩钉截铁的认为“移动就是政治”。一个人是否可以移动，取决于他的位置，有的人掌管移动性，有的人的移动性受他人支配。

    移动性并非抽象的概念，在日常生活中，步行、骑行、开车加油、快闪等等，都是移动性的实践。作者在论证中所举的监控和移动性的关系引人深思。由于移动性主宰全球，人们为了寻求日常移动的安全化，对流动性监控的需求也日益增多，从而导致监控全球化，其中也包括“数据行为监控”。从这个意义上说，《移动性》一书的意义远远溢出地理学范畴，而是对所有人的日常生活都有意义。在一个手机不可须臾离身的时代，我们享受着移动性的便利，却也日渐为移动性的负面影响所束缚。由此，我们需要不断反思自己的生活以及我们生活的世界，而《移动性》恰恰为这种反思提供了很好的切入口。

    “人文地理学译丛”将陆续推出《家园》《城市》《景观》《尺度》《迁移》《人文主义地理学》《生活世界之地理学》《人文主义地理学与文学：论地方经验》等书籍，涵括的范围远远超出地理学。地理无处不在，人文无所不包，相信这套“人文地理学译丛”能有助于学界内外的人更好地与地理和世界建立联系，更多地参与到地理和世界的人文建构进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