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暴》：美国环境史的开山之作

    1979年，仅在两年前因其《自然的经济体系》而崭露头角的唐纳德·沃斯特（Donald Worster），又出版了他的新著《尘暴》（Dust Bowl）。翌年，即1980年，该书获得了美国历史学的最高奖——班克罗夫特奖，作者亦因此而声名大振。25年后，又出纪念版，正文未动，只增添了作者后记。中译本初版于2003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现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再版。再版译文采用2004年原著的纪念版，加译了后记，并对初版译文作了全面的修订。

    《尘暴》的英文书名为Dust Bowl，直译应为“灰碗”。这是一个充满想象的令人沮丧的比喻。它的意思是，自1930年就开始的全美范围的干旱，在1931年后其中心便转向了大平原，使此地变成了一个尘暴肆虐的地区。最初使用“灰碗”这个名词的记者在两天之后改用了另一个术语——Dust Belt（尘土带），但是，Bowl这个术语竟很快就流行起来，并且成为国家水土保持局的专有名词及地图上的一个正式确定的尘暴地区的名称，尽管“灰碗”这个词让很多大平原的人不高兴。有些人喜欢它，是因为某些大学橄榄球赛的名称叫“桔碗”或“玫瑰碗”，现在出来个“灰碗”，很有讽刺意味。或许，只是因为人们联想到了餐桌上的那只糖缸或糖碗里的东西？现在，那里面装的已经不是糖，而是尘土。中译本的书名《尘暴》，是将Dust Bowl中dust的中文词意及bowl的中文谐音合并而成。

    《尘暴》是第一部试图将生态学和经济学这样两个不同的学科融合起来，并从一个新的历史视角来分析人和自然关系的著作。如果将其与作者的前一部书《自然的经济体系》联系起来，甚至可以将它看作是诠释后者的一个实例。它以生态学理论为基础，以一个地区的生态变迁为切入点，运用地质学、水文学、植物学等自然学科的文献资料，透析其自然表象中的经济文化特点，对一个重大的环境灾难做出了有力的、足以服人的判断。它开启了环境史的新模式。无论在当时，或在以后，《尘暴》都堪称是环境史——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才诞生的一个新学科之开山之作，是一部经典。

    它的成功之处，就如作者本人所说，是“它展示了一个新颖的（显然，在个别持有敌意的评论者看来，是有争论的！）假设，即尘暴的原因是经济上的侵袭和草原的破坏”。之所以新颖，是因为此前还未曾有人如此深刻而清晰地将美国的经济文化与一种通常被认为是自然的灾祸联系起来。

    长期以来，不论在尘暴发生之前或在其后，普遍的看法都认为，这场灾难是“上帝的行为”，是某种人类不可抗拒的自然力量所致。尽管在30年代，某些有先见之明的生态学家已经指出美国滥用土地的弊病，甚至将其提到一种伦理角度上来予以批判，如奥尔多·利奥波德，认为人有责任去保护自然共同体的完整和稳定，更谨慎地约束人的经济行为，但是，他们终未能从根本上认识美国经济文化的症结所在。《尘暴》一针见血地指出，除了自然，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那就是美国的资本主义精神。作者认为，在美国这样一个以企业为本的社会，在30年代同一时期出现的两种灾难：经济大萧条和尘暴，都属于同一性质——资本主义危机，而导致其危机的根源是无止境的对利润和财富的追求。因此，作者在书的一开头便引用了马克思《资本论》中的一句话：“资本主义农业的一切进步，都不仅是榨取劳力的技艺上的进步，而且也是榨取土壤的技艺上的进步。”

    在美国这样一个高扬资本主义精神的国家里，沃斯特的声音可谓石破天惊。他明确指出，30年代的尘暴灾难，既是自然的，也是人为的，而且，就这次特定的时间而言，人要负更多的责任。作者根据大量历史事实和科学数据，说明人如何在半个世纪里粗暴地破坏了这片土地古老独特的生态特点，并如何用资本主义的商品化农业将这片土地一步步地推到了其生态极限之外。作者痛心地说：“某些环境的毁灭性灾害是自然所为，还有一些则是疏忽或贫困逐渐积累的结果。而尘暴，却是一种文化的不可避免的产物。这种文化蓄意而自觉地为自己指派了这样的任务，那就是竭尽全力地驯服和掠夺这片土地。”

    实际上，早在30年代，就有国家土地规划者针对大平原的问题提出了建议，并试图用一种新的资源保护思想来改革这个地区的土地使用方式。《大平原的未来》——一份由几位当时最权威的土地规划专家起草，并于1936年提交罗斯福总统的报告，则是这一思想的最富启示性的表达。报告认为，土地的破坏基本上是一种“思想态度”的结果，首先是那种支配自然的，“把土地贬低为不过是人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利用和剥削的原材料”的伦理观。这一结论确实触到了美国土地使用上的痛点。

    然而，问题是，若没有一场变革——一种体制上的变革，诸如终止工厂式农业，对农业投资、利润获取以及土地所有权严加控制等，无论有多少道理，这种看法也只能是纸上谈兵。沃斯特说：“很难说是出于政治上的胆怯，还是因为集体思想的混乱……他们一点也没触及农业中的商业模式。”因此，尘暴地区经济的重建，也只能是“进一步时就要往回滑两步”（利奥波德语），难有实质性的进步。

    不过，要说重建根本没有成果，也是不公正的。从尘暴的发生（1930年代），到《尘暴》一书的出版（1979年），再到《尘暴》的再版（2004年），在这四分之三个世纪里，大平原仍然是美国最重要的农业基地之一。联邦政府几十亿美元的农业补贴，加上农业技术的不断革新，都使得当年的尘暴区域能够成为源源不断的谷物和牲畜制品输出地。例如，自1979年起，在联邦政府的协助下，草在部分地区又生长起来了——政府拨款租用农场主的土地，令其退耕或休耕；表层土地的利用深入到了地下，日益普及的深井喷灌在为干旱的土地解渴……

    这一切都在证明老尘暴地区的巨大变化，唯一不变的是企业化农业不断追求的目标——扩大再生产。于是，在堪萨斯南部，一个新时代的牧牛王国兴起了，并带动了饲料农业的发展。它需要更多的劳力，也需要更多的水。事实是，“农场主们汲取着河岸地带的每一滴地下水，结果几乎所有在堪萨斯西部的小溪及河流都干涸了。今天，在这里的地表水，比它最早被标注为美利坚大荒漠时还少”。“大平原也面临着全球变暖的未来，在每年的降水量似乎都在下降，而干旱变得更经常和更严重的时候，灌溉的供水将会迅速减少。”“那么，在很少或没水留下来种庄稼的时候……沙尘是否就要开始吹了？”作者如是说。显然，这不仅是作者的疑问。

    作为美国环境史的开山之作，《尘暴》所展示的不仅是它的题材和方法，同时还有它的写作风格及其深沉的人文情怀。唐纳德·沃斯特是大平原的儿子，他在那里成长，并在堪萨斯大学接受和完成了他的本科教育。《尘暴》是他获得耶鲁博士学位后在夏威夷大学任教时的著述。1979年《尘暴》初版时，他曾说，这本书是他“竭力面对我自己的过去的结果”。在异乡度过了15年后，他觉得，“已经到了回家乡呆一阵子，去看看这片曾经赋予我那么多初心的土地和人民的时候了”。然而，在真正回到这片土地时，他的视角已经明显地不同了。15年的漂泊，让他看到了大平原以外的更为广阔的世界；而耶鲁大学的研读，则让他对大平原的故事有了更深入的思考。他发现，“在他离开的期间，他是那么热爱家乡，但是当他回归时，又无论如何也不能不带着批评的眼光去看它”。从《尘暴》的字里行间，我们能够深刻感受到作者的这种复杂情感。关于这一点，我曾在早年的一篇文章中做过评论，今天看来，似乎仍不过时。“在书中，没有空洞的说教，也没有无谓的悲悯，他只是力图通过阐述一场人为的生态灾难的前因后果，来激发人们来一次价值观念上的变革。他追述草原曾经有过的丰硕和美丽，他感叹长茎草的顽强生命力，他痛惜草原土地共同体的和谐的失去；同时，也谴责人们破坏草原的粗暴行为。他为人们的无知和贪婪而羞愧，也为生态难民的困境而叹息。他不厌其烦地告诉人们，人的无知和贪婪，是如何给土地，也给自己带来了灾难。”（拙文：《〈尘暴〉及其对环境史研究的贡献》，2004年《史学月刊》）他说：“应该很清楚了，自然是有极限的，这种极限既非没有弹性，也非固定不变，但是确实是存在的。”在极限面前，“我们应该学会约束我们的人数和欲望”。

    这是一种多么强烈的道德上的呼吁！ 我曾多次在自己的文章中引用奥尔多·利奥波德的一句话：“我们蹂躏土地，是因为我们把它看成是一种属于我们的物品。当我们把土地看成是一个我们隶属于它的共同体时，我们可能就会带着热爱和尊敬来使用它。”但是，“如果在我们理智的着重点上，在忠诚感情以及信心上，缺乏一个来自内部的变化，在伦理上就不会出现重大的变化”。环境史是在全球环境危机中，由环境保护运动所催生出来的新学科，摆脱传统史学的窠臼，重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它的先天特质。因此，作为环境史学者，对自然的敬畏之心是其必具的素养和胸怀；一种将人看作是自然一部分的生态伦理意识，应当是真正的人性的回归。我想，《尘暴》给我们的启示也正在于此。

    当然，我们不得不承认，最终，《尘暴》为我们展示的仍是一个不能确定的未来。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我们必须找到一种能和地球和谐共存的生活方式，创造一种能适应自然生态的经济文化，否则，我们就不能避免被蹂躏的地球带给我们的威胁。“读史使人明智”（培根语），《尘暴》再次证实了这句名言。

    自1989年起，唐纳德·沃斯特受聘于堪萨斯大学历史系，并获赫尔杰出教授称号，直到2012年退休。其著述颇丰，除《自然的经济体系》《尘暴》之外，还有《帝国之河》《情寄自然——约翰·缪尔的一生》《向西流淌的河流》《萎缩的地球》等，共八部；另有多篇论文发表。曾任美国环境史学会主席，是美国人文与科学学院院士，并获美国历史学家协会终身成就奖。1998年，初访中国；2012年起，受聘为中国外专局海外高层次文教专家，并任中国人民大学特聘教授，是2017年中国优秀外教的年度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