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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20年09月16日 星期三

    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改革小说,但却与改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出版人的襟抱与担当

    张鹏禹 《 中华读书报 》( 2020年09月16日   19 版)

        《风眼》,孙颙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19年5月,49.00元

        自然界中的风眼是台风的中心,这里看似云淡风轻,四面八方却环绕着疾风暴雨的眼墙,那是台风对流最剧烈、气象条件最恶劣的地方。以“风眼”作为小说的标题,足见作者的用意——这是一个看似平静,却离风暴很近的故事。

        在长篇小说《风眼》中,作者孙颙首次将目光和笔触聚焦于自己最熟悉的出版领域。在座落于法式小洋楼的“沪上乃至全国知名的大出版社”里,即将到来的是一场什么样的“风暴”?平时舞文弄墨、“为他人做嫁衣裳”的编辑们又将如何表现,应对可能出现的“危机”?伴随着叙述的展开,一场不大不小的出版风波呼之欲出。

        即将退休的社长老唐,本以为该发愁的是接班人选和员工分房的刚需,却突然接到出版局领导魏书记措辞严厉的批示,一套该社出版的畅销书《市场经济常识丛书》(以下简称“《丛书》”)遇到了麻烦。由此,小说的几位主人公轮番登场,在危急时刻或挺身而出,或退避三舍,或力挽狂澜,或想方设法,展现出一幅当代出版人的众生相。

        秦含与郭道海可以看作是小说人物设置上的两极,同样年轻有为,但却在危机时刻表现出了不同的胸襟与担当。秦含、郭道海加上青年编辑牛鹭鹭,组成了小说中的青年业务骨干群体,他们是出版界的中坚力量。而唐社长则是出版社里掌门人、领头羊的代表,围绕在他身旁老成持重的牛副总、精明耿直的王副社长、讲原则有底线的秘书小李等人,是出版社顺利运转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由此,作者完成了出版社内部的人物架构。更高层面,出版局领导魏书记和局长,是行业发展方向的掌舵人,上级政策的传达者和执行者。多层面的人物设置、多角度的人物刻画使得这部作品虽聚焦于一社一事,却近乎全景式地呈现出出版界的风貌,这显然得益于作者几十年来在这一领域辛勤耕耘所积累的丰富经验。

        《风眼》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改革小说,但却与改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文本本身讲述的故事看,市场化转型时期,出版社面临的经营压力,借由《丛书》出版危机表现得淋漓尽致。这套书一旦被下架,别说不能创收、为员工建宿舍楼,甚至会“经营上玩不转”,关门大吉。另一方面,由于《丛书》内容的特殊,其出版的意义与导向性远非一般书籍可比,间接关系到人们对国家经济政策、发展方向的理解与预判,因此其出版后面临的问题也可看作对改革的不同理解。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在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后的今天,读者亦可借此管窥“摸着石头过河”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跳出文本内部,在改革小说的系谱中观察,我们可以发现《风眼》与它们的“家族相似性”。人物塑造上,小说中的唐社长是位低调的改革家。他是典型的“复出老干部”,“建国前参加革命”,有阅历、有魄力、有见识、有担当。在任上顺应改革潮流,支持鼓励年轻人创新,支持主管经营的王副社长顺应市场,甚至在自己做大手术之前还不忘回到工作岗位,替下主持人郭道海,为研讨会保驾护航。情节设置上,改革与保守之间的矛盾与分歧,在出版社内部体现为《丛书》出版前秦含的积极推动与郭道海的犹疑观望,在出版局层面则体现为魏书记旗帜鲜明的反对与局长的含混暧昧。观点的交锋与碰撞交织成一曲出版领域的“改革奏鸣曲”。叙事线索上,与传统的“革命+恋爱”和“改革+恋爱”模式类似,《风眼》也设置了情感线——牛鹭鹭与秦、郭二人的情感纠葛。才貌双全的现代知识女性牛鹭鹭通过一场失败的恋爱更加理解了爱情的真谛,最终选择离开上海,南下深圳。

        《风眼》的难得之处在于,把编辑出版工作的日复一日、平淡无奇刻画得活色生香、跌宕起伏。日常生活中,编辑的存在感不强、“出镜率”很低,有谁会注意到书籍版权页上署名“责编”的那一项呢?按常理,编辑与作者是一对儿,在一部作品的出版中关系最密切,可是和现实生活中一样,文学作品中编辑形象露脸的机会同样少得可怜。究其根本,写编辑太难了。毛姆在《论小说写作》中说:“情节的一个主要用处,是一根指导读者兴趣的线索。这可能是小说中最重要的东西,因为作家要靠指导读者的兴趣才能使他一页页看下去,也是靠指导读者兴趣才能使读者进入他要求的那种心境。”如何在终日琐碎的案头工作中营造引人入胜、饶有兴趣的情节,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让他们“一页页看下去”?孙颙深谙此道,他在后记中写道:“必须寻找一块场景,找到如此这般的故事入口,是日常的,又并非司空见惯的日常,恰如其分,能够充分展开编辑们丰满而庞杂的内心世界,我才敢落笔。”这落笔是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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