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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1月，人民出版社开始正式出版新中国成立后创办的第一本大型综合性学术文摘刊物——《新华月报》（文摘版），1981年将其更名为《新华文摘》予以出版发行。2004年1月起，《新华文摘》由原来的月刊改为如今的半月刊。40余年来，《新华文摘》杂志的主办单位一直是人民出版社，经过编辑部几代编辑人员的不懈努力，《新华文摘》形成了“博、大、精、深、新”的独特风格，得到了各方面的广泛认可，成为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具有权威性、导向性的学术文献转载刊物。可以说，《新华文摘》是人民出版社主办的品牌刊物，也是全国报刊界的旗帜性杂志，是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重要标杆。
非常幸运的是，《新华文摘》2003年第8期以封面要目的形式全文转载了我策划采访中国社会科学院400余名博士生导师的问卷调查结果——《哪些书影响了中国社科院博导》。不足一年之后的2004年7月，也就是在《新华文摘》改版为半月刊的半年之后，我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毕业，进入新华文摘杂志社工作，这让我从《新华文摘》的一个忠实读者变成一个作者、进而又转变为一位编者。因此，我对《新华文摘》的编辑出版有了更直接、更深刻的体会，在过去的17年中对《新华文摘》的发展史也保持了极大的兴趣，并在长期追踪关注中撰写发表了一些研究文章。
在搜集与《新华文摘》发展史相关的文献资料的过程中，我发现，社会各界对《新华文摘》转载推荐的文章或作者比较重视，但是，对于文章是如何被发现与转载的，却罕有准确的了解。具体来说，与《新华文摘》发展史相关的文献资料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一是，发布某些文章被《新华文摘》转载刊登的消息，这种资料比比皆是，占了绝大多数；二是，少数作者探讨《新华文摘》转载某一类文章的规律与启示，或者介绍自己阅读《新华文摘》的体会等；三是，《新华文摘》编辑部相关负责人或个别作者在交流沟通之后发表了极少数的深度介绍文章。总之，准确介绍《新华文摘》的编辑流程、转载标准与价值源泉的文章是极其匮乏的。
当前，值1979年创办的《新华月报》（文摘版）（1981年更名为《新华文摘》）届满40周年之际，我认为，非常有必要深入研究《新华文摘》的发展史，从读者、作者、编者等不同角度系统地、准确地挖掘《新华文摘》的成长史与价值源泉。《新华文摘》是伴随着改革开放时代发展壮大起来的，所转载的一批理论文章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和推动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变化，由此，总结《新华文摘》的发展规律，对于进一步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也会有所裨益。
从读者角度研究
为读者服务是报刊的重要任务之一，《新华文摘》自然也不例外。1981年第1期《新华文摘》上“编者的话”这么写道：“《新华月报》（文摘版）创办两周年了。从这一期起本刊改名为《新华文摘》，篇幅和定价等都不变。我们希望把它真正办成‘杂志的杂志’，为广大读者提供一个浓缩的小型阅览室。”
那么，《新华文摘》的读者都有哪些人呢？人民出版社曾经委托北京零点调查公司进行专项研究。这个调查的统计分析及后续的其他调查均表明，《新华文摘》的读者群相对比较稳定，主要包括党政机关干部、社科理论工作者或关注者、高校教师等。数十万个订户中，既有党政机关的高层领导，也有享誉海内外的专家学者，还有众多知名的公众人物等。
40余年来，宣传思想战线上的领导同志大都是《新华文摘》的重要读者，对《新华文摘》的发展表示过支持、肯定，也提出过一些明确的要求。比如，刘云山同志长期关注《新华文摘》的发展，《新华文摘》创刊20周年的1999年，他写道：“《新华文摘》是有自己鲜明的特色和突出的优势的。比如它的庄重、大气，它的权威性、思想性，它的知识性、资料性，它包容的信息量，等等。总之，它是一份具有较高文化含量的刊物。”在2009年为《新华文摘》创刊30周年的题词中，他写道：“荟萃时代精品，凝聚人文精华。”2004年初《新华文摘》迎来300期的时候，刘云山表示祝贺并希望《新华文摘》“精心策划，精选精编，精益求精，办成精品”；没过多久的当年8月又作批示：“导向正、基调好、高品位、高质量是《新华文摘》追求方向，要经得住诱惑，不可浮躁，扎扎实实办刊物。”
再如，曾任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的柳斌杰，是人民出版社的上级主管领导，也是《新华文摘》的忠实读者。在2009年的题词中，他希望《新华文摘》继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海纳百川，永远卓越”；在2019年祝贺《新华文摘》创办40周年的题词中，他写道，“高扬时代精神，荟萃百家学术，繁荣人文科学，构筑中国力量”。多次视察中的谈话表明，他不仅阅读《新华文摘》转载的一些正文内容，而且仔细看论点摘编文字，甚至会浏览篇目辑览内容以了解学界的一些动态。
自然科学领域与人文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些科研人员也是《新华文摘》的重要读者。比如，钱学森院士、钱三强院士和何泽慧院士夫妇等都曾是《新华文摘》的忠实读者。钱学森院士1982年6月给编辑部的信中谈及，“现在中央十分重视干部的经常学习，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需要，《新华文摘》可以为此作出很大的贡献……我对如何办好《新华文摘》可以提一个建议，增加科学技术方面的比重。我们的广大干部对现代科学技术不很熟悉，常识性的知识都比较缺，影响他们的工作效率。”现在，一批两院院士、社科院学部委员还在订阅《新华文摘》，他们的评价与期待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出版界与报刊界的读者，因为自身经历而对《新华文摘》的编辑出版有更为细致深刻的认知体会。比如，编辑出版家戴文葆先生在祝贺《新华文摘》创办20周年时写道：“举凡学术文化的进展，知识界的思想探索，时代脉搏的跳动，人们所生活的社会中方方面面的问题，大众关心的要求和想望，议论风生的话题等，从全国各地各种报刊中撷芳撮要，使读者听到远近四方的心声，结识平日不易见到的各界人士、学者专家，了解许多难以目睹的重大事件，得知有关现实问题的讲论。”“这本风行的期刊，出于先锋敏锐的创意，其内容既有利于今日，也有益于明天。”又比如，《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常务副主编仲伟民在祝贺《新华文摘》创办30周年时认为，《新华文摘》是办刊的典范，是学术期刊学习的榜样，成为“观察30年来中国社会发展和学术发展的一个很好的视角”，因为，“《新华文摘》不仅严把质量关，而且有自己的追求、自己的信念、自己的理想，达到了学术性与可读性、思想性与权威性的高度统一”。
总之，一大批具有影响力和号召力的读者，无论是党政领导干部还是权威的专家学者，抑或是出版界的资深同行，都曾在对《新华文摘》作出肯定评价的同时，也给出了建设性的指导意见、建议。从《新华文摘》编辑部的角度来看，有些意见、建议已经转化为内部的改革举措了。因此，在全国范围进行更广泛的访问调查，以深刻总结各界读者对《新华文摘》的现实评价与未来期待，是研究《新华文摘》发展史中的一项重要课题。
从作者角度研究
《新华文摘》脱胎于《新华月报》，《新华月报》创刊于1949年11月15日，是新中国成立后创办的一份具历史文献性的资料性刊物。延续这一创办思路，经过40余年的发展，《新华文摘》杂志已成为具有权威性、导向性的学术文献转载刊物，通过转载推荐理论文章而实现对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乃至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记录。这种历史记录离不开广大作者的成果贡献，《新华文摘》发展壮大的同时，也培育了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一批理论名家，壮大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后备队伍。可以说，《新华文摘》与作者队伍是共生的关系，那么，从作者角度来研究《新华文摘》的发展史也就成为必须。
《新华文摘》的作者都有哪些人呢？如果我们仔细翻阅40余年来的《新华文摘》就会发现，每一期的作者队伍中不仅有当时成果显赫的理论名家、大家，一些默默无名的年轻学人也是作者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理论名家、大家的角度来研究《新华文摘》的发展史，既需要从已被转载的名家、大家文章中观察各种理论的发展变化，又需要广泛收集被转载的各界名家、大家获得的社会评价等反馈信息，尤其是他们阅读《新华文摘》的心得体会和意见建议。
长期以来，《新华文摘》一直留意年轻学人的前沿观点，因为名刊的背后是一支不断发展壮大的作者队伍。还需要指出的是，青年科研人员没有必要担心发表文章的刊物级别。因为《新华文摘》编辑部订阅的2000多种报刊都是选摘文章的来源，这些报刊是极其多元化的，没有所谓的“C刊”或“核心期刊”等差别。
有些教学科研机构甚至专门出台规定，被《新华文摘》转摘3000字以上的学术文章，可以获得一定的物质奖励或精神奖励。这些奖励是对《新华文摘》的肯定，也是对《新华文摘》的激励，从研究发展史的角度可以梳理总结各种教学科研机构对《新华文摘》的评价，并从不同时期、不同机构的评价中观察《新华文摘》的发展变化情况。
总之，从作者的角度来看，具有价值的是，那些被转载的学术文章是如何启发与影响作者的未来研究的，某些被转载的文章是如何影响重要决策的制定的，等等。
从编者角度研究
作为二次文献的权威刊物，改革开放以后的《新华文摘》是如何编辑而成的，编者眼中的《新华文摘》又是什么样子的呢？从研究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对《新华文摘》的编者队伍与选摘标准与流程进行研究，是不可轻视的问题。正是由于编者队伍的眼光与视野，才使得一批优质的学术文章脱颖而出，组成《新华文摘》杂志的核心内容。从本质上来说，《新华文摘》杂志以栏目的不同设置、编辑手段的不同运用等作为内容结构的表现特征，集中体现了选编者的学科意识、创新意识和导向意识，最终体现了《新华文摘》的独特阅读价值。
《新华文摘》40余年来的发展壮大，离不开主办单位人民出版社的管理支持。总体上看，在主办单位的支持下，《新华文摘》的编者队伍继承与发扬优良传统，一如既往地坚持对杂志品质的追求和杂志使命的坚守。在信息爆炸式增长的时代背景下，《新华文摘》的编者们一直在文山书海中进行百科全书式的筛选、荟萃、精炼，努力使《新华文摘》成为知识源流与理论文库，与时俱进地满足不同地区不同人群对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的阅读需求。那么，人民出版社如何在体制机制上支持《新华文摘》的发展，就成为研究的必须。这种支持中，不能不关注的是《新华文摘》编者队伍的选择、配置与管理，尤其是创刊团队与历任编辑部负责人的相关情况。
要想研究《新华文摘》的发展史，就不能不研究编辑部的内部选稿标准和编辑流程等。比如，基于兼顾各方面的导向性原则，某一个年度中，全文转载某一理论名家、大家的文章不会超过2篇；转载文章时也会考虑多元化刊物来源因素，以避免期刊来源单一化。再比如，专栏责任编辑制度和值班编辑制度逐步成为《新华文摘》内部质量管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都有哪些制度保证和促进了《新华文摘》的高质量成长，是值得全面梳理总结的。
《新华文摘》的栏目设置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动态调整的，因为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学科也在发展变化。不过，栏目的设置与调整却是严肃而谨慎的，毕竟栏目设置涉及后期的选稿方向与研究引导。自从2004年1月开始改版为半月刊之后，《新华文摘》所设置的栏目比以前更全面更合理了。目前来说，政治、新华观察、哲学、经济、历史、文艺作品、美术与漫画之页、文艺评论、人物与回忆、教育、科学技术、读书与传媒、论点摘编等是上下半月均设置的栏目，而法学、文化、管理栏目与社会、国外社会科学、学术动态栏目是上下半月交替出现的栏目。
作为《新华文摘》的专栏责任编辑，需要对分工栏目所涉及的学术重点、学术热点和学术难点有所把握和选择，努力争取选编好每一篇文章，尤其是协调运用不同的表现形式来体现编辑部的立场和态度。这其中，某一文章被《新华文摘》转载刊登的时候，又可能细分为以下几种不同的刊载形式：封面要目、全文转载、部分转载、补白、论点摘编和篇目辑览等。此外，我们还会运用专题、相关链接、回溯文章等不同的文章组合表现形式，以便有导向性地为读者呈现一个学术问题或思想问题的多面性。因此，不同学科栏目和编辑手段如何设置与巧妙运用，也是发展史研究中的必须。
《新华文摘》编辑部也曾策划出版过一些优秀的图书，编辑人员也曾发表过一些文章，这些都应该算是期刊发展史的一部分，从本质上来说，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新华文摘》编辑部的导向意识和创新意识，也是《新华文摘》杂志价值源泉的外在体现形式。
比如，2012年，时任中央纪委主要负责同志公开推荐了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我在完成本职工作之余，快速响应、策划编辑出版了《〈旧制度与大革命〉导读》和《托克维尔回忆录》，以延伸体现《新华文摘》编辑部服务读者的意识，得到众多读者的积极反馈。2015年12月到2016年5月的半年多时间里，我在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逄先知同志、原常务副主任金冲及同志和原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虞云耀同志的顾问指导之下，在翻阅了1000余万字的文件文献之后，采取全新的开放式编辑体例，编辑出版了100余万字的《中国共产党党性教育手册》系列丛书第1～7卷。至今，该丛书销售量已超过2万套，成为一些党政领导干部和专业人士学习党性教育的重要资料。
类似的一系列既有社会效益又有经济效益的图书，秉持了守正创新的指导原则，体现了《新华文摘》编辑部的创新意识和服务意识，从根本上来说是我们在摘编文章过程中所形成的副产品，是价值源泉的延伸体现，而这些图书的策划与出版也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新华文摘》杂志的发展史。
一个长期被忽略的客观事实是，早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经由中共山东分局宣传部长陈沂提议，山东解放区的山东新华书店编辑部曾经编辑出版过《新华文摘》，“它创刊于1945年冬，16开本，共出版过38期，是当时解放区第一个综合性、文摘性刊物”。尽管从主管主办单位、机构人员设置、刊物栏目设置等方面来说，现在的《新华文摘》不完全等同于解放区的《新华文摘》，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一脉相承的办刊宗旨与意图，看到出版传统与出版精神，它们都体现了期刊出版对于文化传承的重要价值。因此，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我们非常有必要对山东解放区的《新华文摘》和改革开放以后的《新华文摘》进行对比研究。
在数据成为重要生产要素的大数据时代，我们还需要充分利用大数据对40余年来《新华文摘》所转载的文章、作者、作者单位、来源报刊等进行更为严谨的数理统计与分析，以便更全面、更准确地阐释《新华文摘》的发展史与发展规律等。
总而言之，如今的《新华文摘》作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解放思想的重要出版产物，伴随着40余年来的改革开放，反映和推动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成长为导向性的理论刊物，体现了重要的历史担当。当前，我们迫切需要对《新华文摘》40余年的发展史予以系统的、全面的梳理总结，这其中，有效运用访问调查、历史比较等各种研究方法，从读者、作者、编者等不同角度来挖掘、分析、研究《新华文摘》的价值源泉，成为必须而紧迫的任务。
（本文作者为新华文摘杂志社副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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