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春煊集》：补上晚清民初政坛要角文集出版的一个缺环

    近年来，随着国家清史纂修工程的实施与推进，清代一批重要人物的文集、全集被整理出版，大大推动了相关政治事件、学术思想、社会观念、历史人物、交游网络研究的深化和拓展。由谭群玉、曹天忠编，谭群玉、曹天忠、陈文源标点的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的新成果《岑春煊集》（全六册）日前面世。全书近500万字，广泛收录岑春煊1892至1933年即32至73岁期间的各种公私文字，是目前有关其著述收录最全、年代最长、类别最丰、规模最大的文献集，为研究岑春煊及与其密切相关的清末民初政治、军事、外交、社会、教育诸问题提供了珍贵、丰富而又权威的史料依据。

    一、生前显赫，身后冷清

    岑春煊（1861—1933年）是清末颇具才干和影响力的枢臣疆吏，也是民初举足轻重的政治领袖，在近代政治变革和社会转型中地位至关重要。岑春煊的仕宦生涯始于清光绪十一年（1885），时年25岁的他考取举人，随即以其父云贵总督岑毓英恩荫入仕。其仕途真正崛起于不久后的维新变法时期，受到光绪帝、慈禧太后垂青，历任光禄寺少卿、太仆寺少卿、署大理寺卿，广东、陕西布政使，陕西、山西、广东巡抚，四川、两广、云贵总督，成为与张之洞、袁世凯齐名的清末三大疆臣之一，且有“北袁南岑”之称。光绪三十三年（1907）获授邮传部尚书。作为重要的封疆大员，其足迹遍及西北、西南和华南，影响地域不可谓不广，且深受最高统治者宠幸信任，影响朝政又不可谓不深。清朝覆亡后，在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中多次位居南方阵营要角，曾任各省讨袁军大元帅、护国军务院抚军副长、两广都司令、中华民国护法军政府主席总裁等要职。可以说，清末到民初历次政治事件中，岑春煊几乎无不处于政治漩涡的核心。

    然而，岑春煊研究却与其生前显赫地位功业极不相称。及至今日，学界研究虽已涉及岑春煊在庚子勤王、清末新政、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等重大历史关节，在近代吏治、教育、铁路、蒙晋川桂粤诸省社会变迁中的角色与作用，以及岑春煊与慈禧、袁世凯、梁启超等人的交游往来诸问题，但讨论并不深入，彼此互不关联，深度系统的整体研究还有很大开拓空间。

    造成岑春煊生前显赫身后冷清巨大反差的主因，在笔者看来有三。一是视角偏差。岑春煊在清末民初以政治态度善变著称，曾在不同势力中间游走，似乎不属于各种政治阵营中具有持久影响力的典型人物。无论从革命史视角、现代化视角，还是近年兴起的北洋视角，其多不能成为历史叙述的中心，甚至蜕变为被忽略或被遗忘的失踪者。二是视阈转向。自1980年代以来，在近代史研究领域中，政治史、人物史不断走向式微，文化史、社会史、新文化史相继兴起，甚至成为重写历史的重要推力或新的研究范式。研究者多将岑春煊定义为“政治人物”，聚焦于其一生的政治活动及其影响，相对忽略了其在清末民初经济变迁和社会转型中的作为，因此岑春煊日渐成为新研究范式下的失声人物。三是史料制约。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李鸿章、袁世凯、张之洞、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黄兴、章士钊等同时期历史人物的著述集陆续整理出版，有利于推动相关问题研究的摸高探深。而荣禄、瞿鸿机、岑春煊等另一些关键人物被束之高阁，则受制于史料搜求困难。岑春煊文献规模宏阔，分布零散，遍布档案、稿本、报纸、日记、信札等各种载体，整理难度高，长期以来缺少全面搜集和系统整理。史料不足是制约岑氏研究进一步展拓最主要的原因。

    在上述背景下，《岑春煊集》的整理和出版意义非同一般。

    二、编纂特点

    本次整理的《岑春煊集》广泛收罗各地保存的集主传世文字，内容包括章奏、文告、公牍、函电以及回忆录等，不仅广征博采、文献丰实，而且补缺订讹，文字精确。总体而言，全书编纂有三个特点。

    一是收录齐备。岑春煊生前没有自编文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岑春煊小女儿岑德美提供，何平、李露点校的30万字，1998年何平修订的50万字《岑春煊文集》，收录的主要是护国、护法运动时期的部分来往函电，它与集主实际留下的各种文体文献相比，遗漏很多。《岑春煊集》在广泛开展文献调查基础上，筛选出80多种400余册文献书刊加以辑录整理，汇成一部相对完整准确的岑氏文献集。大致涵盖了主要的档案、资料汇编、函电、日记和报纸期刊资料。

    二是校勘精审。该集按照“百衲本”传统精选底本，原则上以最早、最权威或内容最全、整理较佳者为准，综合不同版本予以精心比勘，通过页下注方式胪列不同版本信息。如档案文献的选用，原则上依照朱批奏折、军机处录副奏折、《谕折汇存》的先后顺序。在朱批奏折中，又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的楷书眷写纸版《光绪朝朱批奏折》为先，其次才到多为草书、行书的国家清史工程数字资源总库的朱批档，尽量避免或减少识别错误。并通过不同文献的比对，解决时间考订、史实纠谬等问题。

    关于时间考订，该集既有以录副档所标朱批时间推知朱批档条目的拟定时间者，又有依据录副档落款时间补入朱批档条目时间者，还有依据国家清史工程数字资源总库的朱批档确定纸版朱批奏折时间者。而对同样内容而纸版朱批奏折和数字资源总库的朱批奏折显示内容不同之处，编者同时胪列出来，以便读者进一步甄别。

    而在史实纠谬订误方面，如关于中西大学堂改为山西大学堂的时间，该集即以《谕折汇存》所录时间订正了以往依据《政艺丛书》所定时间。如此事例，该集俯拾可得。

    三是体例完善。传统集部纂修主要按照文体分类，同一文体之文献方依时排序，这种编排虽能让读者对各文体形式一目了然，熟悉同一文体下作者的著述及其风格，尤其可以相对轻松地利用被集中起来的往来信函梳理作者的交游网络，但历史事件容易因文献文体形式不同分散多处而被割裂。《岑春煊集》按照时间先后顺序胪列文献，虽打乱了文体，却便于厘清岑春煊生平以及重要历史事件的发展线索，真实呈现同一时段集主面对的千头万绪。同时辅以小标题方式标明文体，也能达到便于将同类文体汇集利用之效果。

    三、文献价值

    提供岑春煊个人仕宦生涯完整且珍贵的资料。因为本次收录史料自1892年集主入仕之初始，直到1933年其在上海逝世，基本贯穿岑氏政治生涯全过程，对于深入了解其在清末民初两个历史时期的政治作为和政治思想，无疑十分重要。

    从政治事件、政治制度、人际交游、政派群体等维度为深化清末民初时期政治史研究提供新鲜史料。一来，岑春煊规模宏阔的公私文字涉及清末民初的重大政治事件、中央与地方关系和督抚体制。二来岑春煊一生交游广泛，与该时期众多政治要角有着千丝万缕联系。这些人物包括清季实权派人物慈禧、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瞿鸿机、端方、张人骏等，维新派梁启超，立宪派郑孝胥、张謇，革命派孙中山，以及稳健派唐绍仪、伍廷芳，等等。三来关涉清末民初的官僚群体、军阀群体（如北洋军阀、西南军阀）和政治阵营（如民初二次革命和护国运动两次的讨袁阵营）研究。

    为深化近代社会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生动的史料。岑春煊是足迹遍布陕西、山西、四川、两广、云贵等地的疆臣，曾以凌厉的执政风格整肃官场，改造地方，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西北、西南、华南等地社会的现代化转型。系统整理岑氏史料，会发现他执政期间重点解决的社会问题，主要聚焦在教育、铁路现代化和吏治方面。教育方面，岑春煊以教育为政治之先务，既举办有新式大学堂，如山西大学堂、四川高等学堂、广西高等学堂等，又在师范、留学、军事、法政、实业、农林、女子等专业教育方面有所贡献。铁路方面，在任期间修筑或维护了粤汉铁路、广九铁路、潮汕铁路等。吏治风习方面，曾勠力整肃官场风气，打击典型贪腐官员，如广西提督苏元春案、广东海关书办周荣曜案、南海知县裴景福案等。

    当然，《岑春煊集》并非尽善尽美，仍存在一些瑕疵。一是收录仍有遗缺。二是个别文献的位置编排仍可商榷。三是个别地方存在文字和标点错误。

    最后想说的是，三位编注、点校者均为祖籍或出生地在广西的历史学科班出身的教授。在繁重的教学科研工作之余，不计得失，同心勠力搜集整理岑春煊史料，可谓一种保存乡贤文献、发扬乡邦文化的义举。如有可能，希望他们在既有文献基础上进一步编撰“岑春煊年谱长编”或“岑春煊史事编年”，以飨学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