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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20年10月28日 星期三

    网络时代,如何开展新现实主义文学书写

    本报记者 舒晋瑜 《 中华读书报 》( 2020年10月28日   17 版)

        左起:石一枫、张楚、东西、范稳、弋舟

        网络时代对人类现实的改写,文学对时代生活的把握,尤其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创新,都对作家的书写构成巨大挑战。

        北京十月文学月请来了范稳、东西、弋舟、张楚、石一枫五位作家,围绕“新现实主义与文学形式创新”这一主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范稳:其次才是形式

        改革开放后,西方现代文学纷至沓来,出生于1962年的云南省作协主席范稳当时还是年轻作家。他回忆当年是“拼命地吸收来自世界各种流派、各种文化的熏陶和洗礼,我们也曾经尝试过现代派的写法,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对这个社会逐步加深认知,才发现我们的实验显得有点仓促”。

        范稳与在云南深山隐居的马原常有接触。他发现,马原近期的作品虽然也有先锋的底蕴,归根结底还是在努力讲好故事。格非的《江南三部曲》也是如此。他觉得,中国一批做得很好的现代派先锋作家,像余华、格非、马原,到了21世纪以后,也在回归现实主义的传统,回归到讲好故事的传统。

        “我的理解,我们现在对现实的诠释和表现可能跟前辈作家、前代作家是不一样的,这是不是就是我们的‘新’?我还不敢这样标榜。我相信每一个写作者面对新的题材,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怎么讲故事,‘写什么,怎么写’,永远是文学创作的古老话题。”范稳说。

        他认为,成熟的作家面对每一个创作题材都会去试着拓展,试着提升人们对形式、结构、语言、风格的期望值。新现实主义并不意味着只是内容的新,内容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平等的,题材就摆在那里,对生活的发现才是最重要的——首先是内容的深度,其次才是讲述方式。范稳结合自己的创作经验,谈到在长篇写作中,形式可以创造内容,可以让内容丰富,甚至可以形成某种内容。文学形式跟一个人的知识构架、性格特征、对形式美的追求和性格都有关系。他愿意通过经历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和他所目及、所理解的多样文化形态、民族历史,去为读者呈现对生活的新发现。

        东西:主义最终落实到人

        广西壮族自治区作协主席东西生于60年代中期,初登文坛便以文学形式的创新和探索引起关注。东西记得90年代的时候,《南方文坛》在南宁开“广西三剑客”研讨会,当时评论家陈晓明先生将他们的小说称为“直接现实主义”。实际上,无论文学流派或概念经历怎样的变化,作为作家和体验者、敏感者、感受者,跟时代的关系一直是密切的,不管是坐在书房里还是扎根到乡村。

        无论现实主义还是新现实主义,最终还是要落实到人,人的变化是非常缓慢的。英国作家福斯特说,人类有两种历史:一种是政治和经济造就的历史,是大踏步地前进;另一种历史是人类心灵的变化,仿佛龟步蟹行。东西更愿意写这种心灵的变化。

        他说:“今天的现实非常复杂。为什么在古典主义时期,现实可以把控,是因为信息量特别少,作家是可以用文字来主宰一切的,但是当信息量非常大的时候,作家非常弱小,我们越来感觉到盲人摸象绝对不是一个讽刺的寓意,它就是真实的事实。一个作家能把你摸到的那部分‘象’写得很好就不错了,就都是现实主义者。”东西认为,今天要想写出一个好作品,需要超强的写作能力,包括技巧、角度、对现实的关系的勾连。这是非常考验作家的。

        他的重要作品《没有语言的生活》,写的是盲人、聋人、哑巴生活在一个家庭。生活在北京的王朔大概不会写这样的小说。因为北京的人物都是很会说话,滔滔不绝;而东西身处广西,关注的是极其封闭的地方,听不见、看不到、说不出,这就是他要写的别人没有的生活。形式创新并不是对外部需求的迎合,或者外部的命令、风尚,而是作家发自内心的精神需求,同时找到一种最合适的形式、最贴切的形式表达出来。这种形式探索也就是精神探索。

        东西发现,很多写作者已经忘记了写作的意义,那就是他跟这个时代、跟每一个心灵是息息相关的。当你的写作跟这两种东西没有关系的时候,写作的意义就丧失了。

        弋舟:现实骤然加速

        作为70后代表作家,弋舟的写作特别侧重技巧。他认为,写作是要跟现实建立起关系,作家总要试图去描述世界,试图通过写作来解释和理解世界,这是写作者的信念,李白、杜甫是这样,今天的写作者仍是如此。即便要定位“新现实主义”,今日一定是昨日之“新”,但也注定会成为明日之“旧”,我们所面对的现实骤然加速,很多经验突然间无效,甚至我们对于汉语本身的理解都在发生动摇,文学怎么调动自己的能力

        张楚:要真正的心灵风暴

        “现实主义跟我们说的时代精神总是紧密相连的,时代精神必然是作家无意识层面上的精神资源。即便在思想、心态上显示出一种抵抗,那么这种抵抗其实也契合了时代。”作家张楚提出,现实主义曾经是福楼拜、巴尔扎克们共用的名称,也是鲁迅、茅盾们对社会政治回应的方式。现实主义是最容易表现和理解时代特征的小说书写方式,《红楼梦》《金瓶梅》和《三言二拍》为我们真实地勾勒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城市与乡村图景,在看清那个时代的同时,也看清了我们自己所处的时代的真实面目、自身的囹圄和展望的未来。我们通过托尔斯泰、福楼拜的作品不知不觉了解了他们当时所处的社会风貌和生活细节。所以,当文学作品在自己的逻辑范围内以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段讲述自己的故事时,它已经讲出了关于时代的方方面面,或者时代的横切面、时代的症候与模糊的未来之路。

        另一方面,现实主义不仅是一种客观的技巧,也是一种主观的精神。毕竟对现实的理解因人而异。比如伍尔夫和普鲁斯特,在技巧上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但他们的写作,却帮助读者更细致地认识自身复杂的意识世界。而新小说家格里耶,也认为自己是现实主义的。我们应当把现实主义视作一种写作伦理层面的无意识资源,以及作者对人物、世界的真诚态度。“我觉得我们对现实主义的理解不应该是封闭的。现实主义不光是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它还是亨利·詹姆斯的心理现实主义、安德烈·布勒东的超现实主义和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它不单单是对外部世界的还原构建,更是我们内心真正的心灵风暴。”张楚说。

        石一枫:捕捉新的现实

        石一枫的观点是,实际上作家写作的时候不会往哪个流派上贴,某个概念本身有的时候有用,但是在写作时我们经常会忘掉它。

        “新现实主义我没什么发言权,新现实的主义我还是比较感兴趣的。”石一枫说,“因为必须承认我们活在比较新的现实里,今天的现实光怪陆离、莫名其妙,需要解释、阐释。尤其是今年,医生焦虑,护士焦虑,疾控中心焦虑,作家也焦虑。世界已经又发生了变化,而且还是巨变,我们怎么能够捕捉这个新的现实?怎么能写出新的现实?我相信,对每个作家来说,这可能都是有一点心理压力的。”

        石一枫认为,把现实是什么样子写出来好像已经不够了,作家还有更重要的任务:去了解现实到底是怎么变成这个样子的,现实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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