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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20年11月11日 星期三

    “书说文博”

    图文中的近代百年中国女性生活形态

    左烨 《 中华读书报 》( 2020年11月11日   08 版)

        《风尚与变革——近代百年中国女性生活形态掠影》,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编著,科学出版社2020年6月,198.00元

        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举办的“风尚与变革——近代百年中国女性生活形态掠影”展览,展示了鸦片战争以后到1949年前,在中国社会大变革的背景下女性生活形态的新变,内容主要涵盖女性的婚姻与家庭的逐步文明、女性身体的解放与服饰的演变、女性的教育、职业生涯与社会角色的变迁等三个方面。《风尚与变革——近代百年中国女性生活形态掠影》为配合展览出版的图录,通过300多件馆藏文物,来表现女性谋求自身解放与男女平等的历程,使大家认识到妇女的解放与发展是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力量。

        一、家庭与婚姻

        自西汉武帝“独尊儒术”开始,儒家的纲常名教对全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所谓纲常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与“仁义礼智信”组合成的三纲五常。纲是根本,常即不变,纲常是不变的真理和永恒的价值观,儒家将三纲五常赋予了天道的意义。三纲中,君、父、夫是主导,臣、子、妻是服从,君尊臣卑、父尊子卑、夫尊妻卑。五常即仁义礼智信五种德目。朝廷言忠,家庭言孝,夫妇言顺,三纲五常紧密契合中国封建社会小农经济下传统家庭本位基础上的封建社会等级制的国情,在以后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统一了思想,满足了政治伦理与家庭伦理。

        千百年来,三纲五常维护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运行秩序,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思想资源,尤其是仁义礼智信,直到今天,对构成现代中国人的价值观维度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展览第一部分重点用清代晚期金漆木雕“仁义礼智信”构件、清代铜胎画珐琅杨家将故事图盘等多件文物来表述中国传统家庭伦理以及中国女性自古以来的家国情怀,用清代红色缎绣吹箫引凤图门帘等文物来表述夫妻和睦相亲相爱的家庭关系,用清代缎面嵌银烧蓝麻姑献寿图挂屏、清代红色缎绣百子图帐、清代黄花梨木儿童车等多组文物来表达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孝老爱亲、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

        三纲五常思想中有精华,也有糟粕。鸦片战争之后,近代中国社会发生巨大转型,中国女性意识逐渐觉醒,她们要求独立自主,追求男女平等,三纲所表达出来的君臣、父子、夫妻之间极度倾斜与不平等的关系尤其不合时宜。展览利用清代晚期金漆木雕“仁义礼智信”构件作为展览的开篇,这个非完整件的展品,隐含了对三纲五常的扬弃,是中国社会转折时期的一个真实比喻。

        传统女德的基本原则是“从”,主要规范是节、孝、勤。持贞守节在此时的家庭婚姻中得到特别强化,被大肆鼓吹并被固化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文化心理,这种夫权下的妇女贞节观,是对女子实行单方面禁锢,是畸形的道德,在清代发展到极致。展览重点利用清代同治六年张思九妻陈氏奉旨立旌表节孝牌匾来表现这部分内容,并引用鲁迅1918年8月15日发表的《我之节烈观》节选对传统贞节观进行批判。

        经过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洗礼,男女平等的思想逐渐传播开来,传统婚姻观受到冲击和挑战,由此迎来中国社会婚姻文化变革的第一次高潮。追求婚姻自由成为“男女平权”这一女性解放思潮引导下生活方式变革的重要体现,该时期离婚问题的出现,是中国经历了自鸦片战争以来艰难的现代嬗变,标示了中国传统婚姻家庭关系赖以维系的社会观念乃至社会制度逐渐消解。

        二、服饰与身体

        从晚清起百年间婚姻观的变革传递出中国从传统“人伦文化”向“个性主义”转变的信号,标志着中国女性从身体到精神的束缚逐步放松,其中废缠足成为女性摆脱身体束缚的开端。辛亥革命后,政府通令妇女放足,废缠足后的妇女“大方天足行飞快”(杨夑等著,林孔翼辑录:《成都竹枝词》,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她们日渐独立并迅速投身社会,逐步开始按照个人意趣选择自己的装扮,集中体现在女子剪发迅速兴起。

        自古女子闺中挽髻编辫,花式繁多,用来固定与装饰头发的簪钗钿篦,也是层层叠叠,材质各异。辛亥革命之后,女子剪发逐步兴起。剪发使妇女彻底摆脱了各色簪钗钿篦等头部妆饰的重负,省时省力,便于女性投身社会。

        晚清至民国时期,中国女性身体的解放显示了新旧时代性别意识形态的变革,从服饰的视角来看,则表现出由对女性的个性的抑制转向彰显,表达出鲜明的时代政治与文化信息。随着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从民国初年开始,女装的廓形出现了凸显女性身型特征的合体上装和裙装以及合身的新式旗袍,变得逐渐有意识地表现人体特征,通过服装表达自我逐渐成为这一时期女性服饰的新主题。

        从晚清民国女性摆脱缠足的束缚到剪发与服饰的变革,女性有了越来越多行动与活动的自由,有了展示个体特征的自由,她们投身社会,中国女性面貌从此改观。

        三、职业与教育

        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自古女子治家务、育子女、工纺织,在家庭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进入近代,随着传统的小农经济的逐渐瓦解,妇女开始接受教育、出外做工、参与社会生活。她们纷纷走入工厂、走向社会,逐渐成长为社会变革的新力量。展览通过1941年天津东亚毛呢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工友志愿书及版文女子蚕业学校校歌,可以看出当时的缫丝业、纺纱业等已经走向产业化,女性从自身最易入手的纺织业开始接受职业培训,是她们走向社会的真实反映。

        伴随西方文化的输入,男女平等思想萌发,近代女子教育逐渐兴起。至20世纪,兴办女学蔚然成风。展览中引人瞩目的是关于杨先知的毕业证书、聘书及奖励证明等一组文物,是近代中国女性接受教育、投身社会的缩影。

        展览还采用了一组女性绘画来表现新文化运动后越来越多的接受新式教育的女性,她们进入了一贯被男性统治的画坛,开始寻找自我的独立人格,从绘画中逐渐显露出女性话语的发展。她们以敏感的目光关注社会,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维系在一起,在传统与现代的博弈中成长为一代新女性。

        近代中国的社会变革,带来了全社会各个方面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在变革的历史洪流中,中国女性也经历着激烈的自身的嬗变,从身体到精神、人格,变革的程度不断深化,她们迅速地成长,成为推动整个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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