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作家们的勇敢

    研究简·奥斯汀（1775-1817）的美国女作家谢莉·德威斯，拉抻了她的研究范围，发现与奥斯汀同时代或略微前后的七位女作家海伦·玛利亚·威廉斯（1759-1827）、夏洛特·史密斯（1749-1806）、玛丽·鲁滨逊（1758-1800）、凯瑟琳·克罗（1800-1876）、萨拉·柯勒律治（1802-1852）、黛娜·马洛克·克雷克（1862-1887）、玛丽·伊丽莎白·布雷登（1835-1915），在其时的文坛上，都曾留下鲜明的痕迹，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同时，她们各自也肩负着时代的艰辛，譬如得依赖家庭，譬如得以男性的笔名发表作品，譬如得靠舞台收入支撑写作，譬如得忍受种种不堪的人身侮辱等等。这些名动一时的女作家中，依然不乏读者的，大概就只奥斯汀一人，个中缘由，耐人寻味。

    比奥斯汀晚一辈或两辈，但都处于德威斯《不止是简·奥斯汀》的扫描时段中，声振欧美文坛迄今影响不绝的女性作家，仍大有其人。女作家张翎的散文新作《三种爱：勃朗宁夫人、狄金森与乔治·桑》聚焦的，就是对中国当代文学爱好者或者更为耳熟能详的三位：勃朗宁夫人（1806-1861）、艾米丽·狄金森（1830-1886）、乔治·桑（1804-1876）。

    张翎写作《三种爱》，在孟子所谓尚友古人的“颂其诗，读其书”之外，还亲身往返三位作家故居、家乡、墓园访古凭吊。在意大利佛罗伦萨、法国诺昂小镇、美国麻省艾莫斯特镇迥乎其异的环境中，张翎将她们作品中写到的情节带到现场，缅想三位不一样的女作家当年的生活，揣摩体味其中的情感波澜。如果没有特别的情感认同，没有极长时间的阅读积淀，很难想像一位成名女作家，会耗费如此精力发思古之幽情的——毕竟，年近六旬的岁月磨砺，早该滤净了疯狂追星的荷尔蒙青春冲动。

    照张翎的分析，三位女作家虽然未必有机会谋面，但彼此之间却从社会看她们的眼光中，知道各自的存在，而惺惺相惜，互相引为知己：勃朗宁夫人拖着病躯，顶风冲寒穿越巴黎去寻找乔治·桑，狄金森卧室中仅有的装饰，是勃朗宁夫人和乔治·桑的画像。说作家张翎也可谓三位女作家的异代知音，一点都不夸张。

    张翎笔下的这三位女作家，最明显的共同点，是她们的创作活动，基本处于英国工业革命高歌猛进、日不落帝国正值巅峰的维多利亚时代。她们的情感生活，如张翎的归纳，代表着三种爱的类型：因爱而勇敢（勃朗宁夫人，私奔）、因爱而孤独（狄金森，私会）、因爱而自由（乔治·桑，某种程度上，也可说是自放，“用一根雪茄盒一杆羽毛笔将半个法国文坛收编到她的男式马裤下，又让另外半个文坛用唾沫淹没自己”）。这“三种爱”，放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还是另类，不会主流，假如说也有共同点，也许可以概括为：不被祝福。在道德极其保守的维多利亚时代，她们的行为，该如何惊世骇俗，可以悬揣。

    不被祝福而能我行我素的爱，何以可能？追究起来，似乎是一个很庸俗的答案：结实的物质基础，支撑了她们的勇敢。譬如巴雷特家族的长女伊丽莎白·巴雷特（后来的勃朗宁夫人），在得到表兄馈赠的遗产之前，就有了祖母、叔叔留给她的遗产，“这笔遗产投资而来的利息，再加上稿费，她一年有三四百英镑的收入，胜过罗伯特父亲在银行辛苦所得的薪水。就是这些钱，保证了她日后在意大利过上一段相对舒适的日子”。

    这么读来，还是相当抽象，不是研究经济社会史的专家，肯定无法脑补勃朗宁夫妇租住花都佛罗伦萨的生活。勃朗宁夫人身后七八十年，英国的物价水准当然大为上涨，相同数目的英镑购买力，无疑下降许多。那个时候的薪资水准，倒是能衬出勃朗宁夫妇生活的如何“奢华”：“不幸的是，这份工作的报酬非常低廉，一个采摘工人一周几乎不可能挣到一英镑，而在1931年这样的多雨年份，只能挣到十五先令。”（乔治·奥威尔《摘啤酒花》）（1944年）“没有几个小说家一年能出版多于一部作品，因此，要挣到非常微薄的250英镑的年收入，一本书得卖出至少5000本。一个没有名气的作家通常是卖不出5000本的。”（奥威尔《书太贵了吗？》）（1946年）可以担任法庭特别陪审员的必须是合法绅士：“在居民人数2万人以上的城镇里拥有年度净值不低于100英镑的私宅或其他任何地方的私宅年度净值不低于50英镑的业主，拥有年度净值不低于300英镑的农场的业主。”（奥威尔《随意集·六十二》）

    不必过多强调艾米莉（狄金森）艾莫斯特首户身份，不必过多强调乔治·桑丰厚的稿费和诺昂的庄园。总之，这三位维多利亚时代的杰出女性，毫无疑问，拥有“一间自己的房间”（弗吉尼亚·伍尔夫）。这“房间”，还挺坚固，足以支持“她们在文学史上炸开了一条狭小却深刻的沟壑，固若金汤的男人世界于是就有了裂缝”。

    经过无数的有名无名者接力，这“裂缝”才越来越大，个性解放，才有今天的模样。就此而言，我们得感谢那些一往无前的先行者，得感谢那些抗拒忘川打捞历史的书写者如张翎，如谢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