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诗神的异域知音

    钱林森先生主编的《法国作家汉学家论中国古典诗词》即将付梓，他传来书稿让我先睹为快，并向我索序。事实上我有充分的理由可以推辞，因为我既不懂法文，又对法国汉学界的情况一无所知。但是钱先生指出：30多年前此书以《牧女与蚕娘》之名初版时，程千帆先生曾慨然赐序。如今此书以崭新的面貌推出第三版，而千帆先生已归道山，此版理应由其弟子撰序，以体现薪火相传的学术精神。我忝立程门，又年齿较长，既然义不容辞，只得摄官承乏。

    语言文字的多样性使人类的诗歌变化无穷，多姿多彩。然而任何事物均是祸福相倚，利弊参半，语言文字的多样性毕竟给诗歌的阅读造成了障碍。钱锺书先生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发表的演讲中说：“我是日语的文盲，面对着贵国汉学或支那学的丰富宝库，就像一个既不懂号码锁又没有开撬工具的穷光棍，瞧着大保险箱，只好眼睁睁地发愣。”此语若指学术论著，并不十分准确，因为我们可以通过翻译得到弥补。若指诗歌阅读，则相当合理。虽然有许多翻译家在孜孜不倦地从事诗歌翻译，但我一向认可美国诗人弗洛斯特的判断：“所谓诗，就是翻译之后失去的东西。”试看弗氏的著名短篇《未选择的路》，顾子欣、方平等人的汉译都相当不错，但毕竟减损了原作的韵律之美，不如直接阅读原文。然而我只学过英语，遇到非英语的外国诗歌，仍然要读译文。年轻时爱读雨果的小说，顺带着也喜欢上他的《秋叶集》《光与影》等诗集。可惜不懂法语，只好从译本中约略想象法语原作的声情之美。同样，我读波德莱尔《恶之花》中无关“醇酒妇人”的诗作，例如《旅行》的第8节，也有同样的遗憾。总之，把诗歌翻译成其他语言，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当然，我决无丝毫轻视诗歌翻译家的意思，相反，我对他们深表敬意。正是他们的辛勤劳动，使我这样连法语字母也不认识的中国读者得以依稀领略雨果和波德莱尔的诗歌。同样，正是某些法国作家、汉学家的辛勤劳动，使中国古代的一些名章佳句走进了法国普通读者的阅读视野。更加重要的是，这些翻译家往往也是努力研究中国古典诗歌的优秀学者，像雷米·马修、郁白、桀溺、保罗·雅各布、胡若诗等人，他们的优秀论文都被收进本书。

    法国的作家或汉学家研究中国古典诗歌，是一件难度很大的事情，因为无论空间还是时间，主体与客体之间都存在着巨大的跨度。首先，法、中两国相去万里，江山异域。其次，法国学界研究中国古典诗歌起步甚迟。法国学界对古典文学的研究或始于弗朗索瓦一世于1530年成立的法兰西学院（CollegedeFrance），但它研究的对象只是希腊语、拉丁语和希伯来语的文学，当时的法国学人对遥远东方的汉语古典诗歌闻所未闻。而且1530年是中国的明代嘉靖九年，日后受到法国学人重视的中国古典诗歌在那时早已进入尾声，连唐诗都已过去了600年，更不用说《诗经》《楚辞》了。至于钱先生在本书中选录的法国学者，则都是生活在20世纪以来的现代人。让他们来研究中国的古典诗歌，既要“视通万里”，又要“思接千载”，这需要何等卓越的思维穿透能力！然而抽读本书的部分文章后，我对他们达到的学术高度深感钦佩。31年前，我在《神女之探寻——英美学者论中国古典诗歌》的序言中说：“如果说一般的西方读者仅仅通过译文约略地窥见了东方诗神的惊才绝艳，如果说庞德等西方诗人对中国诗歌的倾倒还是稍嫌仓促的一见钟情，那么，西方学者（尤其是最近半个世纪的西方学者）对中国古典诗歌的深入研究，则已经显示出他们对东方诗神确是在‘上下而求索’，他们不仅注意到她的翠羽明珰、浓妆淡抹，而且还注意到从她的眉尖颦笑看到心底波澜。”那是我当时拜读了大卫·霍克斯、海陶玮、宇文所安等英美学者的优秀论文后得出的结论。现在看来，他们的法国同行在同类研究中达到的学术高度毫不逊色。

    试举一例。中华先民在文字表达上向以简炼为原则，孔子说“辞达而已矣”，陆机说“要辞达而理举，故无取乎冗长”，刘勰说“芟繁剪秽，弛于负担”，皆是此意。加上汉语、汉字的独特性质，使得中国古典诗歌的篇幅都比较短小，很少有长篇巨制。唐诗中的重要体裁如五言绝句，甚至全篇只有20个汉字。这与欧洲诗人动辄成百上千行的长诗相比，可谓大异其趣。有些学者视中国古诗的简短为缺点，比如美国学者夏志清，本是华裔，却认为欧洲诗歌多长篇巨制而“唐诗也不好的，诗太短了”（见王寅《赫德逊河畔访夏志清》，《南方周末》2007年1月11日）。相反，本书所收的保尔·戴密微的《中国古诗概论》则对五言绝句这种诗体赞不绝口：“如果读者脑子里充满了我们的地中海的文化传统，他也许会觉得这种诗太短小了……人们采用只有二十个音节的四行诗的形式是不可能创作出伟大的诗篇的。然而，这些音节中的每一个音节本身就是一个小小的世界，它宛若变化多端的胚芽一样，是一个充满着辐射涵义的语言单位，它能够在听觉上和视觉上产生强烈的共鸣，因为它是用本身就是艺术作品的图画似的文字写出来的，它的发音含有能在韵律上发生作用的音调的变化；它能通过一些以继承的方式训练出来的心理重心去触及美学上的敏感性，而我们的心理学和生理学却不能使人产生这种类似的心理重心。”相比之下，夏志清可谓数典忘祖，而戴密微却能欣赏异域诗歌的异量之美，其论析深中肯綮，堪与李白、王维等擅长五言绝句的唐代诗人相视而笑。

    总之，我认为本书的编选是很有意义的，书中的文章确实值得译介给中国的古典诗歌研究者以及一般读者。我因此对长期从事中法文化交流的本书主编钱林森先生表示由衷的敬意。