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宋元时期的东方大港

    泉州，一座古老而又年轻的城市。说它古老，因为早在周秦时期就已经济开发。三国吴永安三年（260年），在今南安市丰州镇置东安县治。西晋末年，中原战乱，士族大批入泉。南朝梁天监间（502-519年）置南安郡作郡治，为本地设置县、郡治之始。宋元时期，泉州曾是“世界第一大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也是马可·波罗笔下的“光明之城”。泉州留下了最自然、古朴、鲜活、明亮的历史碎片，寺庙、造像、窑址、古塔、石刻、古桥梁、码头，散落在城市的各个角落，滋养着人们的灵魂。

    城市的发展，步履不停，这些年，泉州的GDP规模一直位居全国前列。如今，泉州再放异彩，将以“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为价值主题，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遗产整体由22处代表性古迹遗址及其关联环境构成，分布在自海港经江口平原并一直延伸到腹地山区的广阔空间内。它们完整地体现了宋元泉州富有特色的海外贸易体系与多元社会结构。这其中有始建于唐代的开元寺，中国现存最古老的伊斯兰教寺清净寺，世界现存唯一摩尼教寺庙遗址，祭祀真武大帝的道教庙宇，儒家祭祀建筑文庙组群，祭祀海神妈祖的天后宫，百余年历史的基督教泉南堂等等，它们见证着文明的和谐共处，述说着厚重的历史。

    在2019年，为了配合申遗工作，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福建博物院、泉州市海上丝绸之路申遗中心联合组成泉州城考古工作队，正式开始了对南外宗正司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

    南外宗正司是1130年以来迁居泉州的宋代皇族群体的管理机构。这一群体是泉州多元社群中具有影响力的组成部分之一，他们不仅提升了泉州的消费能力，还积极参与海洋贸易。南外宗正司的设置进一步强化了国家政权对泉州海洋贸易的推动，体现了强有力的官方管理保障。

    这次发掘，在工作开始之前，考古队就制定了泉州城遗址考古工作分区图及相关编号体系。考古发掘期间，在布方、测量等工作方面较多地使用了实时动态差分法（RTK）等，将发掘所需的所有控制点、遗迹现象的坐标数据及主要地点的海拔等数据均纳入了高精度的矢量图中，可与当今地貌和地图坐标对应。

    经过数月的发掘，发现了大量重要成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发现了建筑遗存及建筑构件，推测或许与皇家建筑有关。

    报告指出，在发掘区东部找到了不早于晚唐时期的水池遗迹东岸线和东岸上南宋时期的建筑基址西边缘，发掘区西部揭露出或与唐宋时期池内建筑基础相关的地钉、台基等遗迹现象，并发现相关建筑构件，包括瓦件、脊兽、砖块等。

    瓦当纹样有莲瓣、牡丹、芙蓉花等花卉图案和少量兽面纹，砖块上刻有“官”字，表明其与官方建筑有关。以“水陆”“水六/库司”和带有“允”“叔”“仲”“彦”“宗”“崇”等字的墨书瓷碗内容佐证了该地点与水陆堂/院、南外宗正司等遗址相关。

    第二，陶瓷器丰富，涉及国内南北方20余处窑口。

    瓷器共收集标本6844件，有青瓷、白（青白）瓷、酱（黑）釉器、黄绿釉器、素胎器以及青釉褐彩器、黑釉金彩器等，以南宋时期陶瓷器的数量、品种最多；其产地和窑口，以泉州周边窑址（如磁灶窑、东门窑、南安窑等）、福建省内的重要窑址（如建窑、遇林亭窑等）为主，另外还有江西景德镇窑和吉州窑、浙江龙泉窑和越窑以及北方的陕西耀州窑等的产品。

    正如报告中所指出的：出土陶瓷器数量大、品种多，说明该处曾居住有一定数量的人群。出土宋代陶瓷器标本中，数量较多的还是碗、碟等日常生活用器，说明此处曾是有人群日常居住和生活的；茶器（如黑釉盏、执壶、急须）和少量的陈设器（如花瓶、香炉、香熏）、文房用具（砚）等，或与士大夫、文人的点茶（或煎茶）、焚香、书写等文化活动相关；陶瓷器产地和窑口的多样化、部分瓷器的高质量，反映出其使用者具有较高的社会或经济地位。

    第三，出土大量带有墨书文字的陶瓷器，是与皇族群体相关的重要佐证。

    这些墨书文字，大致可分为包含干支纪年、姓氏人名、机构名称和其他类等四类，如“丙午/崔置”“水陆”“水六/常住”“水六/库司”“司库”“殿司”“允”“宗”“仲”等，为进一步解明建筑及居住人群的性质提供了线索。

    第四，通过文献记载和区域地理忖度泉州南外宗正司遗址及相关遗存的位置。

    中国古代城池和建筑的选址和形制布局，内涵包括堪舆思想在内的中国古代思想文化。

    在修筑城池或营造建筑之际，在确定位置范围并“定功”之后，首先要做的就是“取正”（定方向）及“定平”（找水平）。泉州重要的历史建筑，都体现出了堪舆思想、“取正”在相地选址、定建筑朝向中的重要性。

    泉州开元寺是泉州现存始建年代较早的建筑，而相关水池的水位和岸线涉及与泉州南外宗正司相关建筑基址的高下、位置等问题，因此，作者从探讨开元寺的朝向和伽蓝范围的变化入手，通过探讨唐开元寺·放生池·水陆堂/院、南宋象峰巷等与泉州南外宗正司遗址及相关水池遗迹的朝向和位置关系，结合泉州（晋江）城相关历史文献、近现代相关调查资料分析等，确认了泉州南外宗正司遗址之所在；再根据本次考古发掘所揭露出来的地层堆积、遗迹现象和出土遗物，来推测或忖度南宋时期相关水池遗迹的大致范围、泉州南外宗正司遗址之可能四至——推测水池遗迹的范围约为东西94、南北130米，泉州南外宗正司遗址的四至或在该水池遗迹岸线外约50米（即约东西194、南北230米）。

    《泉州南外宗正司遗址2019年度考古发掘》报告的编写，如实地记录了泉州南外宗正司遗址2019年度相关考古发掘工作的阶段性结果，概述了泉州南宋南外宗正司的缘起、相关考古发掘单位和遗迹单位的编号体系，介绍了2019年度考古发掘区内的地层堆积情况以及发掘区东部相关水池遗迹的东岸线和东岸上的建筑基址西边缘、发掘区西部或为池内建筑基础的台基等遗迹现象，整理了以“官”字砖、脊兽和兽首饰件、兽面纹和花卉纹瓦当等建筑构件以及以“水陆”“水六/库司”和带有“允”“叔”“仲”“彦”“宗”“崇”等字的墨书瓷碗为代表的陶瓷器等出土遗物。

    正如安家瑶研究员在序中所指出：“发现的遗迹和遗物证实了泉州南外宗正司遗址的位置，也证实了从唐代久视元年（700年）在今天的鲤城区位置设置武荣州，泉州迅速成为闽南地区重要的文化、经济中心，宋元时期成为欧亚闻名的东方大港。”

    泉州历史遗存众多，行政管理机构与设施遗址、多元社群宗教建筑和造像、文化纪念地史迹、陶瓷和冶铁生产基地，以及由桥梁、码头、航标塔组成的水陆交通网络，完整地体现了宋元泉州富有特色的海外贸易体系与多元社会结构，全面勾勒出了10-14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繁荣时期泉州的繁盛图景。

    有人说，一砖一瓦，一宗祠，一家谱，维系着泉州人的家长里短。愿这些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能够发扬光大，为人类发展提供更加丰富的精神滋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