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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李季翻译的《社会主义史》在我国出版100周年。李季译的《社会主义史》，是作为“新青年丛书”的第一种，由新青年社1920年10月在上海出版的。该书英文原著的书名为The History ofSocialism，作者是英国人托马斯·克卡朴（Tomas Kirkup，1844-1912）。克卡朴出生于诺森伯兰郡（Northumbrian）一个牧羊人家庭，后获得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学位，是一个费边派社会主义者。1875至1889年间，克卡朴曾参与第9版《不列颠百科全书》中“社会主义”词条的修订，《社会主义史》就是在此基础上撰写而成的。该书初版于1892年，曾于1900年、1906年、1909年出版了第二至四版。在第四版的序中，克卡朴说他撰写该书有两个主要目的：一是叙述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二是对社会主义运动作一种概括的批评和解释。克卡朴去世后，该书经爱德华·辟司（Edward Pease）修订，在1913年出版了第五版，主要补充了1892年后的20年间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具体情况。全书从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开始，随后论述了一战前夕欧洲主要国家以及美国和日本等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情况，其中也评介了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以及在科学社会主义影响下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该书的五个版本，均由布莱克（Black）出版公司出版。李季翻译的，是该书的第五版，即经辟司修订的版本。译本出版时，分为上下两册，约22万字。根据有关史料，该书“初版二千，未几即罄”，可见在当时受欢迎的程度。
李季，字懋猷，湖南平江人，1918年在北京大学英语系毕业后留校任教，参加过五四运动，是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15名成员之一。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李季主要从事翻译工作，他在《社会主义史》的译者序中说：“我国自‘五四运动’以来，新思潮震荡全国，真有‘一日千里’之势，近一年来新出版的报章杂志有好几百种，都竞谈世界各文明国的新学说，而社会主义尤为谈论的焦点，并且很受社会上的欢迎。”在这种情况下，他认为要讨论一种新学说、新运动，首先应该有相关的系统知识，而要了解这些知识，则须从历史下手。李季翻译《社会主义史》一书，仅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在翻译中，还得到了蔡元培校长以及胡适、张申府等老师的帮助。蔡元培不仅帮助他翻译了书中涉及的德、法文书报的名称，还亲自为译本作序，说“俄国多数派政府（即十月革命胜利后建立的布尔什维克政权，笔者注）成立以后，介绍马克思学说的人多起来了，在日刊月刊中常常看见这一类的题目。但是切切实实把欧洲社会主义发起以来，一切经过的情形，叙述出来的，还没有。我友李君懋猷取英国辟司所增订的克卡朴《社会主义史》用白话译出，可以算是最适用的书了。”
《社会主义史》是李季的第一部译著，20世纪20年代，他还翻译了《工团主义》《社会主义之思潮及运动》《价值、价格及利润》《通俗〈资本论〉》等著作。新中国成立后，李季任国家出版总署特约翻译，翻译了《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等。
正如《共产党宣言》在陈望道的全译本出版之前，曾经有过多种零星和片段的译文发表一样，我们在《马藏》编纂中发现，《社会主义史》在李季译本出版之前，至少有两种译本。
一是署名“独立之个人”即马君武编译的《俄罗斯大风潮》。该译本是根据《社会主义史》1900年第二版中的第十章“无政府主义”编译的，主要介绍了19世纪70－80年代俄国民粹主义运动的中的有关人和事，其中同时提到了马克思（译作“马格司”）。该译本先是在1902年作为“少年中国新丛书”的第二种，由少年中国学会出版。该书出版时，正在日本参与梁启超创办的改良派《新民丛报》工作的马君武，刚刚结识孙中山，开始转向革命派。他仅选择《社会主义史》中的“无政府主义”一章进行翻译，并在行文中加入了自己的大量评论，显然是为了借鉴这一思潮，来讨论中国的革命问题，并希望中国革命的大风潮能早点到来。“少年中国新丛书”版的马君武译本，已收入《马藏》第一部第1卷（科学出版社2019年1月出版）。有意思的是，我们在《马藏》编纂中还发现过该译本的一种盗版本，扉页上印着“梁启超著 大风潮”“雄武六郎印行”。该书版心尺寸与“少年中国新丛书”版一致，但全文字体不一，字迹模糊，译文中某些术语后所附的英语单词还有多处拼写错误。这个本子，当然是在借助梁启超的大名来推销马君武的译本，但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俄罗斯大风潮》在当时产生的不小影响。马君武的这个译本，1923年又在《国风日报》的副刊“学汇”上，分8次（3月6日至13日的第130-137期）连载过。
二是胡贻谷翻译的《泰西民法志》，1912年初上海广学会藏版（商务印书馆代印），已收入《马藏》第一部第10卷，科学出版社即将出版。胡贻谷，江苏苏州人，1906年毕业于美国基督教会在中国建立的早期教会大学之一东吴大学堂（又称东吴大书院，始建于1871年，辛亥革命后改称东吴大学，是今苏州大学的前身），曾长期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工作。胡贻谷翻译过有关基督教的不少著作，如《信仰的意义》《服务的意义》《耶稣与家庭问题》，也翻译过其他方面的一些著作，如《社会的组织》《思想的方法》《法西斯主义的研究》等。《泰西民法志》正是胡贻谷早年受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英文名 Timothy Richard，1845-1919）的委托，将1909年第四版的《社会主义史》翻译而成的。胡贻谷把社会主义学说翻译成“民法”，同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李提摩太为代表的在中国的西方传教士，把社会主义学说翻译成所谓“安民新说”“养民学”，如出一辙。当时，李提摩等人是把社会主义当做一种救世学说介绍给中国人的，而且主要是供清政府和维新派人士参考的；而在胡贻谷的译本中，则将基督教与社会主义进行了弥合，并称“民法”体现了基督教的“博爱”精神。这里有必要澄清的是，由于胡贻谷译本的书名中使用了“民法”一词，目录中又出现了诸如“民法总纲”“法国民法肇基”“日耳曼民法学家赖萨勒”等表述，因而被国内一些人望文生义，当成了一部关于“民法”这一部门法的译著，甚至有人还说该书是“中国正式引入的第一部西方民法学专著”，这实在是不应该有的一个大误会。事实上，该书第一章《民法总纲》中就说得很清楚：“英国民法之学，必推鄂温（今译作‘欧文’，笔者注，下同），法国则沈西门（今译作‘圣西门’）傅理雅（今译‘傅立叶’）实倡之。”“故凡为穷黎造福而干涉私人之财产，为公众纾祸，而限制物力之偏胜，或筹更新以改旧，或议除旧以布新，总谓之曰民法。”而“法国民法肇基”一章，主要介绍的就是圣西门和傅立叶的社会主义学说；所谓“日耳曼民法学家赖萨勒”，指的则是德国社会主义者拉萨尔。
这里还需要说明的是，1904年前后，有关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概念和术语的译名，如“社会主义”“剩余价值”等，在我国已经开始出现并逐渐固定下来，而1912年出版的《泰西民法志》，则继续沿用了1899年前后中文中使用的有关译名。该书不仅把社会主义学说译作“民法”，而且还把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译为“羡余之议”；把马克思一生中的两大重要发现即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译为“史策中之物理论”和“资本家之利用赢率”；把恩格斯（该书译作“恩吉尔”）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译为《英伦劳佣镜》；等等。这些译语的使用，都能在相当程度上说明译者的文化背景和当时的认识程度。
在克卡朴《社会主义史》的翻译史上，马君武的《俄罗斯大风潮》，只是有选择地编译了其中的“无政府主义”一章，篇幅不足万字；胡贻谷的译作，虽然稍具规模，已达10万字，但仍然是编译而成的。这两种译本，基本上采用的都是文言文形式，而且不时夹杂着译者的某些观点，再加上专有名词、术语的译名的不统一，因此，今天的读者在阅读和理解时往往会遇到不少困难。李季翻译的《社会主义史》，产生于五四时期，是比较成熟的白话文译著。当时的《新青年》上，曾开展过对晚清时期翻译方法的批评，刘半农就曾经写文章称，“译书与著书不同，著书以本身为主体，译书应以原书为主体，所以译书的文笔只能把本国文字去凑就外国文，决不能把外国文字的意义神韵硬改了来凑就本国文。”在翻译问题上，李季是赞成用白话文直译的，他曾说过，“直译对于表现原文神情要容易得多”。就专有名词、术语的翻译而言，在李季翻译的《社会主义史》中，“社会主义”“剩余价值理论”“无政府主义”“唯物史观”等，也都是我们今天常用的名词、术语。李季译本的正文后，还附有中西名词对照表，包括人名、地名、河流名称、机构名称、组织名称、报纸名称等，共有近600个，这也是很符合现代学术著作的翻译规范的。
从1902年到1920年，克卡朴的《社会主义史》在中国先后出现过以上三种不同译本，从最初马君武不足万字的零星编译，中间经过1912年出版的胡贻谷大约10万字的《泰西民法志》，再到1920年出版的李季的22万字的较为完整和规范的《社会主义史》，在这一历程中，无论是从译文的风格，还是从译名的使用看，都可以从一个侧面展现出晚清到民国期间，一代代中国知识分子是如何对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学说在内的各种社会主义学说，试图结合当时的中国国情，进行解读和选择的，这也正是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一个历史缩影。
（本文作者供职于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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