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品书写”中的警示密码

    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素以诗歌为荣，这似乎是不争的事实。在文学爱好者圈内，柯尔律治和济慈等诗人已经家喻户晓。然而，在光鲜的名声背后，有的作家却因为沾染毒瘾而影响了后期的创作，也有的作家在毒瘾的折磨下消耗着生命和创作天赋。事实上，文学创作牵扯上毒品的现象，与当时的医疗策略不无关系。19世纪之前的医师们将鸦片看作是治疗儿童和成人疾病的常规药物，因此获得鸦片不算难事。然而，随着常规使用范围的扩大，鸦片的角色也渐渐发生了畸形的变化：鉴于鸦片的致幻性特征，很多使用者抛开了治疗目的，转而沉沦于寻求幻觉、灵感的创作之旅，美其名曰消除“创作僵局”，提升创作的想象力。直到柯尔律治和济慈将这种危险症状写进作品中，人们才逐渐意识到鸦片对人类精神和身体上的伤害。

    柯尔律治和济慈将读者带入玄幻且唯美的诗歌世界，同时也将毒品的伤害隐藏在作品中。如果过度沉醉于“想象力”所涂绘的画面，读者将很难发现他们内心对毒品的态度。着眼于柯尔律治和济慈的诗歌文本、传记以及书信集，则可以挖掘出这两位作家在“毒品书写”中埋下的警示密码。

    1791年，塞缪尔·柯尔律治（1772—1834）开始使用鸦片缓解风湿病。十年后，他的自传诗《忧郁颂》（Dejection: An Ode）发表在伦敦的《晨报》上。创作这首诗时，柯尔律治早已深陷于毒品的影响中，同时经受着不幸的婚姻和不伦的爱情。因此，柯尔律治描述了大量吸食鸦片酊后造成的“创作僵局”，并且为日益退化的诗才感到焦虑。《忧郁颂》仅是描述鸦片危害的一个例子，因当时鸦片在医学治疗中较为普遍，本诗并未引起太多的关注。

    鸦片在当时虽然被普遍使用，但也有医生对其持保留意见，如斯图尔特·柯兰（Stuart Curran）在《麻木的感觉》一文中就记录了医生们的担忧：“在发明麻醉剂之前，医生在做手术甚至截肢时都不使用镇痛药，因为含有鸦片的镇痛药会严重损害病人脏器的反应能力。”事实果真如此，本为治疗疾病的鸦片却成为扼杀柯尔律治诗才的毒药。在1814年写给约瑟夫·科特尔的信中，柯尔律治这样描述自己的经历：“我被诱导沾染上了这可怕的习惯——之前我因膝盖肿胀而卧床了好几个月——偶然间在一本医学杂志上惊喜地发现了治愈类似病症的描述……擦拭鸦片酊，同时内服一定的剂量。这像有魅力一样，就像一个奇迹！ 然而，刺激平息后，病痛又回来了，只能重复这种假定的补救措施——但是我无法摆脱这可怕的经历——不得不说，这治疗产生的效果是疼痛带来的恐惧、软弱和猝死。”可以看出，他当初是为了治疗膝肿而陷入这个“可怕的习惯”，但他很快失控，这严重地伤害了他的诗歌创作。

    鸦片成瘾的柯尔律治遭受着精神上的折磨，这使他深陷进头脑混乱、夜不能寐的境地。在《睡眠的痛苦》（The Pains of Sleep,1803）中，他用三个诗段倾诉了自己在使用鸦片之后的梦魇。他首先自述没有养成“双膝跪地，祷告上苍佑护”的习惯，而是自认为可以“把灵魂托付于大爱”，可以实现“一片冰心，超然物外”，并仍旧相信自己“虽渺小，但仍会被垂怜”。然而，这种信念在毒瘾面前却不堪一击：“昨夜，我大声祈祷/内心的痛苦，无以言表，/层出不穷的意象和思想/折磨着我，像魔鬼一样：/一道惨白的光，一群肆虐的狼，/一丝不可宽恕的罪恶感。”可见，他的自尊在鸦片面前瞬间崩塌，他陷入光线和野兽组成的幻觉中，无比自责。此时，他的意志已经被击垮，任由毒瘾摆布：“该隐藏的行为却大肆张扬，/是非不明，我理解不了，/我深受其害还是黑白混淆：/似乎全都内疚、后悔、痛苦，/我自己和他人全是一个样，/令人失魂落魄的悔恨、恐怖。”一阵宣泄之后，柯尔律治已经失去了对精神和身体的掌控，并公开了自己丑陋的习惯，这使他充满内疚、悔恨和痛苦。梦魇的痛苦持续地困扰这位诗人，经历了两夜的折磨后，“第三个夜晚，凄厉的尖叫，/把自己从震悚的梦中惊醒，/完全陷于不明不白的酸楚，/我哭得像个孩子”。柯尔律治的泪水不是由于单纯的失眠，而是源自使用鸦片的幻觉带给他的沮丧、失望和内疚心理。

    柯尔律治将自己推进了病痛、鸦片和创作的怪圈中。诗末他对自己的灵魂追问：“这种悲伤/为什么，为什么降临于我”？ 无需进一步细读，我们就可以回答出这位才子是如何从简单的治疗走向如此境地。当他依赖鸦片产生的幻觉去创作时，写作本身就错误地成为一场不断消耗自己的杀戮行为。大量吸食鸦片对柯尔律治的健康造成了极大损害，以至于《忽必烈汗》（Kubla Khan, 1797）和《克丽斯特贝尔》（Christabel,1800）等作品都未能完整地问世，实属遗憾。

    约翰·济慈（1795—1821）也是一位早逝的浪漫主义诗人，恰好生活在英国鸦片消费的活跃期。在济慈众多广为流传的作品中，《无情的美女》（La Belle Dame sans Merci）可谓是最著名的短诗。本诗有着童话般的开始，却隐藏着恐怖的结局。在研究这首诗的学者中，大多数人都集中刻画“蛇蝎美人”的角色，即中世纪的骑士讲述如何在林中被仙女施咒，继而对其迷恋、求爱和险些丢掉性命的故事。这首诗的结构和故事如此简单，以至于很多读者也不加质疑地接受了这个的观点，将这位妖女联想成莎乐美、拉米亚、美杜莎和塞壬之流，从道德上警示读者远离沉沦和诱惑。

    与此同时，《无情的美女》也吸引了众多艺术家的关注，以亚瑟·休斯和弗兰克·考珀为代表的前拉斐尔画派对这首诗尤其感兴趣。休斯和考珀都刻画了危险的美女和悲惨的骑士，画面精美，且色彩鲜艳。有趣的是，两幅画都留下了重要线索：休斯画中的美女手持罂粟花，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毒品和死亡；考珀的美女被罂粟花环绕，脚下是晕厥的骑士，而她却端坐湖边，神情淡然，冷酷无情。前拉斐尔派善于利用象征物表达更加深远的意义，因此画中之物很可能具有诠释空间。二人同样凸显了罂粟花，是否在暗示济慈就是个瘾君子？

    《无情的美女》并非仅具有说教意味，济慈在诗中留下了极为开放的诠释空间。从“传记”和“博物学”两个角度可知，济慈很可能在诗中隐藏了致瘾的植物提取物这个事实。将济慈与毒品联系起来后，我们随即剥开了济慈更加黑暗但又更加真实的人生，并从他的挣扎、悔恨和警示中了解毒品对生活的危害。

    传记显示，济慈很可能是瘾君子。英国桂冠诗人安德鲁·莫申的传记《济慈》（2003）长期被评论家们看作是济慈研究的权威文献，但随后“济慈协会”会长尼古拉斯·罗伊（Nicholas Roe）的《济慈：新生活》（2012）向读者展现了更敏感、更富争议性的济慈。罗伊此前出版了李·亨特传记，而这位亨特先生正是济慈博学多才的好友，不得不说罗伊占据了一定的资料优势。罗伊像审判官一样将济慈判定为瘾君子，这使很多读者感到诧异。事实上，罗伊的论断并非是妄言。结合济慈的传记，我们隐约可以发现他在伦敦盖伊医院的实习经历对其创作产生了影响。从1817年秋开始，这位“明亮的星星”应该是沉浸在鸦片酊、汞制剂和其他药物中。罗伊在《约翰·济慈和医学想象》一文中称：“在伦敦盖伊医院，除了鸦片、酒精和植物榨取汁等传统的镇定剂，没有什么措施可以减轻探针、手术刀和骨锯的痛苦，”继而他在《济慈：新生活》中继续佐证道：“济慈使用汞制剂来解决性病问题，并使用鸦片治疗长期潜伏的致命结核病。”也就是说，济慈既有机会接触与鸦片相关的药剂，又有使用鸦片的需求。最有力的证据来自他的挚友查尔斯·布朗，他曾在《济慈的生活：布朗回忆录》中记录了济慈的秘密：“他太爱沉思了，或者太焦躁了；开始置健康于不顾。在那些鲁莽证据中，发现他有时偷偷地服一些鸦片酊。”总之，从罗伊和布朗的记录来看，济慈的职业属性和身体状况似乎使他无法摆脱与鸦片的干系。

    进一步挖掘，可以看到济慈在《无情的美女》的题目中隐藏的秘密。罗伊提到济慈在盖伊医院有机会接触“植物榨取汁”，用于缓解病人的疼痛。这种汁液绝非源自普通的植物，其名称被济慈隐藏在《无情的美女》这首诗的题目中。“La Belle Dame”在法语中指代漂亮的女郎，而“sans Merci”则是残忍、无怜悯心的意思，初看的确像是谴责“蛇蝎美人”的故事。然而，“Dame”让我们联想到同样指代女士的“Donna”，由此，济慈笔下的“Belle Dame”就影射着一种神奇的致幻植物“belladonna”，即“颠茄草”——过去常被意大利女性看作是美瞳的植物，因为它能扩大瞳孔，美化眼睛。而颠茄中的化学物质会抑制人体内神经系统的功能，这对于熟知医学的济慈来说并不陌生。

    如此理解的话，那么《无情的美女》就更像是在记录“无情颠茄草”的采摘过程。细读本诗，可以从叙述者的反应和颠茄草的效果得出确凿的证据。当品尝到“她带来美味的草根/野蜜、甘露和仙果”时，叙述者应该已经食用了颠茄草的汁液，并正在野外揽收这类毒品：“我带她骑在骏马上/整日什么都不顾。/她侧着身子依在那里，/唱着仙女的歌。”对颠茄草的迷恋使他被幻觉左右，并终日荒废在臆想的声音中。此外，植物的外表也与妖女有几分相似，被幻觉左右的诗人看到长成的“颠茄草”时，犹如看到仙女在迎风招展：“她轻捷、长发，而眼里/野性的光芒闪闪。”巧合的是，当叙述者提到“闭上她伤感的、野性的眼”时，恰可以追溯到这种颠茄草的美瞳效果。在这种危险的“美颜神器”辅助下，叙述者跟随它走进山洞，坠入梦魇中：“做了个惊心的噩梦/我看见国王和王子/也在那洞中/在幽暗里，他们张大饥饿之唇，预告着灾祸；/我一觉醒来，看见自己/躺在这冰冷的山坡。”济慈以近乎哥特式的手笔刻画了沦为颠茄草奴才的王公贵族们，即无论地位多么显赫，一旦沾染毒品，都会毁掉一世名声。

    浪漫主义的毒品书写侧面揭露了鸦片等毒品的危害。柯尔律治和济慈利用颇具自传性和玄幻特征的诗歌，向读者敲响了警钟。除此之外，托马斯·德·昆西（Thomas De Quincey）也在著作《吸食者的坦白》（Confessions of an English Opi⁃um-Eater）中执着地描述了鸦片在智力和身体素质方面带给他的危害——吸食者因压抑和忧虑而出现健康问题，继而无法阅读、不能专注完成任何事情。众所周知，18世纪的中国通过出售瓷器、丝绸和茶叶，与英国等欧洲国家维持了较好的贸易顺差。然而，从18世纪末、19世纪初开始，英国就通过东印度公司向中国出售鸦片，在明知鸦片危害的情况下将其倒卖到中国，给中国带来了无法挽回的灾难。以史为鉴，不管我们是否认可柯尔律治和济慈的“毒品写作”在警示读者方面的有效性，毒品对个人的伤害都应为读者所了解。无论在过去还是今天，毒品都是危及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危害社会稳定的重大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