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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20年10月28日 星期三

    作家访谈

    高洪雷:用手中的笔还原伟大的丝路

    本报记者舒晋瑜 《 中华读书报 》( 2020年10月28日   11 版)

        《丝绸之路:从蓬莱到罗马》,高洪雷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1月第一版,50.00元

        我有一个梦想,梦想有一天,从黄海岸边的蓬莱骑上马,沿着汉唐丝路,前往长安、撒马尔罕、罗马。我要用手中的笔,来还原、丈量、歌颂这条伟大的丝路。

        古代丝绸之路主要有四条,在掌握了古今中外大量资料之后,作家高洪雷选择了以山东蓬莱为起点、以罗马为终点的叙述视角。

        蓬莱是古代海上丝路的一个起点,也是陆上丝路主干道的东部起点,山东也因此担负着丝绸源头和丝路起点的双重角色。但是这一点尚有很多人不了解。高洪雷的梦想自此而来,他希望通过书写,还原丝路的历史真相,给予丝绸故乡山东以应有的尊重。

        于是,在新华社发布习总书记

        冒雨到访蓬莱消息的当天,高洪雷把书名定为《丝绸之路——从蓬莱到罗马》,这是这本书的引爆点,也体现了高洪雷的大局意识和对题材把握的敏感性,使这部作品充分具备了大视野、大题材、大关怀,也使我们充分感受到他对传统文明根脉的敬畏以及对这片土地的热爱。

        中华读书报:《丝绸之路:从蓬莱到罗马》故事的脉络选择了高元度、玄奘、杜环、甘英,勾连起宗教、外交、商业、军事等几乎涉及丝绸之路相关的各个方面,能否谈谈您的构思?选择这几个人物是出于什么原因?

        高洪雷:我有一个梦想,梦想有一天,从黄海岸边的蓬莱骑上马,沿着汉唐丝路,前往长安、撒马尔罕、罗马。但是我清楚,这条路十分遥远,长度达12000公里,要穿过十几个国家,其中一些国家一直战火纷飞。更关键的是,随着气候的持续变暖,这条路上许多曾经碧波荡漾的河流、湖泊已经干涸,许多绿洲已经变成大漠、戈壁,许多丝路古城已经变成废墟甚至已经埋入黄沙,我的这个梦想是不可能实现的。

        于是,我才下决心用手中的笔,来还原、丈量、歌颂这条曾经为世界四大文明交融作出卓越贡献的伟大丝路。但书写这条路,是一件十分枯燥的事情。我想,丝路是人走出来的,没有人就没有灵气,于是我突发奇想,决定让丝路上的古代人物随着我的笔一起去远方。于是,就有了日本遣唐使高元度,但他到了长安就打道回国了。然后,我让他把马缰交给了唐僧玄奘,可玄奘从大夏南去印度了,我只能选择下一个旅伴,那就是在怛罗斯之战中被大食俘虏的唐朝士兵杜环,好在这个俘虏是一个能记录沿途见闻的文书,而且恰巧他是沿着丝路古道被押着西去巴格达的。最后一程,我选择的旅伴是班超的副使甘英,尽管他没有到达目的地罗马,却也创造了汉人西行最远的纪录。可以说,是这几个历史“向导”,增加了本书的可读性。

        中华读书报:为创作此书,您具体做了哪些准备工作?

        高洪雷:我所书写的这15座丝路古城,接近半数被战火摧毁了,被岁月湮没了,被人类遗弃了,现代读者对它们知之甚少,关于它们的历史资料也是少之又少。因此,我首当其冲的工作,是收集资料。资料不仅来自二十四史,还来自欧洲、西亚、中亚的大量史籍。第二个工作是梳理与鉴别。因为我借鉴的史料多来自过去,许多表述已被新的考古成果所推翻;来自各国的史书多多少少掺杂着地域、民族和政治倾向,需要站在世界史的高度加以取舍和矫正;许多史料前后矛盾,线索混乱,需要花时间进行梳理。第三个工作就是现场考察,尽管我不可能走遍沿线15座古城,但还是尽我所能进行实地考察与体验,努力增加作品的现场感。

        中华读书报:“我”始终在场。一会儿作为有14年地质工作经历的作者帮助读者分析,一会儿又解释蓬莱作为海上丝路首航地的原因。这一叙事策略,是出自怎样的考虑?

        高洪雷:就像一个铜板绝非单面一样,历史从来都是立体的。书写历史不仅需要掌握基本的历史常识,还需要借助人类学、生物学、气象学、地质学、语言学、民族学、军事学等知识进行立体化构建。就丝绸之路来说,它不仅是一个交通概念,更是一个地理的、时空的概念,因为行进线路的选择,必须首先考虑安全,避开风沙弥漫、野兽出没、缺少水源的危险区域;然后考虑方便,尽量避开高山、大漠、戈壁;最后才能考虑时间,在安全、方便的前提下缩短距离。既然自己有14年地质工作的经历,那么就尽力发挥这一独特优势,把丝路之所以从哪里走,为什么改道;古城之所以从哪里建,为什么消失,一一交待清楚。至于海上丝路首航地为什么是蓬莱,我想,除了区位因素,也就只有地质因素了。要讲明白蓬莱这个天然良港的地质优势,“我”必须在场。

        中华读书报:作品是“非虚构”,但也有适度的想象。您怎么看待想象在非虚构作品的出现和意义?又如何把握其分寸?

        高洪雷:这部作品,应该归类为纪实文学,也有人给这类作品起了一个西方名称“非虚构”。在纪实文学中出现适度的想象,并非我辈的创造,也不是西方的专利,而是中国自古就有的,其典型代表是司马迁。在《史记》中,有大量适度的想象。其实,作为一本历史纪实文学和科普作品,最难把握的是两种关系:一是科与普的关系。其中的“科”,是对历史的把握,要求必须符合客观要求;其中的“普”,是要照顾到一般受众。如果科与普不兼容,就无法成为一本真正的科普读物。二是历史和文学的关系。历史负责真实,文学负责有趣。把二者有机地统一起来,一直是我创作的一个指导原则。

        在本书中,我写的每一个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和其中的人物都是真实的,都是经过考证的,我只是通过合理的推理,赋予了事件以现场感,赋予了人物以表情,使得枯燥、生硬、冰冷的历史有了温度、张力、色泽,变得生动、形象、鲜活起来,让读者有了身临其境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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