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后切勿自称曾及吾门”

    都说做一名老师是挺幸福的职业，如孟子言“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是多么快乐而有意义的事情；但有时也会让人心累，特别是遇到顽劣学生不认真学习不说还会扰乱教学秩序甚者会在校内外闯出祸端。近两年来，每逢教师节总会在朋友圈中刷屏的照片是电视剧《西游记》中的一张剧照，孙悟空跟随菩提老祖修道被赶下山时最后的镜头，配有台词：“日后你惹出祸来，不把为师说出来就行了。”虽为玩笑，但此中还是透露了作为老师面对顽劣学生的几分无奈。

    近日，笔者在拜读《马一浮全集》时，从马一浮1943年的书札信笺中阅读到他也曾说过类似的话语。看来身为“现代三圣”之一的国学大师马一浮先生在复性书院教学期间也遇到了顽劣学生，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让马先生如此的生气和决绝？我们从马先生的六封信札、两份电报和一则书法题跋来看看。

    致当事人——李先芳

    1943年10月14日，马一浮在写给复性书院学生李先芳的文字中说道：“凡人有志于学，须先知敬肆之辨。若出言不谨，便是自暴自弃，不可救药。观近日所呈诸语，有同狂呓，据理便合严斥，姑以一时病态目之，不遽切责。宜自知收敛，速改前非。若再肆然无忌，书院不可一日留也。”（《马一浮全集》（第二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1017页）这一年李先芳年值二十五岁，马先生在书札中指出他的三个缺点：一是失敬；二是“出言不谨”；三是“据理便合严斥”。在此之前，由于书院教学经费出现问题，讲学之事全部暂停，诸生均将陆续离开。这一情况在马一浮为李先芳题“讱斋”额跋语里也可以得到验证，跋曰：“李生先芳将辞归，乞题斋额，书此遗之。学问之道当从不妄语始。若能守此一言，终身由之而不尽也。癸未八月（笔者按：阳历为1943年10月），蠲戏老人书。”（《马一浮全集》（第二册），第118页）马先生亲自为学生李先芳起名“讱斋”并题写留念，希望他明白学问之道、立身之基从“不妄语”开始，这正是先生了解自己的学生并对症下药的淳淳教诲和良苦用心。“讱”典出《论语》，“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讱。’曰：‘其言也讱，斯谓之仁已乎？”“讱”就是说话谨慎的意思，孔子教导司马牛切忌浮躁多言。朱熹在《论语集注》中注释“仁者心存而不放，故其言若有所忍而不易发，盖其德之一端也”。马一浮为李先芳题写“讱斋”就是提醒他平日要戒骄戒躁，心中长存仁者隐忍之德。

    马先生在《复性书院学规》中曾向诸生强调做人、做事“主敬”“居敬”“持敬”的重要性，“敬之反，为肆、为怠、为慢。怠与慢皆肆也，在己为怠，对人为慢……‘敬胜怠者吉，怠胜敬者减。’《孝经》曰：‘敬亲者无敢慢于人’故圣狂之分在敬与肆之一念而已。‘主忠信’即是主敬，《说文》忠、敬互训，信者真实无妄之谓。此以立心而言。”（《马一浮全集》（第一册），第88、89页）李先芳的最大问题就是不知敬肆之辨，不分场合的“出言不谨”“据理便合严斥”实乃心中无“敬”的缘故。

    关于“敬”的重要性，马先生有深刻的论述。一个“敬”字不可怠慢视之，内守在身、在心，通过外化展现于气质禀赋合乎“礼”而达于“仁”的境界才是一个学人应该具备的完整人格。对于学问而言，“敬”的意义更加重要。“敬”可以胜私，“敬”可以息妄，去除私欲和矜名哗众才可显现真心，真正的性德学问才可以彰显出来。因此，马先生说：“敬也者，所以成始而成终也。”（《马一浮全集》（第一册），第90页）也是马先生为李先芳题写斋号跋语中告诫其“若能守此一言，终身由之而不尽也”的深刻内涵。

    致李先芳的祖父——李用廷

    从1943年11月5日至12月13日，马一浮陆续给李先芳的祖父李用廷先生发出了两封书札长信和两份加急电报，可以大致了解李先芳在乐山复性书院的学习生活和马先生从开始劝说“勿再言相从”到“以后切勿自称曾及吾门”态度的变化。

    第一封信告知李先芳个人的学习情况、近期表现以及复性书院目前的教学情况。马一浮写道：“令孙读书虽勤，于文义尚多扞格，而颇有好高躐等之病。平时所与言者，未能信从，留此无益。况书院早已谢遣学人，浮方极力求去，辍讲已及两年，旧时学人亦已星散。岂复尚堪依止？ 故仍力劝其归。”（《马一浮全集》（第二册），第719页）明确指出李先芳学习期间虽然比较用功、勤奋，但是固执己见不听劝解且好高骛远，实属不听管训的学生。之所以要劝其还家是因为书院一切教学活动停止，诸生也已相继离开。并开导提醒李用廷“（令孙）果能立志勤学，侭可在家用功。但毋近名，毋欲速，真实践履，先求尽其子弟之职，方不违圣贤之道，亦不患其无所入也。今因其归，特附数语，令其稟白，亦使仁者瞭然于浮所以告之之道，非有所靳。令孙将来有进，当知鄙言不妄。幸勿再言相从，徒令坐误，以重吾过。”（《马一浮全集》（第二册），第719页）“从来学有成就者，皆由自己用力之久，仅乃得之。师友但为一时之缘，非曰有物可取而与之也。”（《马一浮全集》（第二册），第719页）书院讲学之事，是因缘际会，缘来则聚，缘尽则归，学生学能成否，在于自身真实践履持久用功，而不必假借学校、书院等场地，静心在家立志勤学亦可，劝其早归。

    时隔七日，马一浮又给李用廷写了第二封信札。这次言语非常决绝。“令孙先芳似有心疾，屡劝其归，不听，亦未加以催促。因恐仁者于彼在此间情形未能明瞭，曾预写一书，欲俟其言归，交彼携奉。已隔多日，察彼尚无归意，偶与言及，彼乃声言此是空话。仆实不解其意何居，今特将此书附寄尊览。看仆所言是否空话，并请即速召伊还家，不可再缓。以后切勿自称曾及吾门，以仆实无德，不堪为师，且亦不敢以弟子视之也。”（《马一浮全集》（第二册），第720页）李先芳无视书院章程，目中无人、置若罔闻的态度让马先生很是生气。在《复性书院学规》中有“书院照章考察，验其言行，若立志不坚，习气难拔者，随时潜归，绝不稍存姑息，转以爱人者误人。”（《马一浮全集》（第一册），第87页）所以马先生做出“以后切勿自称曾及吾门”的处置实不为过。如此伤心愤怒的情况下，先生在信中却不忘宽慰其祖父李用廷，说道：“人之贤否，全在自己，匪特迂陋不能为人作缘，即仁者爲其祖父，似亦只能各尽其道，不须过于期必。儿孙自有儿孙福，奉劝尽可廓然大观，不必深督遏之也。平生于人言无不尽，幸亮之。”（《马一浮全集》（第二册），第720页）

    李先芳滞留书院不走，任人劝说不加理会，后面发生的事情更是让书院众人为之担心。下面原文誊录马一浮先生发给李先芳家人的急电，如下：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日乐至，宝林场李用廷先生：

    令孙先芳忽得狂疾，背人出走不知何往，现正多方寻觅。傥能觅得，当派人伴送赴蓉。万一竟至失踪，敝院实无办法，应请尊府自行设法寻觅。特先电闻。复性书院马湛翁。蒸。（《马一浮全集》（第二册），第720页）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三日乐至，宝林场李作舟先生鉴：

    先芳已觅得，现送医院。请急速派人来嘉接取，万勿延误。湛翁。元。（《马一浮全集》（第二册），第720页）

    从电文得知，李先芳突然得狂急病，人已失踪不知去向，12月10日书院众人四处寻找尚无踪迹，希望家人自行寻找，事发突然书院方实在没有其他办法。后来在马一浮写给谢无量的书信中提到“幸于十一日由其同里人蒋玉梁者伴送来山”，所以先生又在12月13日发出电报告知李先芳家人“已觅得，现送医院。请急速派人来嘉接取……”。

    是年，马先生六十一岁正值请辞书院主讲之际，物价飙升生活无定，书院经费欠缺，舅亲表弟何茂桢在去年初秋购办书院油米途中不幸因船失事命丧江中，远有丧失亲人的悲痛尚未抚平，近又遭遇书院李生狂悖之忧。此时的马一浮真是心力交瘁、倍感落寞。

    1943年12月8日，在马一浮写给复性书院筹委会主任、董事会董事长、基金保管委员会副主任屈映光的信函中总结道：“旧时院中诸友薪皆太薄，犹不比的一刻工，此实不可，亦宜量以增加，然后刻书可近于前。以浮管见，处今日而讲学，远不如刻书之有益。以真实学人难得，而经籍道消，战后尤苦无处求书。能多刻一书，即多存一粒种子，为后人多开一线光明。”（《马一浮全集》（第二册），第639、640页）从1939年9月17日开讲至1941年6月25日宣布结束讲事，历经四个学期，前后时间不足两年，马先生认为学人是“泛泛寻求者多，真实体究者少”，（《马一浮全集》（第六册），第49页）转而专事刻书。

    李先芳狂悖出走之事，沉重地打击了马一浮先生，至此以后马先生再也没有出山讲学。这不仅仅是马先生主持传统书院教学事业的落幕，更是旧文化在面对西方文化浪潮冲击走出历史舞台的象征。

    致李先芳的介绍人——谢无量

    谢无量先生是马一浮的好友故交，也是李用廷的乐至老乡友人。李先芳能够来乐山复性书院旁听学习，谢是介绍人。关于李先芳狂悖走失的经过，马一浮在给谢无量的书信中谈得最为详细。

    1943年12月10日，李先芳失踪当日马先生即写信：

    啬庵道长坐下：前辱和《杜若歌》，久而未答，以山中事多败人意，无可言者，诗亦废矣。比日霜寒，想动定胜常，但有驰仰。兹有不容不渎闻者。李生先芳之来，实因左右，今不幸而有走失之事，不敢不告。书院学人去年即已星散，讲习之意无复存者，故于去腊李生之归，即劝其不必再来，以留此无益也。今春复至，亦不能却，仍予安置书院。平时读书虽勤，文义犹多扞格，况无朋友夹持，弟实无术以进之。不欲久误其学，秋冬间曾再劝其还家，无事客游。察其应对，似颇怏怏，初不虞其有疾也。久之，觉其言动稍异，乃审其有心疾。因致书其祖父，告之以实，谓宜谕令早归，使易于疗治。书院不便敦促其行，亦不能为营医药。其祖若父似未之省，亦姑俟之。不图昨日猝然病发，叫呼狂走，若见鬼神。弟亲往视之，为之诊脉，问其所苦，初若少安。拟遣人伴送至蓉，闻成都有精神病院，欲乞兄谋

    之珂里人与彼家相习者，或先送至医院就医，一面告其家遣人至蓉接取。渠意识忽明忽昧，闻言亦表示愿行。方为准备舟车，仍以温语慰藉，犹不敢遽以狂人目之。一时疏于防范，乃忽乘间走失。自昨午至今一昼夜，四出寻觅，竟不得其踪迹。以有心疾之人，孤身独迈，际此危时，深虞其有意外。若明后日仍无下落，诚恐一去不还。书院对此实无办法，今日 已电告其家。渠犹有行箧留置院中，并有法币千余元交存会计处。行后察其室中，诸物咸在，并未携去一物。此其出走，纯属一时病态可知。万一竟至失踪，其所遗诸物，自应俟其家属来取。书院不能测其所至，即不能保其必还，只能请其家属自行设法寻觅。但对于其家，自不能不深致疚憾。设彼竟迳还乡里，自堪庆幸。继此或能得其踪迹，亦所祷祀以求。然事殊不可必耳。不幸而有此事，既不敢不告于左右，兼望转告其家，请予谅察。临书仓卒，不胜悚歉。仍候赐教，不尽。弟浮顿首。（《马一浮全集》（第二册），第331、332页）

    1943年12月14日，又写一封书札：

    啬庵道长坐下：十日因李生先芳患狂疾，忽然走失，具书奉告。当时深虑其不复返，百计寻觅，幸于十一日由其同里人蒋玉梁者伴送来山。但狂疾益甚，衣服悉已弃掷，见人瞪视骂詈，近之则乱殴。此间医院不肯留，亦无法送其还家，不得已送之军医院，以守卫人多，免其逸出也。昨已发急电告其祖父，速派人来嘉接取。察其病状虽恶，尚能食能睡，但不能识人，一时或无他变。所寄医院，人皆苦之，势不可久。务望促其家人速来接取，万勿延误。草草再渎，幸谅之，不具。弟浮顿首。（《马一浮全集》（第二册），第332、333页）

    马一浮在五日之内前后寄给谢无量两封书信，详细记述事情发生的原由、经过，真实地原事态发展、变化，正是出于谢无量充当中间介绍人的缘故，以便后续面临纠纷问题，有知情人从中调和。另一方面，谢无量是马一浮的知己好友，把自己的苦楚与难处相告对方也有助于心灵的沟通与抚慰。1944年1月3日，马一浮又写信给谢无量提及李先芳之事：“前以李生狂疾奉白，劳累书垂问。近得其父承开来此，舁之还家。其疾亦似差减，幸释重负。因念李生狂或可已，狂有甚于李生者，滔滔皆是，何时而可已乎？ 书院无复存理，渝中二三子卤莽灭裂，又不肯径废，遂使夷为吏属，从前宾接之意，扫地无余。弟唯自咎其不智，焉能咎人之不仁哉。凡今之人，难与为缘，始谅终鄙，天下事往往如此。然兄固董事也，若辈乃不以闻于左右，弟亦不欲言之。自今遂不更问，亦不食周粟，但犹借住濠上，直寄耳。道路难行，微特不能还乡里，亦不得一至成都。天地否塞，未有甚于此时者，而时人方文致太平，亦可异也。岁暮寒切，唯体道自娱，煦然如春，频枉音诲为望。”（《马一浮全集》（第二册），第334页）历经诸多厄运，此时的马一浮先生更为释然从容，并且把“天地否塞，未有甚于此时者”的困境当为“体道自娱”的修炼机会。正如是年初春诗作中言：“芥子须弥身并纳，庄周蝴蝶梦同清。嗟予朽宅犹羁泊，不羡长生羡太平。”（《马一浮全集》（第三册），第232页）

    结语

    以马一浮先生之博学与胸襟，真可谓为人间难得之人师，可惜先生一生大多数光阴以读书、作诗、习字隐居体道自处。平生仅有的两次出山公开讲学均在抗战时期：其一是随浙江大学师生西迁途中分别在江西泰和、广西宜山开设的“国学会讲”；其二是受国民政府之邀入川担任乐山复性书院主讲。前者为教育部公立大学，学生所习课程为新式实用文化，先生讲学于此难免有深奥难于把握之处；后者本欲为教育体制之外丛林书院，无奈当局多方干涉，教学理念亦不为同道友人所认可，所来学人又资质平庸，先生所讲曲高和寡难有理解其义理者。菩提老祖收徒传道至少还有孙悟空学得“七十二变”“长生不老”“筋斗云”等一些真本领，老祖对其言“日后你惹出祸来，不把为师说出来就行了”。这是对高徒日后处境的深层关爱。而马一浮先生所说的“以后切勿自称曾及吾门”是对李生狂悖之行的失望和对书院教育环境乃至传统文化没落、人心性德流失的担忧……

    （作者为苏州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