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的“问题意识”

    我相信遗传的力量。小时候，娘吃松花蛋招我厌烦，四十岁后某日一觉醒来，竟莫名开始喜欢。好喝酒传自我爹，起步稍早，但也是工作后才去陪他喝几口，慢慢才发现有量。娘研究国际法，听着高大上，我挨不上边；爹研究历史，他讲起来有趣，我算受些影响，连着酒一起，爱上了。

    大体上我爹遗传我三样：一是历史，但仅喜好，可以聊，深究则露怯；二是谢顶，头发越来越少，进入新千年，索性剃光头，以风格代替了缺陷；三就是喝酒，且越喝越放肆，专攻白酒，兼爱黑啤，小圈子里有些名声。除了川大阎嘉教授、北大郁缀教授、辽师大学昕教授及我前任领导等见过我醉后失态外，大体都还能维持局中豪爽然后体面离场的状态。爱饮善饮还能饮，如此之人，一般在酒界名声不会差。我从不劝酒，敬酒就一句：我干了你随意。还常常按住别人的手，劝言其只喝一点点，我则一饮一杯。不是自吹，酒风、酒德、酒量，颇受赞许。获名“酒仙”，小虚荣得大满足。但窃喜中尚须提醒自己，还得谨慎小心，不必高调宣称“酒只在怡情助兴启文思”，怕只怕雨中翻船、失足崴脚、追悔莫及。

    要解释的是，我的酒名传扬范围极为有限，不善交际，阅人不少而交往不多，常同饮者不出三四位，相互以“老脸”相称，圈子狭小，主要还是宅在家自斟自饮。这也是遗传。我佩服我爹两点，一是历史材料熟，二是饮酒从不醉。常常是这样：他坐我对面，茶几上是二锅头、酒杯和一包花生，然后开始讲古。既有“高惠文景武昭宣”之类大线条，也有“侯景之乱囚帝景阳楼”之类小蹊径。引经据典时就随口说如《晋书》第几册、《墨子闲诂》第几卷云云，我便按其手指方向取过书来翻开，前后差不了几页，果然句句在载。酒我随便，可喝可不喝，反正他也不用陪饮。在他，酒是自己的事，全与交际、应酬无关。学生不来他寂寞，要的就是我的耳朵。一堂课结束，我临行喝爹一碗酒，告辞出门去了。这个状态在那些年很平常，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爹撒手归天。告别时来了好些学生，我那时才知道，他上课时都有小酒壶在手，神侃得云山雾罩。我骤然生出些感动，想见他所在的高校气氛宽宁，颇存温情。

    事实上，我真正开始饮酒正是从那一年开始的，如今在家中的样子很像爹。只不过，我远没他那么熟悉古籍，看书杂而不精，要命的是过眼就忘。我为此苦恼，他略作沉吟饮下半杯酒，然后一句话为我解惑：书不用记在脑子里，看完就扔脚下，时间长了，你会发现自己变高了。我记住了，深以为然。如果不算自欺，至少可以自我安慰，结果是，这些年脚下垫的书多了，的确长高了一点。

    之所以爱喝酒，还是喜欢那种愉快放松的状态。若是酒聚，最怕一桌十三不靠，各怀心事，伺机求人办事，那种“尬喝”实在无聊。好在这场合在我基本没有。常聚的几位三观相契绝对投缘，有共同话题，可以相互激发，酒后屡有收获，没有白白上头。常聚者如陶东风教授，酒量时大时小，全赖心情和“问题意识”，然爱酒心切，勇气可嘉。偶然一两次有杨慧林教授在场，此公是我迄今所见酒量最大者之一，底色是侠肝义胆，但始终清风徐来、谈吐儒雅。

    要说喝酒以尴尬收场时也有。话说上世纪90年代中期，费孝通教授外出考察，我数次随诸位学者及费老门生出行。人在旅途，免不了围桌聚餐，一行中再有好酒之徒，便热闹起来。费先生如佛端坐，和蔼可亲，只简单吃点，不去理会小的们连连碰杯，越喝越高。一次，先生如平常一般率先离席，众人端着酒盅起而相送，私心杂念是，老人家先回房休息，我等能更无拘束，再开一瓶。孰料先生临走，转身摇头放下一句：“酒是与人争粮啊！”于是瞬间安静，接下来一桌人自惭形秽，身负罪孽一般。我口中念念：罪过罪过，浪费浪费。费先生不研究粮食，但研究种粮人和产粮的土地。遥想当年，他自苏州吴江而至清华，经广西大瑶山伤痛之旅到家乡庙港开弦弓村（江村），在扶持乡下人养蚕的姐姐费达生处疗伤，再至英伦求学，归来后在云南呈贡魁星阁主持西南联大社会学系……一生风雨，致力于在地研究乡土中国的进步之路，晚岁“行行重行行”，做致用之学，怀富民之志，强调文化自觉。这等情怀，岂是我辈可比？

    那次愧然生疚之后，我倒有了“问题意识”：酿一杯酒需要多少粮食？后来我去赤峰一带某酒厂，存心打听，厂主好像没这么算过，只说他们的酒糟被当地牧民争抢，一车车拉走用作饲料。接着和我调侃内地某省，说那里遍地酒厂，家家不过篮球场大小，酒是不会好的。他带我去看酒窖，人往深处走，有走向遥远的感觉，全是酒坛，两人方可环抱。他自豪道酒厂要看面积，有面积才有佳酿。我的问题没有解决，看着座座山丘般的酒糟，心里还惦记着粮食。

    我的“问题意识”还来自酒本身。若酒桌上失言，必罚酒三杯；若高论迭出、启人心智，必敬酒三杯。于是我总糊涂，实在搞不清这酒到底是坏、是好？此问题再遇机会，理应讨教出个结果。向何人讨教？以我所熟悉的有酒量的名士高人，想来能给我答案的可能是朱兄良志教授、孟哥繁华教授，当然还要有丁帆教授。如今见面不易，但来日可期，且先回家，独自斟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