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园里的两本日记

    1930年，季羡林考入清华大学外国语文学系。同年，夏鼐考入燕京大学，并于翌年转入清华大学历史学系。两人均为清华大学1934届毕业生，都有大学时期的日记留存下来。季羡林日记是1932年8月22日开始“复活”的，夏鼐日记从1931年1月1日起开始逐日书写。

    季羡林于1932年9月13日晚在日记本前面的一页写了三段话，其中说：“我尝想，日记是最具体的生命的痕迹的记录。以后看起来，不但可以在里面找到以前的我的真面目，而且也可以发现我之所以成了现在的我的原因。”夏鼐在1932年12月21日的日记中写道：“大学的四年生活最堪留为纪念；将来如有所成就，这四年是前途的基础，假使将来是一败涂地，这四年的记录也可留作伤心的回忆录，知道自己曾经用过如何的努力，而终归失败。”

    我们比较阅读季羡林《清华园日记》、夏鼐《燕园清华园日记》二书，感受那个年代的清华大学校园氛围，了解他们在大学时期的心路历程，会颇受触动和启发。

    一起参加的活动

    季羡林和夏鼐互不认识，但两人同届不同系，在校园里说不定碰到过。有些活动两人都有参加，他们日记均有记录的就有：凌晨去气象台看狮子座流星，听朱庆澜、查良钊、胡适、伯希和、黄杰等人的讲座，看《呆女婿》《奋斗》《残春》等电影，参加级会，参观演习高射炮，观看上海交通大学与清华大学足球赛，等等。

    两人关于听讲座的记录都颇多。1932年9月22日，朱庆澜、查良钊讲座。季羡林评论了朱庆澜演讲时的声音、用词和表达方式，认为是“粗人的演说”“军人的演说”，又评价查良钊“学界出身，但说话也断续无头绪”，对于两人的演讲内容并没有提及。夏鼐只记演讲内容，“听朱庆澜、查良钊演讲东北义勇军之奋斗及苦况”，并不评价两位演讲者演讲的风格。

    1932年10月13日，胡适讲座。季羡林用三百多字记录演讲内容，并评论听后的感受，认为不管是读他的文字，还是听他演讲，都有浅薄之感，但也承认他“眼光远大，常站在时代前面”。夏鼐在听讲座当天只记“听胡适之讲演”。次日与好友王栻散步聊天聊到胡适，这才在当晚日记中对胡适

    予以一番评论，说胡适“是时代的落伍者了，短短的十几年间，便将一位前锋移到后卫去，恐怕他读到自己所作《回国杂感》中关于康有为一段，未免有‘夫子自道’之感了”。

    1933年5月17日，黄杰师长讲座。季羡林记黄杰演讲的是“南天门作战经过”，并评论“黄极年轻，颇奕奕有英风”。夏鼐则记为“南天门失守之经过”，并郑重写道，“所率一万三千健儿已战死三分之二”。两天后黄杰部经过清华，夏鼐仅记“见中央第二师（黄杰）过境，闻将驻扎海甸”；季羡林则用一百多字对比了官兵和农人的行为，哀叹国人之冷漠，并记，“据说黄的兵在南天门牺牲了三分之二，这些回来的都是百战余生了”。

    对其他一些活动，两人也常常都有记录。1932年10月7日晚第六级级会。季羡林记：“到会人数极少。一进门就嚷着吃茶点。所谓讨论会务，简单是胡诌八扯。终于茶点吃到了，于是一哄而散。不混蛋者何其少也。”夏鼐也去了，感受也是一样，“与星期二的浙江同乡会一样，吃吃茶点，胡闹一番，真是无聊”。

    1932年12月31日看电影《呆女婿》：季羡林记：“晚上看电影——《冒充女婿》。还不坏。”夏鼐记：“晚间观电影滑稽片《呆女婿》。”1933年9月22日看电影《奋斗》：季羡林日记先交代是合作社五周年纪念请客，而后介绍电影主演，继而评论主演陈燕燕“颇迷人”，戏里郑君里“更是流氓气十足”，最后一锤定音，“总之，这片子失败了”。夏鼐记：“晚间观电影《奋斗》。”

    不得不提的法文老师

    同在清华大学，总有些课程是不同系的学生都要修的，譬如法文。教法文的老师中，有一位德国来的女老师华兰德，不管是季羡林，还是夏鼐，都花了不少笔墨来写她。

    季羡林对华兰德有生动描写：满头银发，闪闪发光，独身，性情反常，脾气有点变态，课堂上“专以骂人为乐”，能够把选课的人骂走一大半。

    季羡林是1932年秋季选的华兰德的法文课。9月17日他去上了一堂课，华兰德“泼辣如故”，季羡林还没有决定是否选她的课，但华兰德看起来已经承认这个学生，所以季羡林“只好决意选她的课”。于是一个学年都为法文忙碌，“预

    备法文”“上法文”“看法文”“念法文”“作法文文”“考法文”，学习法文相关内容在日记中频频出现。10月6日的日记中，季羡林评价说华兰德“易怒而固执”，但是“还卖力气”。1933年5月29日晨“雷电交加，大雨如注”，季羡林翘课，华兰德还会“打电话来催”。至于考试，考前华兰德会想尽办法让学生多花时间备考，当然，在季羡林眼中，其考题“一定要‘绝’不可言”，既有听写又有翻译，既有动词变形又有作文。看来要求比其他课程的老师要高得多。

    夏鼐是1931年秋季选修华兰德的法文课。华兰德课程难度在夏鼐日记中也有反映。12月24日，批改后的法文考卷发下来，旁边两位同学是“最差”，夏鼐得了“良好”。但夏鼐觉得“今年的课程以法文最麻烦，尤其是这位MissHol⁃land特别注重发音及听讲能力”，“今后对于法文该特别留意才好”。

    华兰德的性格在夏鼐的日记中也有佐证。1932年1月25日下午，华兰德在家办茶会，夏鼐等六七人参加，大家相谈甚欢。3月15日法文课上，华兰德“又大发脾气，睁大着眼睛，红涨着面孔，骂全班太不用功”。夏鼐喊冤，认为全班同学“只有对法文顶费工夫”，所以当天日记称之为“教法文的老太婆”。3月17日午餐后，华兰德请同级生到消费合作社去吃茶点，夏鼐觉得“这位先生真好笑，凶起来时吓得人发抖，高兴起来时又请人吃东西”。

    1932年秋季，夏鼐改选葛其婉的法文课。1933年5月1日，夏鼐日记载，“自春假以后葛教授因病未曾上课”。10月25日日记载：“上学期读葛其婉的二年法文，她是马马虎虎，教书不起劲，自己也落得偷懒，不肯费工夫，今年读三年法文，很觉吃力。”比较之下，华兰德对法文教学可谓尽心尽力。

    读书这点儿事

    读书总归是件愉快的事情。游览西山时，季羡林就常想，“这样幽美的地方，再有一架书相随”，那就“再好没有了”。他在1932年11月7日日记中称自己“对书仿佛生了极大的爱情”。在1932年11月22日晚就着烛光阅读《荷尔德林的生平》，季羡林状态出奇地好，兴奋地把这种美妙的读书体会写到了当天的日记中，觉得每天晚上“读几页所喜欢读的书，将一天压迫全驱净了，然后再躺下大睡，这也是生平快事罢”。

    夏鼐也是一个书迷，1931年2月18日日记描写了他对读书这件事的喜好之情，称“曾几次对友人说过，我的念书成了瘾”。夏鼐用“瘾”字以示和“用功”无关，因为他认为“要克制欲望以读书才配称用功”，他的读书瘾是“喜欢自己读书”。因为读书成瘾，夏鼐不得不要求自己多关注些别的，1931年8月1日就写道：“自家年来沉溺书籍，生活太干枯了，很想有机会多学些玩意儿。”

    谁都有自己的偏好，读的书如是自己兴趣所在之书，甘之如饴；如非爱好之书，又不得不读，那就苦不堪言。马上要考古代文学了，1933年11月15日的日记中，季羡林就发问：“终日在考里过生活，为考而念书呢？为念书而考呢？”两天后的日记记道：“几日来，给不愿读而非读不可的书压得够劲了。一切清兴都烟似地消去。”夏鼐也有同感，就要考经济学了，自己喜欢看的书不得不停下来，1931年4月20日，夏鼐日记中称“考试这种事真是无聊的事”，“课外书只好暂停阅读”，“硬生生地被打断掉兴趣”。1931年2月18日日记中也说他的读书瘾是“不喜欢有教员在后面督促着”。

    再爱读书的人也会有不想读书的时候。季羡林1932年9月30日就说自己“懒病大发，瞪着眼看桌子，却只是不愿意看书”。1933年8月24日的状态是“说不看书，又丢不开”，“说看，又不能沉下心真看”。夏鼐也有这种时候，1931年9月20日，“今日仍旧没有读书，这几天不知怎的，总是心神不宁，不能静坐读书”，他在日记中自我批评：“这种糊里糊涂将光阴蹉跎过去，连一点书也没有读，你也觉得对得起自己吗？”

    读书要不要细读？季羡林在1933年11月15日日记中写道：“一天只读一首，必须再三细研，毫无疑问才行。只贪多而不了解也没有多大用处。”夏鼐1931年1月5日的日记也谈到这个问题：“与其读快而不入脑筋，宁可慢读而领会每一句每一字的意义，这是呆法，可是我相信读书没有一蹴便到捷径。虽可用较省力的方法，而不能太取巧以贻后悔。”

    写作及以此谋生的可能性

    季羡林大学期间创作后发表的文章共27篇，1931年1篇，1932年4篇，1933年11篇，1934年10篇，1935年1篇（1933年创作），主要发

    表在《大公报·文学副刊》《华北日报》《北平晨报》《文学季刊》《文学评论》《现代》《清华周刊》等报刊上。

    季羡林读的外文系，故他的创作从翻译开始。第一篇是1931年4月在《华北日报·副叶》上发表的译作《蔷薇》，接着是1932年9月在《华北日报》发表的译作《守财奴自传序》。1932年9月吴宓邀请季羡林等同学为他主编的《大公报·文学副刊》写稿，季羡林先后创作并发表了10篇书评。

    译作和专业有关系，书评和吴宓约稿相关，散文则是季羡林在清华大学里按自己兴趣自由创作的。写作过程有顺利也有不顺利时候，但散文写作让季羡林尝到了把灵感变成文章并发表出来的满足感，他和李长之说想成为小品文家，并作中外小品文历史研究。季羡林喜欢的《年》被《现代》退稿，他认为编辑没眼光，但李长之也不喜欢。季羡林把自己厌恶的《兔子》给李长之看，李长之却说好。于是季羡林把这些文章一并送给叶公超看，叶老师表扬了一番，称“可写下去，比徐转蓬一般人写得强”，并把《年》拿去发表。季羡林认为叶公超给他“指出了路”，而这条路又是他自己愿意走的，高兴极了。但另一篇自我感觉满意的文章送给叶公超，叶老师却“一个字也没看”，季羡林勉励自己，只要写出好文章来，“怕什么鸟”。然而小品文其时被批判为“有闲阶级的产品”，季羡林在日记中说，“自己想写小品文，但心中又仿佛怕被他们骂”，但“被人骂有什么关系呢？我要的是永久的东西”。在此种起起落落的情感动力下，季羡林在此期间创作发表了9篇散文。

    夏鼐大学期间创作后发表的文章共15篇，1932年1篇，1933年8篇，1934年6篇，主要发表在《图书评论》《清华周刊》《外交月报》等期刊上。

    1933年1月8日夏鼐收到《清华周刊》稿费5元，极为开心，称之为“第一次卖文所得的钱”。这次的文章是翻译林语堂《言语和中国文字二者起源的比较》。

    夏鼐创作并发表的第一篇论述文章是1933年1月在《清华周刊》上发表的《秦代官制考》。转入清华大学后，夏鼐所修课程有钱穆的《战国秦汉史》。《秦代官制考》的创作得益于该门课程的学习。按日记所载，该文创作于

    1932年5月23日至5月28日，但直到9月29日夏鼐才予以整理，称“预备投到周刊社去骗稿费”。12月31日周刊社送来校样，1933年1月14日文章刊发，2月4日夏鼐收到“第二次的稿费”12元。2月22日吴晗、马玉铭邀请夏鼐做《清华周刊》文史栏主任，后面在该刊持续发稿就是理所当然之事了。

    1932年11月18日夏鼐日记称“搜集外交史材料，预备作一篇对于蒋书的批评”。20日日记即写道，“作蒋廷黻编《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的书评约六七千字，费了我搜集材料的工夫不少”。25日夏鼐送书评请蒋廷黻过目，蒋转《大公报》副刊，但《大公报》以“非名家撰述之文”的理由退稿。12月2日夏鼐寄书评给《图书评论》社。1933年1月6日，《图书评论》回信同意登载，称书评为“有所胜于若干业已成名之投稿者之稿件”。2月1日书评刊出，3日夏鼐收到第6期《图书评论》，初次看见文章在校外刊物登出，“明知道这些算不得什么”，但“其喜也可知矣”。7日收信说书评稿费有25元。

    1933年12月19日，夏鼐盘算一下这一年稿费收入有200多元，极为高兴，“从前的一番辛苦，总算不白费了”。夏鼐的稿费收入远超季羡林，他是否乐意走上写作之路呢？当天日记中，夏鼐这样写的，“不过我仍觉得卖文生活太清苦，偶一为之则可，若靠此来维持生活，似乎有点困难”。在1934年1月13日的日记中，夏鼐再次谈到这个问题，“卖文这事，至多只能当作副业，若专靠这吃饭，大概是要饿肚皮的，尤其是像自己这种人”。5月27日写完毕业论文，夏鼐长吁一口气，直曰：“假使找到适当的职业，还是多读书少写作为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