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与古籍整理出版工作

    20世纪30年代，我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冯友兰在四十岁之前即完成了《中国哲学史》上下册的撰写。这部专著综合论述了中国哲学史各方面的基本问题，在当时即受到广泛关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冯友兰担任北京大学教授，兼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哲学史组组长），1956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在哲学研究和教学等方面，持之以恒地作出了许多重要贡献。冯友兰在我国古籍整理出版领域，也做了大量工作。

    担任古籍小组成员

    1958年2月9—11日，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在北京召开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大会，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齐燕铭、古籍小组办公室主任金灿然、部分古籍小组成员，及各地古籍整理研究人员和出版机构负责人，共百余人参加了成立大会。郑振铎、翦伯赞、潘梓年分别就文学、史学、哲学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草案作了说明，与会人员在会议期间对古籍规划草案进行了充分讨论。在成立大会上，冯友兰作为古籍小组成员的代表作了发言，对加强整理古籍出版工作表示拥护，并对古籍规划草案中的选题分类和内容编选，以及培养人才、组织专家问题，发表了意见。

    古籍小组成立后召开了若干次座谈会，冯友兰作为小组成员都参加了。1960年11月，古籍小组拟召开一次规模较大的古籍整理出版座谈会，并拟出了一份与会人员的初步名单，名单有54人，其中古籍小组成员20人，除冯友兰（哲学系主任）外，北京大学人员还有张仲纯（中文系副主任）、翦伯赞（历史系主任）、周一良（历史系副主任）等。

    1962年1月，中华书局各编辑组为加强与作者沟通，在北京访问了有关单位和作者、读者，冯友兰也在联系人之列。当时中华书局哲学编辑部主要征询了冯友兰对中华书局已出版图书的意见，并了解他近期研究和著述情况。

    1962年11月6日至12日，在济南召开了由山东历史学会、山东历史研究所主办的孔子学术讨论会，这次关于孔子的学术讨论会有来自全国16个省市的160余位专家、学者参会，冯友兰与金灿然、吕振羽、于省吾等参会。冯友兰等在大会上作了专题发言，发言摘要在次年第一期《文史哲》杂志上刊发。

    1962年11月18—26日，湖南、湖北两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联合举办“纪念王船山逝世270周年”学术讨论会，冯友兰与金灿然、潘梓年、吕振羽等在会上相逢，此外还有两湖地区文学、哲学、史学工作者参会。会上对王船山的哲学思想、史学思想、政治思想、民族思想及爱国主义等展开了讨论。

    重印《中国哲学史》

    20世纪30年代，冯友兰完成了《中国哲学史》的写作，这部专著被称为我国“第一部完整的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哲学史”，为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稍后被用作我国大学哲学教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准备在专业古籍出版社中华书局重印，冯友兰与时任中华书局总经理的往来书信，真实反应了当时情况。

    1959年7月22日，冯友兰在给金灿然的信中写道：“关于我的《中国哲学史》重印的事,有下列几点建议，请你们考虑。(一)书题名为‘旧著中国哲学史’。我计划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内另写部中国哲学史，再写的名‘新著中国哲学史’。(二)书内原文不改（改起来恐有挂一漏万之弊），但将原来的两个自序及绪论抽去，换新序,并将《四十年的回顾》中批判哲学史的一部分加入，作为新的绪论。(三)或者原本的两个自序及绪论均不动，但加上新序及《四十年的回顾》中的批判部分。（二）（三）何者较为合适，请斟酌。”

    大约一周后，金灿然回复了冯友兰：“重印尊著《中国哲学史》，同意原文不加改动。原书的旧序和绪论的处理,来信提的(二)(三)两种办法，均可考虑，但我个人比较倾向用第(三)种办法，即原来的两个自序及绪论均不动，但加上新序等文字。至于书名,大家都会知道是旧作，且已在新序作了说明，似可不必再冠以‘旧著’两字。这一意见是否合适,请你研究决定。‘新著中国哲学史’望能早日写出,我局愿意接受出版。……《中国哲学史》旧纸型商务可能仍旧保存着，但要写信到上海调查后才能确定。”（《三松堂全集》第十四卷）

    冯友兰在中华书局版《中国哲学史》的新序中写道：“这部书是作为一个历史材料重印的”，因此“其中的错误，也就不必改了”。这篇新序，冯友兰在之后的全集，及《中国哲学史》的重印本中，均未再收入，这与他本人认为“新序”“不新”有关。

    目前没有看到冯友兰与金灿然之间更多的书信往来，但从上述两封信的内容，及1961年《中国哲学史》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来看，冯友兰接受了金灿然的建议，即保留原自序、绪论不动，“但加上新序等文字”。书名也按照金灿然的建议，没有采用“旧著中国哲学史”，而是保留了《中国哲学史》原名。这些情况在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王伯祥的日记中也有佐证：“随取冯友兰《中国哲学史》阅之（近由中华书局取商务旧版重印）。”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甫一问世便受到读者的欢迎，后来多次重印。

    金灿然在信中提到冯友兰的“‘新著中国哲学史’望能早日写出”，这部“新著中国哲学史”于1962年写作完成，并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后多次重印。

    过问刘文典两部书稿出版事宜

    冯友兰不是那种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学者，他对学术界、出版界保有着同样的关注，对学术同行也经常伸出热情之手。

    刘文典曾放言“（西南）联大只有三个教授，陈寅恪是一个，冯友兰是一个，唐兰算半个，我算半个”，他20世纪50年代承担着云南大学中文系的科研项目《杜甫年谱》，几经寒暑、及至完稿之时，于1958年去世，书稿一度下落不明。陈乃乾在1959年4月26日的日记中曾对此事有过记载：“刘叔雅（文典）之夫人张秋华持谢无量函过访，谓叔雅所著《说苑注》、《庄子注》已交云南人民出版社，其未成稿《杜工部年谱》及《王子安集注》则为其助手扣留未还。”从陈乃乾的记载可知，当时刘文典的《说苑斠注》和《庄子补正》已交由云南人民出版社，《杜甫年谱》和《王子安集注》“为其助手扣留未还”，此说似并不十分准确，当为刘文典夫人当时找不到两部书稿向陈乃乾所述之论断。但显然，刘文典书稿的出版并不顺利，直到1962年，冯友兰出面协调相关事宜。目前能看到云南大学副校长李广田1962年7月3日写给冯友兰的一封信：“叔雅先生遗稿《杜甫年谱》（未完稿）,已经找到，日前已寄中华书局金灿然同志。稿前有云大中文系主任刘尧民同志所写说明，可以略见其原委。”从这封信中可知，《杜甫年谱》从“下落不明”到“已经找到”，虽历经波折，但最终寄到了陈乃乾供职的中华书局。从这封信的内容也可以看出，此信是对冯友兰此前向李广田询问书稿情况的回复。而陈乃乾日记中提到的《庄子补正》，虽已交给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社也正在准备出版，但因此书是重印，涉及到原书陈寅恪的序言和刘文典的自序是否使用的问题，出版社坚持删除两篇旧序，请人撰写一篇符合当时形势的新序，出版社当时找的新序的撰写人，是冯友兰的弟子张德光。冯友兰因此得知此事，并马上写信给张德光，一是鼓励他能写好这篇序，一是表明旧书重印也应保留原版本不变。刘文典夫人也找到冯友兰，希望冯友兰能帮助协调此事，因此冯友兰又专门致函李广田，请其与出版社相商保留两篇旧序。在7月3日李广田回复冯友兰信中同时提及：“我同意保留两篇旧序，已商得张德光同志同意，并告出版社。”冯友兰又写信给刘文典夫人，将李广田的回函一并寄去，以方便刘文典夫人与出版社沟通。目前，这些往来信函都由张德光家属交云南大学档案馆保存。经过冯友兰、李广田等多数次沟通，云南人民出版社终于同意保留两篇旧序，同时请张德光撰写一篇跋，附于书后。张德光的跋，在完成后曾寄给冯友兰，冯友兰看后回复张德光：“跋文很好。……刘先生在自序中有庄子教忠教孝等语当然是错的，你可在跋文中写几句说明刘先生自序作于抗战期间，有些话是有感而发，后来他也不坚持这种说法。”

    直到1980年《庄子补正》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而《杜甫年谱》则在五十余年后的2013年，由云南人民出版社推出。2015年，古籍重镇中华书局将刘文典的《庄子补正》纳入“诸子集成丛书”出版。

    推荐出版杨伯峻《论语译注》

    杨伯峻的《论语译注》一书因译文明白流畅，注释重字音词义、语法修辞规律、名物制度等的考证，曾被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翻印，曾被日本的大学用作教材。这部《论语译注》的出版，鲜有人知还得到过冯友兰的大力推荐。

    “一九五六年七月十六日写迄，一九五七年三月二十六日增改”，杨伯峻的《论语译注》完稿、增改后，由其叔父、著名语言文字学家杨树达逐字审读、批改，并订正了若干错误，语言学家王力也审阅了书稿。有了两位语言学大家的加持，任职于北京大学的杨伯峻，自然希望找到一家合适的出版社出版此书。因此，杨伯峻当时请同在北京大学任教的冯友兰帮忙推荐。

    为此，1957年1月，冯友兰专门致函科学出版社，同时附上《论语译注》书稿。冯友兰在信中写道：“《论语》这本书是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极重要的资料。但是文约义丰，极不好翻译。杨（伯峻）先生是古汉语文法学家，他的翻译，大概是从文法方面着眼”，“这个翻译本，曾经用过很大的工夫，又经过杨树达先生的校正，对于研究《论语》的人及一般读者都有很大的帮助”。然而此时的科学出版社刚刚调整了出版分工，不再出版古籍整理类图书。科学出版社很负责任地将《论语译注》推荐至古籍出版社：“此稿系由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冯友兰先生介绍来的。我社就出版分工考虑，特将此稿送请您社处理。”科学出版社同时致函杨伯峻说明情况：“已将大著原稿附冯先生介绍函转送古籍出版社（北京东总布胡同十号）。请迳向该社编辑部联系。”此时为1957年1月底，一个月后，古籍出版社即回复科学出版社一封公函：“一月二十九日转来杨伯峻先生所著《论语译注》稿本，我们已审毕，决定接受出版，特此告知。”此时，《论语译注》出版似乎尘埃落定，但实际上当时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正在酝酿成立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并由中华书局作为古籍小组的办事机构，而只有十人左右的古籍出版社也在调整范围之内——即将与中华书局合并。当然，这些变动并没有影响《论语译注》的按期出版，1958年6月，《论语译注》与读者见面了，杨伯峻在例言中写道：“第二次稿又承冯芝生（友兰）教授审阅。”可见当时冯友兰除做了推荐，同时还审阅了书稿。图书的版权页，注明的是古籍出版社，实际上此时古籍出版社与中华书局已完成了合并，金灿然时为中华书局总经理。

    《论语译注》甫一问世，即获学术界好评与读者欢迎。初版后不到一年即重印，到1962年已是第五次印刷，印数达七万册。半个世纪过去，《论语译注》仍被视为《论语》的最佳版本之一。

    而这期间，杨伯峻经历了离开北京大学任教于甘肃师范学院，于1960年10月调至中华书局工作，与中华书局有着解不开的缘分。

    编选哲学著作

    1955年，冯友兰继续在北京大学担任哲学史的教学工作，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年他当选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同年11月，受聘为哲学所兼职研究员，担任中国哲学史组组长。

    这期间，冯友兰组织、参与编写了《中国历代哲学文选》（《中国哲学史资料简编》）、《中国哲学史资料选辑》等。

    《中国历代哲学文选》分先秦编、两汉—隋唐编、宋元明编、清代近代编，收集了从先秦到近代的哲学家和思想家的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每一历史阶段都是选择当时有代表性的哲学家、思想家的重要著作，采用全选或节录的方式进行整理，以反映他们的主要思想观点。这套丛书，简要介绍了每一位原著者的生平、著作和主要思想，对原著中比较难懂的字句，作简明注释，两汉以前的作品还都译成了白话文。这套丛书，资料丰赡、广博，全面介绍了中国哲学史的大致情况。1972年，《中国历代哲学文选》更名为《中国哲学史资料简编》，重印出版。当时参与这套丛书编选工作的，有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史组和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除冯友兰外，还有哲学所的王明、王范之、王维庭、王维诚等。北京大学的任继愈、汤一介、张岱年等。

    《中国哲学史资料选辑》分先秦之部、两汉之部、宋元明之部、清代之部和近代之部，选辑了中国哲学史上的主要哲学资料，先秦和两汉资料既作了说明和注释，又作了今译,其余四部分资料作了注释。当时，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史组编选了先秦之部、两汉之部、宋元明之部、清代之部和近代之部，并由中华书局于1959年至1964年出版。20世纪80年代，魏晋隋唐之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史研究室修订再版此套丛书时补齐。冯友兰参与了此套丛书的编选工作，据本套丛书前言中记载：参加本书工作的有我组工作人员王明、王范之、王维庭、王维诚、吴则虞、容肇祖、乌恩溥、冯友兰、喻培厚、程静宇、钟肇鹏等同志（以姓氏笔划为序）。最后由容肇祖、程静宇同志加工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