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魅力

    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已有两千年以上的历史。典籍与文献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作为文化交流的主体之一，长期以来陆陆续续东传，不断滋养着日本文化。

    进入晚清，日本学者为研究中国，在财团的资助下，一拨接一拨来华学术访问、考察，而访书是行程中的重要内容。钱婉约教授辑录翻译的《中国访书记》一书中的文章就真实再现了部分当年情况。书中文章作者有内藤湖南、岛田翰、田中庆太郎、武内义雄、神田喜一郎、长泽规矩也、吉川幸次郎，主要是汉学家。文章选自他们的调查报告、游记、日记、回忆录，信息量非常丰富。

    本文谈谈书中的几位日本学人，以其在华活动内容来看，大致可分为三类：

    一、学术考察

    内藤湖南先后十余次访华，与我国学者交往也颇多。早在1905年，他去沈阳的黄寺、故宫等机构，见到满蒙文《大藏经》《满文老档》《五体清文鉴》以及文溯阁《四库全书》等珍贵典籍，并拍照复制了蒙文《蒙古源流》《汉文旧档》。1906年他又去了一趟沈阳，通过行贿拍摄了满文《蒙古源流》《西域同文志》《旧清语》《满文长白山图》《盛京全图》等。1910年，他与狩野直喜等几位学者受京都大学派遣，到北京调查伯希和发现的敦煌文献以及清朝内阁大库档案。1912年他与京都大学的羽田亨等再到沈阳，故技重施，进入旧宫，他们花了一个月时间，将《满文老档》《五体清文鉴》拍摄复制完成，雇人抄写了《四库全书》中的几种珍本，还查看了翔凤阁的古书画。这些资料的获得，为日本汉学界奠定了研究基础，使日本走在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前列。也许是因为收获多多，内藤说：“没有比奉天（沈阳）再好的地方。”

    学术考察与研究之外，内藤本人也喜欢藏书，家有包括宋元版在内的古籍善本三万册。最得意的珍宝之一的唐写本《说文解字·木部》残卷，他有专文记述得书过程。《说文解字》有刊刻之后，写本在流传过程中大多已经散佚了，只有“木部”幸存。该残本于1861年由学者莫友芝发现，后被端方收藏，内藤见到真本，从此梦寐难忘。端方亡后该书落入其亲戚手中，其人故后再度易手。内藤一直追踪此书动向，几经周折，终于在关注了十七年后到手。他的兴奋与得意，在文章中毫不掩饰。这样一部国宝级文物，辗转流传，最后到了日本。内藤湖南的详细记述，是珍贵的第一手材料，非常有价值。

    内藤湖南对于我国的藏书文化非常推崇，在介绍藏书家的文章中写道：“中国人为了自己的嗜好散尽财产，尽全力收集书籍、作藏书志，又翻刻善本，与其说是为了使自己的藏书以贻后世，不如说是由于藏书家内心夙愿的驱动。这种不可思议的嗜好，是近代中国发达之处。”这番话，似也可看作夫子自道。

    武内义雄是研究中国思想史的学者，曾在北京留学，在华北与江南寻访文化遗址。读了清代学者的著作，他循着蛛丝马迹去访碑。在易州访到唐刻道教经幢与佛教石碑，在焦山访到唐刻道德经幢，不畏荒山野岭，悠然沉浸其中，流连忘返。他将访到的碑文与传世文献对勘，细细推敲更准确、更接近初始的版本。他又到房山考察，踏访古老的云居寺、雷音寺藏经洞等。他对学问的投入与痴迷，令人动容。 二三十年后（1956-1958），雷音洞里的藏经洞与云居寺的地宫出土上万块石经，震惊了世人，以至于被誉为“小敦煌”。如果武内义雄有机会再来，不知会怎样激动。

    神田喜一郎是历史学家，出于内藤湖南门下。他多次来华考察、访书，还见到了藏书大家傅增湘与张元济，不仅观书，还得以切磋学问，留下难忘的印象。他还有幸在王国维的陪同下，几次参观蒋汝藻的密韵楼，饱览藏书，看了大量宋元刻本，他发自肺腑地告白：“真是感激之至，深慰渴慕。”

    二、图书交易

    田中庆太郎是日本著名的书商，一度经营着东京甚至是全日本最大的汉籍书店。敦煌文献发现后，他在第一时间著文，将消息传入日本。他的贩书经历，前后跨越了两个时期：清末与民国。清末时他经营古书，为方便收购古籍，曾在北京置业居住多年，将书运回日本出售，以供日本汉学家学习与研究之需。田中经眼与经手的古书与碑帖非常多，练就了高超的鉴别力，与岛田翰、内藤湖南一道，成为最懂中国古籍的几位日本人。进入民国后，中国社会发生变革，学术与文化亦随之巨变。新学兴起，古籍逐渐退出市场，他转而买卖新式图书与刊物，大量从出版重镇上海进货。田中的书店，大量输入汉籍，对日本的汉学与中国学研究，有重要的辅助之功。

    说到近代中国古籍流入日本，有一大宗不得不提，即皕宋楼藏书被岩崎家族三菱财团收购。岛田翰出生汉学世家，有神童、天才之誉，精通古籍版本，他用汉语写的《古文旧书考》，在中国知识界享有很高声誉，经学大师俞樾也称赞他为“真读书人”。岛田自称，他1905年末在中国访书时几次登上皕宋楼，对这批藏书的价值以及来源与传承线索了如指掌，就怂恿陆心源后人出售给日本。次年初他回国与田中庆太郎、重野安绎商量，物色到合适的买家岩崎弥之助。另一说，是岩崎氏决定收购皕宋楼后，才委托岛田翰去核查、确认这批藏书的价值，并提交报告《皕宋楼藏书源流考》。无论哪种说法，在这一交易中，岛田翰都充当了重要角色。双方讨价还价，最终以十万元的低价成交，皕宋楼藏书遂成为静嘉堂文库的重要收藏。此事，固然令国人伤怀，乃至气愤。但是换个角度看，这批书得到了很好保护，为传播中国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也可以说是不幸中之幸。如今，静嘉堂已将宋元版古籍全部数字化，将高清文件放到网上共享。这又何尝不是当代人之福！

    长泽规矩也是近代日本文献学第一人，年轻时多次受托来华采购图书。当他1930年代初再次来北京时，国内最大的古籍市场琉璃厂已经衰落了，不复孙殿起在《琉璃厂小记》中所记的盛况。他以前到过的生意不错的书店，也已日渐凋敝，书架上没有什么书，甚至有些店已停业或倒闭，变化之大，令他唏嘘不已。他随后到访了其他城市，天津、上海、南京、苏州、杭州、扬州的书肆也是一片萧条，今非昔比。他用近似素描的笔触，为民国时期的书业留下了照相般的记录。这样详实的资料，在国内几乎是看不到的。借助这些记录，可以局部还原民国时期图书业的真实面貌，进而了解近代社会与文化的变迁。

    日本自隋唐开始学习中国，尽管在近代明治维新时调转船头学西方，然而一些深受汉学传统熏染的学人，仍然把中国当成文化母体，怀有温情和敬意。我国历经战乱与灾难，很多古书已经在国内失传了，却在日本得以保存，后来辑刻成《佚存丛书》《古逸丛书》等，又传回我国，这是应该感谢邻邦的。中国的文献与文物流传到日本，促进了日本文化的发展。反过来，日本文化又影响中国文化，尤其是近代以降。文化交流是相互的，只有持开放的心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才能发展和进步。

    三、求学访问

    日本的汉学家，大多有过在中国求学或访问的经历，从盐谷温到铃木虎雄、羽田亨、和田清、青木正儿、仓石武四郎……尤其值得一说的是吉川幸次郎。1923年他初次来华，在江南游历时，去看西湖雷峰塔，到文澜阁访《四库全书》。他为苏杭的富庶陶醉，饱含深情地说：“中国天生是我的恋人！”1928—1931年，吉川在北京留学，过着中国化的生活，甚至说话都带京腔。他去南方买书，穿长衫戴小帽，当地人都把他当成京城的商人。他去高邮寻访二王故里，还有机会当面向黄侃请益。

    吉川在北京上学期间，最喜欢逛书店，甚至与书店老板成为朋友。他说：“这期间的记忆，值得反复回味的美好印象，不在剧场和戏院，不在饭馆和餐厅，而在古书街市。”他深深地认同中国文化，甚至把中国当成他的祖国，回到日本后依然穿长衫，以至于被京大教授桑原隲藏误认为中国的留学生。在大学课堂授课，口口声声称中国为“我国”，称日本为“贵国”。尽管没有变更国籍，但在文化与心理上，他已经成了中国人。正是有如此深情，如此理解，他才开创了中国文学研究的一片新天地。

    日本对中国文化与典籍的崇尚与渴慕，事实上延续了一千多年。《中国访书记》中的访书故实，只是近代中日文化交流中的吉光片羽。从这些断片，我们可以看到中华文化的巨大魅力。

    观察中国文化有多个角度。如果说，西方人看中国，似难免有些云里雾里的隔膜，有时流于隔靴搔痒；日本人看中国，由于切近而更加理解，也更加深刻。我们或可借助这面镜子，重新思考传统文化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