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教材织成一条纽带

    大约在1996年春夏之交，一位首都师范大学的同事带话给我，说北京师范大学张肖虎先生有要事找我，因当时张先生生病住在医院，希望我抽空到北医三院去一趟。

    张肖虎先生（1914-1997）是我国著名作曲家和音乐教育家，先后任教于清华大学、北京艺术师范学院、中国音乐学院和北京师范大学，曾任中国音乐学院副院长和北师大艺术系主任，是中国音乐教育学会创会会长。张先生艺术造诣深 厚，作品有《苏武交响诗》、钢琴协奏曲《梅花新咏》、舞剧音乐《宝莲灯》等，创作成就斐然。他晚年致力于北师大音乐学科重建，全身心投入音乐教育工作，是业内公认的音乐教育大家和学术权威。尽管我来京工作时间不长，认识张先生较晚，但我非常崇敬这位德行高尚的前辈学者。

    第二天我就赶到北医三院，张先生在病床上吃力地欠起身来向我打招呼，让我坐在床边的凳子上。看着病榻上瘦弱的先生，我心里十分难受，紧握着他露在被子外的右手。他轻声告诉我，让我来见他主要有两件事：一是希望我和杨通八老师（时任中国音乐学院音教系主任，后任学院副院长）能加入“中国音乐教育学会”（当时我还未介入学会工作），担任学术委员。二是希望我能接替他承担人民教育 出版社高中音乐教材的编写任务，并说人教社编辑过几天会同我联系的。听着先生恳切的话语，我不停地点头，衷心感谢他的信任，表示接受他的托付，请他安心养病，祝愿他早日康复！

    过几天，人民教育出版社音乐编辑室陈日韦主任来访，向我详细介绍教材编写情况：由于普通高中长期不开音乐课，人教社音乐室只编小学和初中教材。前年（1994年），在李岚清同志大力推动下，普通高中新设置“艺术欣赏”课，分别 为“音乐欣赏”和“美术欣赏”。为此，需要编写相应教材。人教社第一时间找到张肖虎先生，请他担任音乐欣赏教材主编，张先生愉快地接受了 聘请。可是张先生当时很忙，工作头绪太多，没能立即动手编写，接着又由于他的健康原因，这本教材的编写便延后了。就在这同一时间，别的出版社，包括部分省级出版社，已编出可供学校选用的同类教材。面对如此局面，人教社和张先生都十分着急。

    我此前没有编写过中小学教材，虽已答应张先生愿意代他承担这项工作，但心里没足够把握。加之新近看到外社出版不久的两套高中音乐欣赏新教材，编写体例已相对完整，选材也都是经典之作，更感到有些压力。在我心底，人民教育出版社是国家级大社，其教材编写质量和要求理应更高。如果我为人教社编出的教材，和已看到的同类教材相差无几，那就对不起人教社，也愧对张先生的厚望。想到这些，我便回复陈日韦主任，请他给我一点时间，让我仔细琢磨这本教材，以避免同质化的编写思路。我想尝试立足中学生审美感知和文化理解的实际水平，探寻音乐欣赏与高中语文、历史、地理、英语、思政等相关学科相联通的渠道，以充分释放音乐在文学艺术不同门类中的独特魅力，使学生易于和乐于走进音乐。听了我的初步设想，陈日韦主任当即表示赞同，问我大概需要多长时间。我说：“先给我一个月，让我能集中思考、反复推敲教材结构和选材。如能搭建出一个有特点的、自 己也还满意的架构，就正式启动教材编写程序，继续往下编；如果拿出来的教材框架未能达到预期，或与别的 已经出版的教材大同小异，缺乏好的编写基础，那你们就得另找主编了。”

    有了这个约定，我随即从首师大附中借来高中语文、历史、英语等课本，从中选出与优秀音乐作品相关的篇目，如《诗经》选读、乐府诗《孔雀东南飞》、唐诗《琵琶行》、文学名著《红楼梦》选读、苏联卫国战争的历史转折、英文《林肯在葛底斯堡烈士公墓落成典礼演讲词》等。然后依据选材和国家规定的34学时教学容量，形成一个“橄榄型”的教材架构：以音乐的情感表达、音乐的时代、民族、个人风格开篇（3次课，计6学时），以音乐的自律美和广阔的历史文化内涵作教材的收官（2次课，计4学时），其余1 2次课24学时是教材主体，置于教材中部，分别从“音乐与诗歌”“音乐与造型艺术”“音乐与舞蹈”“音乐与戏剧”“音乐与影视”相结合的角度切入，与拟选用的教学曲目糅合，有序铺展教学内容。

    经过反复斟酌、多方比较，不到一个月，上述教材结构和选用作品就基本确定下来。陈日韦主任闻讯十分高兴，并告诉我说，教育部已为人教社编写的高中各科新教材划定了“两省一市”（山西、江西和天津）实验区，明年（1997年）就要使用。音乐教材编写已延后了将近两年，能否如期完成，出版社领导非常关心。

    大约过了一两天，我北洼路家中来了几位客人。经陈日韦介绍，是人教社副总编辑徐岩同志代表社领导登门看望，对我能接替张先生担任音乐教材主编和这么快拿出教材编写框架表示感谢。徐副总编辑的来访和她亲切、朴实的话语令我感动！ 当天就签订了这本教材的出版合同。从此，在服务我国教育事业的共同 目标下，我与人教社结成了密切的合作关系。

    接下来的教材编写工作，顺利且愉快。出版社为集思广益、保证教材质量，也为了教材出版后的试教、培训和推广，按常规列出10来人的“编委名单”。但由于时间太紧，光是聚齐开会，就费事不少；如果编委意见不一致，你一言我一语，讨论来讨论去，要落实为书面文字，那就不知会到什么 时候了。情急之下，我断然决定“一竿子插到底”，先按照自己考虑成熟的结构框架，为每一课教学内容进行凝练和推敲（包括文字、谱例、活动设计、思考练习，以及选取相关图片），从第一课写到最后一课。同时关注音乐教材的一道特殊工序——乐谱绘制及文字、曲谱的混合排版。在前后近三个月的时间中，我在陈日韦主任陪同下，多次（大约不下10次）乘公交车辗转去到虎坊桥附近一家个体开办的五线谱绘制公司（实际就是一间小作坊），守在电脑旁，为排版的工人师傅答疑、提示、混排设计、细部校正，直接完成所有乐谱的绘制、排版和校对工序。

    在这一过程中，责任编辑陈 日韦主任和编委冯兰芳老师（首师大的同事）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为我查找和复印所需文字、乐谱和图片资料，还有许多联络、服务的琐细事务，大家合作得非常顺畅。其间徐副总编辑再次来家看望，交谈中讲到教材编写外请主编之不易，我就接话说，人教社是各科学者云集之地，不少编辑室拥有国 内顶尖专家（如语文室的叶圣陶先生），能够独立编出一流教材，引领学科方向，如果音乐室也能有这样的专家团队，以后人教社编音乐教材就省事了。这无意中的一句话，立刻引 来徐副总编辑的回应。她说，这正是人教社队伍建设重点考虑的事，前些年已调进一位教育部直属高校优秀毕业生，音乐室力量明显加强，但还不够，希望我能推荐一些有发展潜力的年轻人来做编辑。说来也巧，当年恰逢我门下有合适的研究生毕业，便不避嫌地向徐副总编辑做了推荐。

    1996年12月，这本高中音乐欣赏教材（全一册）正式出版，离我到北医三院面见张肖虎先生刚好半年。教材印出后，我拿了一本去医院向张先生汇报。此时他病情日渐恶化，已不大能说话，看到他自己交代的任务得以完成，清癯的脸上微微露出欣慰的笑意。不久这位德高望重的老教育家就离世了！

    从此，随着这本教材的培训（在天津）推广，更随着进入21世纪以来，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持续推进，我与人教社合作的渠道更加宽广，参与人教社组织的活动更为频繁，常常得到分管过音乐室社领导（如徐岩、朱明光、韦志榕、谭钢等）的关心和照顾；与音乐室的历任主任和编辑，更成了相互信赖、无话不说的亲密朋友或忘年之交。20多年来，我和他们一起编写、修改，或参与审议、完善不同类型学校、不同学业层次的音乐教材，一道在南京、无锡、常州、西安、佛山、苏州 等地为一线教师解惑、答疑。每次活动，李川主任周到的工作安排和一丝不苟、极度认真的作风，以及他和编辑室各位年轻朋友对我关心、爱护的件件往事，令我深受感动！同时我也亲眼见证了他们为教育事业默默奉献的真诚，以及为广大师生竭诚服务的初心。

    这一缘分，源自张肖虎先生推荐而承担这本高中音乐欣赏教材的编写，由此织成了我与人教社长期合作交往的纽带。这条纽带，既是出版社与作者间密切联系、合作与友谊的纽带，也是出版社服务教育、服务读者、奉献社会的桥梁。正是由于人教社各编辑室有无数条这样的纽带，才能将人教社与教材编者、读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结成覆盖全国城乡学校、惠及数以亿计学生的教育之网。

    （本文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