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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我们特向读者推荐两部重要图书：一为王世民先生撰写的《夏鼐传稿》，一为夏鼐先生博士论文《埃及古珠考》的首个中译本。本期第10版《清华园里的两本日记——季羡林、夏鼐日记中的大学生活》一文则生动展现了夏鼐的大学生活，让我们一窥作为学术大师的夏鼐是怎样炼成的。以此作为对夏鼐先生的纪念。
夏鼐的名字同1950—1985年间的中国考古工作紧密相连。他为新中国考古学发展引航掌舵并产生持续影响，是中国考古学发展史上一座巍峨丰碑。以往，除夏鼐逝世时发表的王仲殊《夏鼐先生传略》（《考古》1985年第8期）外，学术界关于夏鼐生平经历及学术贡献的论述较少，主要见于《夏鼐先生纪念文集——纪念夏鼐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科学出版社，2009年）。但那些文章篇幅有限，较为简略。今年年初发表的王世民《夏鼐与新中国考古学——纪念夏鼐先生一百一十周年诞辰》（《考古学报》2020年第1期），内容稍详。而新近出版的王世民著《夏鼐传稿》（以下简称《传稿》），则是第一部系统论述夏鼐生平业绩与学术思想的专门著作，为研究夏鼐及中国考古学发展史，提供了重要参考。
王世民先生在夏鼐身边学习、工作30余年，有机会接触中国考古学界诸多老一辈专家，熟知夏鼐的音容笑貌、业绩状况，深切感受新中国考古学发展的脉搏。早在上个世纪末，就有出版社邀约王世民撰写夏鼐的传记，但他当时忙于编辑整理《夏鼐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并且认为必须从整理夏鼐日记入手，才有可能写好传记。日记整理工作于2000年末启动，经过10年的艰苦努力，时间跨度50余年、总计400万字的《夏鼐日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才告出版。此后，作者又集中精力进行《夏鼐文集》的增订重编工作。新版《夏鼐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相比旧版，字数从150万字增加到了220万字。30多年直接接触和20年资料积累，是《传稿》得以高质量完成的基础。
胡乔木在悼念夏鼐的文章中说：“夏鼐同志的毕生心血，部分地凝聚在他的许多第一流的考古学论著中，更多地凝聚在新中国考古事业巨大发展的实绩中。他是当代中国考古学人才的主要培育者、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导者和考古学严谨学风的主要缔造者。”《传稿》对胡乔木的论断，进行了很好的诠释。
夏鼐学贯中西、博古通今、文理兼备，享誉国内外学术界。他不仅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而且获得英国学术院、美国全国科学院等六个外国最高学术机构颁发的荣誉称号，因而有“中外七国院士”之称。认真研读《传稿》，可帮助我们思考怎样的学术训练、治学视野、行为准则、工作组织以及日常积累，使得夏鼐逐步成为一代学术大师。
一
夏鼐勤奋读书，积累扎实的多方面学养，对社会人类学和传统历史学造诣很深，对考古学理论和田野考古技术的掌握非常全面。
《传稿》根据《夏鼐日记》讲述了夏鼐博览群书的勤学情况。从中学时代开学前预习全部教材，每天课外阅读书刊100页；到入大学后精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重要的社会学和历史学典籍，每天读100页英文书；再到留学期间，“无暇阅书”的年份尚且阅读专业书80部、将近两万页。直到晚年在长途旅行的火车和飞机上，仍然手不释卷。日积月累，聚沙成塔。
《传稿》讲到，夏鼐早年身为光华大学附中毕业班学生，就在本校学生刊物发表文章，对大学历史系主任吕思勉关于“茹毛饮血”的解释提出商榷。就读清华大学期间，师从陈寅恪、雷海宗、钱穆、蒋廷黻等名师，潜心增强史学基础，勇于表露自己的心得。他听钱穆“战国秦汉史”课，对魏文侯一朝的政治持不同看法，对井田制、爰田制等问题发表独到见解；在陈寅恪“晋南北朝隋史”课上，不赞同一般汉人“无服兵役义务”说法，主张北魏兵士“似亦有中原汉人在内”，得到陈师“所论甚是”和“敬佩”的称赞；又曾发表书评，指出历史系主任蒋廷黻编撰近代史资料书的一些失误。
留学英伦是夏鼐成长为考古学大师的关键时期，《传稿》对这段时间作了重点讲述。夏鼐师从惠勒教授，系统学习田野考古方法课程，并在其指导下参加田野实习，对田野考古技术有很好的掌握；攻读埃及考古学专业，学习艰深的古埃及象形文字，研究具有关键性意义的古埃及串珠，取得数十年间无人超越的优异成绩，被授予博士学位。其间，阅读过大量人类学、考古学名著，以及诸文明古国考古著作；曾与多位著名考古大师接触，向皮特里、柴尔德当面请教，与伯希和、高本汉等有交往。他满怀抱负，成竹在胸地准备为中国考古学作出贡献。
夏鼐回国以后不久，与向达等携手前往河西走廊和敦煌附近考察，在中国史前考古和汉唐考古方面，取得受到国内外关注的突出成绩，从而奠定其在中国学术界的地位。《传稿》对夏鼐历时将近两年西北考察的艰苦历程，作了生动记述。
新中国成立时，夏鼐作为中国大陆老一辈考古学家中，唯一既在发达国家受过科班训练，具有丰富实践经验，又能亲临第一线开展田野工作的考古学家，众望所归地成为全国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导者。《传稿》详细介绍，开始郑振铎怎样再三向时在浙江温州的夏鼐致信，约请他出任文化部文物局主管考古发掘的处长；中国科学院筹备成立考古研究所后，又是怎样根据郭沫若院长的提名，由周恩来总理任命他为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协助兼任所长的郑振铎的工作。后任所长、名誉所长，历时三十余年。
二
夏鼐坚持实践第一，强调做好田野工作、增强课题意识，要求不断提高考古发掘的学术水平。
田野工作是考古研究的基础。夏鼐掌握了娴熟的田野考古技能。留学回国不久去敦煌发掘，夏鼐发现斯坦因、石璋如先后发掘时，在戈壁面下挖不动而中止的“砾岩”，并非原生砾岩，而是地下的盐碱和石灰质等可溶物因水分蒸发凝结而成，从而成功地打破“砾岩”，找到墓坑边缘。1950年末辉县发掘期间，夏鼐在琉璃阁第一次完整揭露过去在殷墟和斗鸡台未能成功发掘的车马坑，清理出19辆古代木车痕迹，结合《考工记》等有关车制文献记载的研究，制作出复原模型。这显示了新中国田野考古的技术水平，被国际考古学界誉为战后田野考古方法的一项新的进步。
为了培养田野考古专门人才，中央文化部、中国科学院和北京大学合作，于1952年共同创办北大的考古专业（后发展为考古学系），这是中国考古学形成独立学科的重要标志。而为了应对基建高潮到来的迫切需要，又于1952～1955年举办四届全国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对各地文物单位人员进行短期培训。夏鼐不仅参与北大考古专业和全国考古训练班的组织领导与课程策划，而且亲自讲授“考古学通论”和“田野考古方法”。夏鼐曾讲到：考古工作的成绩，不是看发掘出什么东西，而是看采用什么方法发掘出这些东西，切忌有“挖宝”思想；考古学的最后目标是复原古代社会状况，但不能希望每一次发掘都能达到这个目标，发掘后的急迫工作，是将获得的资料整理后尽早发表出来。
《传稿》提到，夏鼐对考古研究的指导，并非作空泛的议论，而是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经常给予切实的具体指导。他曾为明定陵的发掘呕心沥血，日夜操劳，忍着病痛亲自清理。屡次前往重点发掘工地视察，从长沙马王堆汉墓、北京大葆台汉墓和琉璃河西周墓地，到登封王城岗遗址、偃师二里头遗址、大冶铜绿山矿冶遗址，直到晚年仍亲赴广州南越王墓和偃师商城。每到一地总要下到发掘坑位，进行近距离检视，以期发现和解决实际问题。
三
夏鼐坚持严谨学风，把握考古研究的正确航向，并在考古学界不懈地倡导，使之蔚然成风。
新中国成立后考古工作在全国范围的长足发展，许多考古新资料骤然涌现，但在当时的形势下也曾出现过思想认识上的局部混乱问题，如何把握正确的方向，成为进一步健康发展的关键。夏鼐挺身而出，发表《关于考古学上的文化定名问题》一文，及时科学地规范关于考古学文化的认识。他明确指出：考古学上的“文化”是指某一社会（尤其是原始社会）的文化在物质方面遗留下来可供观察的一群东西的总称，用以表达考古遗迹中（尤其是原始社会的遗迹中）所反映的共同体，通常以第一次发现典型遗迹的小地名来命名。夏鼐关于考古学文化的论著，不仅对考古学理论问题的研究有重要的推进作用，而且对史前考古学尤其是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分期和类型问题的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夏鼐又以其远见卓识和无私胆略，调入被错划为“右派”的年青夫妇仇士华、蔡莲珍，着手建立中国第一个碳-14测定年代实验室，使中国史前考古学研究得到现代科学技术手段的支撑，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传稿》从缔造严谨学风的角度，讲述了夏鼐重视考古学书刊编辑出版的情况。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现隶属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考古学报》和《考古》是中国考古学界仅有的学术刊物，篇幅较大的考古发掘报告基本上都入选考古所编辑的“考古学专刊”出版。夏鼐认为，在他的主持下做好考古学书刊的编辑出版，既事关中国学术界的国际声誉，又在考古学界具有导向性作用，因而始终坚持高标准、严要求的编辑方针，严格地进行把关，从文字和图表到外文目录和提要，一丝不苟，从不放松，重大的原则问题更是绝不含糊。最突出的事例是，“文革”后期河北藁城发掘出土商代铁刃铜钺，冶金部所属钢铁研究院鉴定铁刃为古代熟铁，夏鼐认为并未判明究竟是否人工冶炼产品，还有可能是天然的陨铁，断然顶住政治压力，一面以“编后记”的方式发表保留意见，一面约请权威专家采用更加缜密的先进方法重新进行技术鉴定。最后判定其并非人工冶炼产品，而是用陨铁锻打成的，从而澄清了客观事实，维护了中国学术界的声誉。如果不是夏鼐博学，不可能及时发现问题；如果没有实事求是的态度和坚忍不拔的意志，也不可能及时解决问题。
四
夏鼐为建立和完善中国考古学的学科体系作出了重要贡献。
由《传稿》可知，夏鼐无论在中国考古学发展的哪个阶段，始终胸怀全局，无论是几次主持制定考古研究远景规划，还是部署考古研究所的具体业务工作，总是从建立学科体系的需要出发，提倡开阔眼界，明确重点，抓住关键环节。他定期发表的阶段总结性的文章，根据不同课题研究的进展状况进行回顾与展望，指出具体的发展方向。上世纪60年代初，夏鼐继主持编写《新中国的考古收获》一书出版之后，应约为《红旗》杂志撰写《新中国的考古学》一文，在总结已有考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学科理论的高度进一步归纳，提出中国考古学的六项基本课题，即人类的起源问题和人类在中国境内开始居住的时间问题、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的发展以及人类经济生活的问题、古代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问题、国家起源和夏代文化问题以及城市发展问题、精神文化（艺术、宗教、文字等）领域的问题、汉族形成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过程问题。夏鼐为建立和完善中国考古学的学科体系进行的理论思考，对此后中国考古学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全国的考古工作，经历“文革”期间的停顿，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随着整个国家的伟大历史转折和各项工作走上正轨，也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全新局面。《传稿》详细讲述了夏鼐在那个转折时期的一系列重要作为：参与领导重要出土文物的出国展览，并进行事无巨细的具体指导；经过多年酝酿筹划的中国考古学会终于成立，以期更好地团结全国考古工作者为中国考古学发展而努力；主持编撰两部综合性考古学论著《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与《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标志着中国考古学学科体系的基本建立和走向成熟，等等。
五
夏鼐始终站在学术前沿，具有“世界眼光”，擅长从世界考古学的角度，评价考古发现的意义，判明考古工作的前进方向。
《传稿》告诉大家，夏鼐具有优秀外国语文修养，精通英文，粗通法文，学习过日文、德文和俄文，持之以恒地经常阅读多种外文考古学书刊。通过国际学术交往，参加国外的学术研讨会和个别交往，夏鼐努力及时获知国际考古学界的动态和最新信息，掌握外国考古学的新发现、新理论和新方法。日本著名考古学家樋口隆康在《夏鼐先生与中国考古学》一文中评价说：“他不仅对于国内考古学，对于国际上考古学方面的知识之渊博，涉猎范围之广泛，作为一个考古学者来讲，也是无人可以与之匹敌的。”正是由于夏鼐通晓世界考古学的发展潮流，使得中国考古学没有脱离世界潮流，而是紧跟潮流前进。例如被誉为史前考古研究一场革命的碳-14测年方法，夏鼐是中国考古学界第一位闻知的学者。1954年读到美国科学家利比《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法》一书，夏鼐随即于1955年春撰文介绍、呼吁，想方设法在中国建立碳-14测年实验室。如果不是较早地掌握信息，必将推迟许多年。再如夏鼐于1953和1955年两次在北大讲授“考古学通论”的讲义，都曾提到1950年西亚发现的耶莫前陶遗址，即已关注早期新石器文化和农业起源问题，但直到1970年代裴李岗、磁山两处遗址发现后，这个课题才引起大家注意。又如20世纪60年代美国兴起并流行一时的所谓“新考古学派”，国内曾有人奉为至宝，进行试点性工作，夏鼐与该学派创始人当面交换意见，听取其人所作反思，于是采取基本否定的态度对待。
夏鼐认为，中国考古学研究的许多问题（如国家起源问题等）同时也是世界文明史的重要课题，因此，中国考古学者应当时刻具有“国际视野”。早在1953年，他讲授“考古学通论”时，就主张“运用考古学知识，使中国历史在世界上的地位更明确”。1982年，他在为《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一书所写“前言”中又强调，“由于古代中国在世界文明史中所占的重要地位，中国考古学的工作是有世界性的意义的”。
基于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多年考古学资料的累积，到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文明起源这个中国史前考古学和世界文化史上至关重要的课题愈益受到关注。夏鼐于1983年在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讲演《中国文明的起源》，继而又于1985年在英国史前学会年会上讲演同一课题。该讲演首先明确了“文明”的概念，即“现今史学界一般把‘文明’一词用以指一个社会已由氏族制度解体而进入有了国家组织的阶级社会的阶段”，然后根据系统可信的考古学资料，对中国文明起源问题进行了严谨考察。夏鼐确立的“都市”“文字”“青铜器”这三个国家起源的标志和二里头文化晚期这个基点，得到学术界广泛支持。这是夏鼐去世前为中国考古学者进一步指明的重要研究方向。本世纪初以来开展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正是遵循夏鼐指引的方向，有重点地进行考古调查发掘，多学科联合攻关，取得了丰硕成果。
夏鼐逝世已有三十五年，但在学科结构不断更新、学术研究路径与方法发生很大变化的今天，他所坚持和倡导的踏实谨严的学风、甘于奉献的精神，仍然值得后学（尤其是新时代的年轻学子）认真学习与坚守。研读《传稿》，重温夏鼐的生平业绩，学习和探究夏鼐的学术思想、理论观点和治学精神，回顾和总结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发展历程、成就与不足，都有重要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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