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现的曹禺74年前在美讲演稿

    本月是曹禺诞辰110周年，纽约等地将举办隆重纪念活动。去年，笔者在美国新发现了74年前曹禺在纽约市政厅关于中国话剧的讲演的英文稿，并译出发表在《雨花》2019年11期。现借《中华读书报》这一宝地略作介绍，以让更多的读者了解，并作为对曹禺先生诞辰110周年的纪念。

    1946年，曹禺先生接受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讲学及文化考察一年。在美期间，他跟老舍一起从西到东观摩了大量美国著名戏剧和各类演出。同时，他们也参观了高校，会晤了不少文艺界人士和导演、表演艺术家。更为重要的是，曹禺还进行了一系列学术讲演。在这些讲演中，曹禺系统地向西方大众介绍了中国现代戏剧发展史以及话剧在抗战中发挥的巨大作用等主题。这些讲演以他在纽约市政厅的发言为代表。

    遗憾的是，当年曹禺具体讲了些什么，我们一直不得其详，因为没有看到原始记录和英文讲稿。当年在美国，曹禺行色匆匆，必定无暇系统整理这些文稿。他回国后赶上新中国即将成立，曹禺即刻全情投入。此后百废待兴，他参加了新中国建设并担任文艺界领导，对在美国的讲话不再有整理的时间和兴致。再往后，随着中美关系恶化，美国话题成了禁区，曹禺于此更是避之不及。因此，曹禺这篇关于中国现代戏剧史的重要文献渐成了讳莫如深的话题。

    随着近几十年中国现代戏剧史研究的推进，当年曹禺讲演的内容越来越被文学史家关注。研究界皆知曹禺有过这份重要讲演，但大都没见过它或未知其详。著名的曹禺研究专家、传记作家都对其内容不甚了然。《曹禺全集》对这篇重要文献亦失收。这不止对曹禺研究是个缺陷，对研究中国话剧史乃至现代文学史也是个遗憾。

    去年，笔者终于从美国陈年报刊中发现了当年曹禺讲演的原文。读曹禺传记资料得知当年在纽约时他和老舍先生跟纽约华美协进社过从甚密。我遂从华美协进社史料开始寻觅，发现它曾刊登过曹禺当年讲稿。但它的社刊发行量不大且因年代久远较难寻觅。后来通过纽约公立图书馆和大学图书馆联网终于发现有当年华美协进社寄给它们的珍存杂志，最终得见这份埋藏的文献。

    这是曹禺1946年7月1日应邀在纽约市政厅作的讲演，篇幅很长，大约有一万五千字。整个讲演除了导论，分为“现代戏剧的革命性发展”“新剧的功能”“王宝钏”“旧戏的局限”“现代话剧的兴起”“易卜生和西方反叛文学的影响”“中国的小剧场团体”“抗战与话剧”等八个部分。

    当然，曹禺讲演时知道面对的观众对中国话剧认识较浅，所以他由浅入深，从介绍中国旧戏入手，渐渐谈到中国的社会变革和文学革命，最后深入探讨话剧起源和发展史、它在社会启蒙和反帝反封建大潮中的意义等。由于曹禺本人就是著名的戏剧家，中英文俱佳，现身说法，讲演效果非常好。

    首先，曹禺在导论部分就开宗明义讲了中国为什么要变革、中国戏剧为什么要创新的道理。

    1940年代的西方人与中国很隔膜。在很多听众眼里，中国人仍是留辫子裹小脚的形象，更有人希望中国永远保留在“东方”状态，作为异国情调而存在。曹禺必须帮这些人开开窍。他的演讲是这样开头的：

    ……我在北平和重庆很熟悉一些这类“不可救药”的人物。他们大都在中国生活过很多年头，而且他们通常被视为比中国人还中国人。他们中的某些人穿中国长衫、刻有中国图章、画中国水墨条幅、收藏中国骨董文玩，甚至会演奏中国古琴。但他们却生活在梦乡里，他们全然不理睬自己门外发生的任何事情。对他们而言，中国是个曾经出产哲人和绅士的国度；是个一边从碧玉杯中小口地吮啜龙井茗茶、一边写赞颂菊花和浮云的雅致的诗国。他们抑或在小阳春的日子里，闲适地在竹园里漫步；当然，身边还应有一群莺燕啁啾温婉美女的伴陪……严肃地讲，这些人关于中国的想象虽非完全凭空杜撰，可他们对目下真实中国的理解和认识却是远离现实的。

    但是，还有另一种人，他们是属于试图努力理解中国却但求速成的那种。这类人通常称自己是现实主义者。他们也许在中国待过一两年了。这种情形下，他们就开始写书讨论这个国家和她的人民。他们看到了拥挤嘈杂的贫民窟、饥饿的农人、无助的文盲、昏庸的官吏、笨重却装备薄弱的军队和贪婪的地主们。“好吧，”他们结论道，“中国就是她该有的老样子，是一个彻头彻尾让人绝望的国家。她固然历史悠久，但也是一个不景气的、力气耗尽的国度。她没有可能复兴或实现现代化。在这种社会秩序中，民主和科学根本就不可能找到生存之处。”

    接着，曹禺向听众介绍中国新文化运动和反帝反封建的必要性，廓清中国新剧发展的背景以及它启蒙民众、教育百姓的意义。他从“新剧的功能”谈起，向美国听众介绍中国话剧是时代革命的产物，并阐述它跟中国传统旧剧的不同。

    因为此前中国京剧和其他传统戏剧曾被带到欧美演出，并颇受观众喜爱，从而使很多西方人眷恋所谓古代剧。根据当时形势，曹禺指出中国旧剧土壤中是不能产生出现代话剧的。他认为，当时中国需要反映时代精神和唤起民众的话剧，中国急迫的任务是反封建和抗战、号召民众复兴和救国，而没有那种沉溺于思古之幽情的奢侈。

    曹禺并不反对传统戏剧，但他更认为戏剧要呼应时代精神，要起到鼓舞人民、促进社会进步的作用。他鲜明地指出，现代中国革命是中国话剧的摇篮，而全新形式的话剧是对旧戏的一种反抗，是具有“宣传”性质的。话剧让百姓睁开眼看世界，而当时中国的文学革命跟社会革命息息相关。

    为了让台下听众更好地理解中国话剧的情形，曹禺不失时机地信手举例类比来启迪听者：

    如果眼下的美国剧场完全模仿莎士比亚时代的剧场，而且演员除了伊丽莎白女王时代的服装外不允许穿任何别的行头；演员还必须用中世纪素体诗来道白，同时我们还要将凯瑟琳·康奈尔和林恩·芳丹撵下舞台，因为在莎士比亚时代是男人扮演女角，那你们会答应吗？不，不可能！美国观众绝不会容许这样的。

    接下来，曹禺从中国现代话剧的兴起、易卜生及西方反叛文学的影响的角度谈中国“问题剧”和早期话剧的文化使命。他明确指出中国话剧的历史贡献：1.中国新剧自1911年辛亥革命以来，从来就没有退出它的战场，也没有动摇过它为中国大众号呼转徙，代言其情感和希望的职责。2.新的话剧成了传播思想革命的温床。3.话剧启发新道德新伦理，号召推翻旧世界。4.“问题剧”和反叛文学唤来了文学革命的春天。5.西方文学为中国文艺复兴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在讲演结尾，特别是“抗战与话剧”部分，曹禺浓墨重彩地强调了话剧在全民抗战中的新角色和重要作用。当年曹禺是个富民主思想和先进色彩的作家，赴美前他曾经跟重庆八路军办事处联系并得到过茅盾的指示。他要在美国宣传大后方民主和民众的力量。讲演中他强调了中国话剧及抗战、戏剧的使命及人民性。曹禺特别指出抗战鼓舞并团结了民气。抗战造成了读书人全国流动新局面，他们来到乡村和边疆，这种交流带来了对民智的启发，催生了民间小剧、歌舞剧、街头剧、秧歌剧等宣传形式。而这些表演形式是延安解放区等地方宣传鼓动民众抗日的重要组成部分。曹禺在讲演结尾巧妙地暗示，在抗日战争中，这些新剧作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唤醒了民众爱国精神，它播撒了民主的种子，为创建新的中国积聚了力量和希望。

    这是第一次真正由一位中国戏剧家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的话剧。曹禺的西学知识非常渊博。他在讲演中例举了近30位从古希腊到当时活跃在百老汇舞台上的戏剧艺术家，让美国听众见识了中国作家的学养和风采。

    曹禺幼读诗书，有很好的文学修养。他后来喜欢观剧和演剧，参加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的演出。其后他转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浸淫于西方文学和戏剧，著有大量彪炳中国现代戏剧史的杰作。正是因其在清华大学修习西洋文学，下过苦功，曹禺的英文很杰出。他的英文讲稿遣词造句准确典雅，容易打动西方读者。曹禺也有多部话剧被翻译成英文，在美国演出，他被西方著名工具书誉为“中国的莎士比亚”。

    曹禺当年在纽约市政厅讲演稿被“遗失”或“雪藏”70多年的原因除了前文所述外，还有一些客观因素。

    当年曹禺的讲演文稿刊登在纽约出版的NationalReconstruc⁃tionJournal杂志第七卷第一期（1946年7月号）上，署名万家宝（WANCHIA-PAO）。这份刊物是美国人杜威、孟禄和华人学者胡适、郭秉文等创建的非营利文化机构华美协进社的社刊，其发行量受局限，一般图书馆较少收藏。而且此文发表时署的是曹禺本名，很容易被一般学者忽略。这次笔者得见原刊，看到曹禺文章还有铅笔标注和批改的痕迹，有可能是曹禺本人或其友朋读它时留下的。笔者发现此一重要文献，并将其迻译成中文，深感荣幸。希望这一发现对曹禺研究、对中国现代戏剧史和现代文学史的研究能有所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